散木：也说1966年学人刘盼遂先生之死

狂人

散木

                                一

    顷读《历史学家茶座》（总第5辑）王同策先生《翠微校史的日子里——罗继祖谈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一文，文中提及的刘盼遂、傅乐焕二先生之死，以及刘节先生之被批斗，事情虽然已经过去数十载，读之仍有惨然、凛然之感。

记得诗人于坚先生在获得“新诗界”国际诗歌奖时说：“1966年的‘文革’其实是一次巨大的‘灭心’运动，它毁灭的不仅仅是文化和日常生活，更是中国之心。‘在灵魂深处革命’最终导致的是心灵和良知的虚无，导致了无数的死魂灵。”（《返回大道的过程》）是呵，无形的“灭心”，是需要多少代人才能消除和荡涤的，那么，有形的“毁灭”和伤害，现在难道已经被全部记入了历史，供人们刻骨铭心的记忆了么？这，未免太乐观了，否则巴金是不会在他的晚年一直耿耿于怀于一座“文革博物馆”的无处可觅了。甚至，在那“无数的死魂灵”的名籍中，比如刘盼遂、傅乐焕、刘节等等，今天的学子们会知道他们么？又如具体到当年刘盼遂先生之死，不是还有各种“版本”，竟至今不能定谳么？

                           二

当年“文革”结束后，开始公审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中，提及“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挥和煽动而造成的冤案，使各级党政军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大批干部和群众以及大批归国华侨遭受诬陷迫害”，在这份《判决书》中纪录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被迫害致死的”名单中，就有学人刘盼遂先生。

刘盼遂（1896——1966），名铭志，河南息县人，著名古典文学家、古音韵学专家。至于笔者所以对刘盼遂先生产生兴趣，最初是因为他也是山西大学的毕业生，那也就是说，他是我的校友。

早先的山西大学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国立大学之一，除学生的刘盼遂之外，当年文科师长中，曾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和章太炎两大弟子中“南黄北李”之称的黄侃教授、李亮工教授以及周扬曾称之为“中国第一位以马列主义观点撰写中国文学史”的贺凯教授；学生么，也并非都是籍籍无名，徐森玉（国宝级的青铜器文物专家）、章廷谦（鲁迅密友，曾参与创办《语丝》杂志）、萧一山（清史学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他们与刘盼遂都是最出彩的一批走出太原、走出娘子关的知名学者。

刘盼遂后来曾在山东第二女子师范和曲阜第二师范任教，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专攻《说文》用古代汉语，彼时其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李济等，他的同窗中则有王力、吴其昌、姜亮夫等。1926年刘盼遂毕业，当时他的论文《百鹤楼丛稿》被评为优秀论文，后留校继续研究两年，随后又先后发表了《春秋名字解诂补正》、《广均序录校笺》、《跋唐人写均书两残笺》、《尔雅草木虫鱼释例补》、《世说新语校笺》、《淮南子许注汉语疏》、《说文汉语疏》、《观堂学礼记》等专著和文章。说起来清华国学院于1928年就终结了（仅存4年），它开办的时间虽短，但为现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善于用新思想治理国学的优秀人才，在它所培养的4届学生共70余人中，赫然就有刘盼遂以及高亨、徐中舒、吴其昌、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卫聚贤、谢国桢、杨鸿烈、陈守实、刘节、蒋天枢等学术大家，因而这所研究院在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也就享有了“文化泰山”般的崇高地位。在研究院学习的同时，刘盼遂又在北师大师从黄季刚先生研究《文心雕龙》，此后，他与王重民、傅振伦、谢国桢等还一起成立了《学文》杂志社，编辑《学文》期刊，这一学人圈子当时被称为著名的“北学派”，而刘盼遂的代表性著作，有对《论衡》和《淮南子》等传统学术典籍的研究和考证（如《论衡集解》等），如今他更为人所知的一本书，则是他与郭预衡先生合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了。

刘盼遂后来辗转任教于河南大学、中州大学、河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期间讲授他所擅长的古礼制（即周礼）等，而他治学耕耘的范围则在经学、史籍、文法、辞章、校勘、目录等各方面，尤其致力于文字、音韵、训诂，特别是《说文解字》，他烂熟于心，先后著有《说文汉语疏》、《说文师说别录》、《转注甄微》、《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论衡集解》、《释九锡》等。1929年起，他还受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又自1931年至1934年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专任讲师，讲授“文字学（形义）”、“大一国文”和“文论”（选授“自唐以来之范文以及唐以来各代之作品、各派之衍变、各家之艺术”等）等课。

1949年以后，教会大学停顿，辅仁大学划归北师大，刘盼遂此后就长期在北师大中文系任教。北师大历史上素以名家荟萃著称，如鲁迅、钱玄同、黎锦熙、陆宗达、沈兼士、顾随、余嘉锡、吴承仕、谭丕模、李长之、穆木天、黄药眠、李何林、俞敏、钟敬文等，以及前几年逝世的启功和郭预衡等先生，刘盼遂在该校称得上是桃李芬芳，如古典文学家聂石樵、邓魁英等，就是受其亲炙的。

                           三

笔者对刘盼遂产生的另外一个兴趣，是早就知道他是中国藏书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

这怎么说？若说他是千万人中的一个书痴，这不稀罕，刘盼遂生前曾对他的学生说过：“人好比鱼，书好比水，水有多大，鱼就能游多广。”笔者对此有一个浅陋的见解：如果是做文史研究的学者，要知道他的深浅，一个方便的观察就是看一下他的书斋便是了（当然，对于钱钟书那样的学者，就是例外）。刘盼遂还曾说过：“要学业上有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专心致志；第二，要书多；第三，要生活安定。”笔者也以为这是学者治学的不二法则。因为：学者治学是要讲唯物主义的“条件论”的，刘盼遂提到的“专心致志”，实际上就是成功要素之一的“汗水”（当然，适当的还要讲一点“天赋”），即主观的努力，以及客观的藏书背景；刘盼遂提及的成就事业的第三个条件，是说治学的外部环境，也是学者最起码的问学保障的底线，以此为标准，我们就可以发现：有那么多的学人就是因为匮乏于此而失去了治学的能力（王国维、陈寅恪等等），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

刘盼遂生前在北京的住宅，命名为“居之安”，其弟子聂石樵、邓魁英两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道：那是西单的一个独院，“院落不大，一排正房，两个对厢。屋里陈设非常简单，对着门放了一张方桌、两把椅子，----这就是刘先生经常接待客人、同朋友谈天和向学生授业解惑的地方。另外，临窗还放着一张写字台，写字台前有一把笨重的木椅，这就是刘先生每天工作的地方。靠北墙是一排大书架，上面摆着白纸的《四部丛刊》初、二、三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等。靠西墙的书架上摆着他经常用的书籍。东面是一间卧房，另一间收藏着各种善本书。-----墙上挂的条幅、对联，有的是章太炎题的，有的是梁任公题的。”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普通和安静的院落里，刘盼遂写下许多关于音韵、文字、训诂的文字，以及他笺释和校勘过的古籍，他凭借了他所提出的那“三个条件”，成为外号为“活字典”的学识渊博的大名鼎鼎的名教授。然而，不曾料想，后来发生的事，不仅是大大超过了白居易的“居大不易”，简直是求一平民百姓的“安居”亦不可得矣，刘盼遂就是惨死在这“居之安”之内的！他的藏书么，其大部分竟也被送进了燕京造纸厂还魂矣。

                           四

刘盼遂平素做学问和做人，都可用一个字“朴”来说明：治“朴学”，做“朴人”。他淡泊于名利，也很少参加社交活动，更从不在背后随便品评他人。进入新时代后，他的清华老同学谢国祯曾善意地劝他多参加一些社会上的活动，刘盼遂回敬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谢多情，刘寡欲!”这是出自《世说新语》中的语言（刘盼遂熟读此书，他还有《世说新语校笺》）。又据启功《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早在反右运动时，刘盼遂大概就是因为他的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才避免了一场大祸，所谓“沉默是金”，“当时中文系师生许多划为右派，只有刘盼遂先生读书多，记忆强，虽没划右派，但口才较拙，上课后在接着的评议会上，总是‘反面教员’。”如此看来，就是口讷和藏拙也无济于事了，刘盼遂躲得了一时，究竟躲不了一世，也就是这样一位大概抬脚还要看看道上有无蚂蚁的好好先生，在不久后的那场天罡地煞般的“文化大破坏”的风暴初起时，据说就被街道里的“红卫兵”关押了起来，最后又据说是“被拷打致死”。

王同策先生在《翠微校史的日子里——罗继祖谈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一文中说到刘盼遂的死，是夫妇“在自家的水缸里双双自溺身死”！！！其实，这只是关于刘盼遂之死的一个“版本”而已。记得秦杰曾在《博览群书》发表有一篇《珍贵的签名本藏书》，文章中提及1974年钱玄同遗物散出，他在琉璃厂获得和收藏有一本刘盼遂送给钱玄同的书，书的内页写有“玄同诲正，盼遂敬奉，1936年秋”的字样，秦杰以为“师生之谊、同事之情，跃然纸上”，他还不禁回忆道：“这使我常想起‘文革’之初刘盼遂先生目睹北京红卫兵将家藏数万册古籍焚于院中，刘先生舍身扑向火海，与典籍同归于尽的悲壮一幕。”

这就是笔者想要“考证”的一个题目——刘盼遂先生究竟是如何死的？

关于刘盼遂与传统典籍同归于尽的传闻流传已久，尤其到了今天，人们开始大谈“国学”或“传统文化”，不由就说到了刘盼遂先生的故事。比如吧，北京师范大学郭齐家教授被“大午集团”利用儒家思想办企业的事例大受感动，也不禁回忆起当年唾弃传统文化，甚至“我们的老师、前辈很多都在‘文革’中斗死了”，于是慨然如今“有人说‘文革’没有必要再讲了。我说不能不讲，我校中文系教授刘盼遂先生是一位很有水平的教授，收集了许多古代文化典籍，有宋版的、绝版的，红卫兵给他烧了，这位70岁的老先生扑在火上也烧死了，和中华文化共存亡。他的夫人则在水缸里自尽。”那么，当年刘盼遂究竟是死于殉书呢？抑或是被“红卫兵”毒打致死的呢？或者说，是谁溺死在那一口水缸中的呢？接着我们还可以发问：何以“文革”早已结束了那么些年，却还有许多谜团解不开呢？这又比如老舍先生的死，如今竟也有不同的“版本”。

                             五

40余年之后，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40年前“浩劫”初起时的惨烈吧：

1966年8月下旬，刘盼遂“居之安”的安谧被“红卫兵”抄家的“造反有理”的行动所打破，刘盼遂此时也受到了他大概一生不曾挨过的殴打。据说当时正是北京“红卫兵运动”最烈之际，也即“满城尽带红袖标”、抄家打人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万岁”的事件不时可闻。于是，刘盼遂因出身地主家庭（“红卫兵”还说他就是地主），又是“反动学术权威”，在遭到抄家和毒打之后，刘盼遂暴毙于“居之安”（一如他的死是一道谜，他死亡的准确日期至今也仍然无法断定）。

如今关于刘盼遂之死的各种传说（“版本”），一就是王同策先生所提到“自溺身死”，而当时“红卫兵”也声称他就是这样自杀的。后来王友琴在做“文革”死难者的调查时，认为在那样一个小水缸中不可能自杀，另外，王力夫人夏蔚云女士也认为那个水缸只有脸盆大小（笔者估计：那时北京早已有了自来水设施，一般四合院家庭庭院里的水缸，只是莳弄花草所用，当然规模有限），刘盼遂（而且是夫妇二人）怎么可能在那样的浅水里自杀身死呢（即不能相比于王国维所死的昆明湖或者傅乐焕所死的陶然亭湖水）？于是，启功在回忆中就认为：刘盼遂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然后塞到水缸里的；此外，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同人则认为刘盼遂是被人强压进水缸，是窒息而死的；甚至是刘盼遂被人打死之后，又被人头朝下放进水缸中的，这样做的目的是用来伪称他是自杀的，《读书》（2006年第5期）有篇朱玉麟的文章《春山秋恨有谁知》就说：“这位忠厚木讷的长者与夫人在家中被红卫兵揪斗致死，死后的尸体，竟被伪造了自杀的现场，双双头朝下浸泡在了水缸中”云云。

更令人吃惊的是，据说当年参与打死刘盼遂的人群中，甚至还有小学生；以及当时刘盼遂的儿子曾经跑到北师大请求帮助，却竟无一人出面去制止“红卫兵”的暴力行为，于是，刘盼遂先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那年，他才60岁左右，正是一个学者的黄金时代呀。

那么，刘盼遂究竟是死于“红卫兵”的毒手，还是他毅然绝然地赴死于书的火海中的呢？历史在这里只能是“沉默”了！

不要忘记：与刘盼遂一同赴死的，还有他的夫人！据说她当天外出买菜回来，看到丈夫在火中“涅槃”，于是默默走入屋中，在水缸中自沉！！！我不知道今天的读者或者学子，看了这样的“故事”，会不会懂得历史的沉重！或者，还有没有当年的亲历者或亲闻者，来证实一下这一个“故事”呢？或者，有人会站出来“忏悔”？？？而我们众多的历史研究工作者，难道我们鲜活的历史，总是要苍老到成为后人手里的“考证学”时，才会慢慢得到澄清么？抑或，甚至就此不了了之呢？呜呼！

                            六

王力先生在“文革”之后吟诗，有悼念学界同仁的《五哀诗》（收入《龙虫并雕斋诗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其中，首挽老舍先生蹈水（北京太平湖）之痛：“自古文人厄运多，堪嗟魑魅喜人过。龙须沟水成陈迹，今日明湖当汨罗。”继之，挽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之含冤自杀：“马班事业一家言，让步何堪大罪论。大狱株连莫须有，夫妻服毒死含冤。”再，挽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冤死狱中：“海瑞何如吴子忠？拘囚远比罗官凶。贾生流涕浑无补，赢得灾殃及汝躬。”以及历史学家周予同先生在“批孔”运动中身蒙奇天大辱：“经学渊源自不群，妄将尊孔厚诬君。传车押解山东去，带锁披枷掘孔坟。”最后，就是哀挽刘盼遂先生了：“博学宏词属老成，醇儒应与世无争。孱躯底事遭鞭挞？水瓮埋头竟丧生。”诗末，注云：刘“被打死后倒栽于水缸中，谓其自杀。”显然，王力先生是毋宁相信刘盼遂是死于“红卫兵”之毒手的。

关于刘盼遂先生的死，陆昕《闲话藏书》一书中也提到了几种不同的“版本”，不妨抄录如下：

“‘文革’初起，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之时，抄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盼遂先生的家。刘先生不仅是享有大名的学者，而且收藏善本古书很有名气，藏本中最著名的是一部宋版《十三经》，宋刊宋印，可谓惊世之极品。而为了从工资里省下钱买书，刘先生穿的衣服常常洗得变色发白，袜子也打了补丁，甚至有时还穿了双女儿穿小了的方口布鞋。为买书，刘先生的夫人也常与他闹意见，甚至向学生们发牢骚。刘先生曾说：‘我爱书如命，活着与书共存，死了可不能与书同亡。这些书就捐献给学校和国家。’不料‘文革’中一群红卫兵冲进他家，先是听说把刘先生和夫人同时拷打至死，书则一把火烧个精光!后来又风闻刘先生的夫人先被打死，刘先生伤而未死，但当他看到院中一片片纸灰化成的白蝴蝶凌空飞舞，感到一生精力所聚尽毁于斯，顿觉生趣全无，于是在家破人亡的悲愤中自杀身死。再后则传言当时红卫兵将书堆于院中点火焚烧，刘先生再三恳求送图书馆不得，最后忽将身一跃，扑在书堆上面，欲与书共受火焚，但被红卫兵拉到一旁，棍棒交下而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