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我与家藏的五部《清经解》——写在上海书店重印《清经解》之际

狂人

在家藏数万册书籍中，复本是难免的，但同一种书拥有五种版本的，只有《清经解》。这部卷帙浩繁的经学丛书占位太多，却至今不愿转赠，是因为我与她们有一段难以忘怀的书缘。《清经解》是我学术生命的灵魂，而这五部书正是我学术经历和足迹的见证。

　　20世纪70年代初，我带了一套石印本《康熙字典》去苏北下乡。书荒的年代，无书可读，偶尔借到几册唐诗宋词，都整本地抄了。再要打发时间，只能拿《字典》来消遣。“文革”时才小学三年级的我，能识得几个字？勉强含糊翻看，不过是囫囵吞枣、依稀仿佛而已。至于书前《四声等韵图》中的黑白圆圈和见溪群疑等字母，更是不知所云，这就是驱使我后来自习音韵学的强大动力。1978年上调回城，被分配在自行车厂当流水工，干的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的工作，早中两班轮番，业余时间就沉浸在上海图书馆钻研等韵学和古音学。因研习古音而走近经学，因经学而关注训诂文字，因传统小学而叩开乾嘉学术之门。当时上图参考阅览室对我厚爱有加，每天保留的书总有几十册，像《刘申叔遗书》《王静安遗书》和《崔东壁遗书》等都曾长期保留过。偶尔听人说，乾嘉学术著作之精华，大多被搜罗在大型丛书《清经解》中。抱着侥幸心理，去上海古籍书店碰运气，奢望一编在手，全部拥有，但也明知价格绝非我能承受，只是幻想而已。

　　那时书店不开架，看书要请营业员拿。时间一长，熟识的书友多倚靠着柜台与营业员闲聊。一天，在书店碰到一位买书友，谈起《清经解》，他神情自得地说，70年代初，他用四元钱买到一部石印本正续《清经解》（当时石印本的市价是一毛钱一册，他显然便宜了一元多），里面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等。我听着听着，觉得原来的幻想可以变成理想，只是书店目前没有存书。于是我与他攀谈，请教尊姓。他姓崔，与我交换了电话。我表示要是长期寻觅不得，是否可以惠借，或从中借几种，他表示可以。之后一段时间，我隔三岔五地去书店问，结果当然是失望而归。失望久了，曾忐忑不安地拨通过崔先生的电话，得到的当然是无须预料的结果。四元钱可以买一部，即使有所上涨，我也能够承受（农场回沪的工资是三十元六角，须半年后转正拿三十六元），于是四处拜托朋友，祈求能有私人转让。该是冥冥之中的吉人天相吧，我中学林姓同学的弟弟说，他南通的舅舅有一套愿意出让。亟问其价，索要五十元——我一个半月工资的数，十二倍于70年代初的价！我是一个书买不到买不起就会经常做梦的人，所以下意识觉得必须买下。思念一定，立刻去十六铺码头买船票。哪知船票告罄，路边的黄牛要我三倍的价——三元六毛，我毅然买下。那是晚上十点我去农场的一班轮船。我提着一只那年代都是自己买料做的黑色旅行袋，揣着念想，在昏黄的灯光下半梦半醒地度过了六七个小时。凌晨五点到南通，边问边摸，到了同学亲戚家。渴望他给我先看书。他说书在单位，要下班带回来，让我先睡。怀着无奈，挨着日头，等他把书带回来，已是上灯的时候。我匆匆点了数，点石斋石印本《清经解》二十四册，鸿宝斋石印本《续编》三十二册，付了钱，旋即踏上回程的船。船舱内，我忍不住拉开旅行袋，取出字如蚊蝇大小的石印本，在暗淡的灯光下阅读观摩，竟发现《续编》最后两册是配本，一丝遗憾闪现，旋即又被实获至宝的欣喜淹没。那年代提着旅行袋挤在船上蜷缩的，不少是投机倒把做小生意的人，我不在意人家怎么看我，而我似乎既被投机倒把了一回，又想趁此投机倒把一回，用沉重的代价换得了日思夜想、久觅不得的书。这种付出的心痛和得到的欣喜，让我产生错觉：有了这部书，就拥有了这部书的知识。

　　从这以后，我将这部书放在床头，每天要翻上几小时，哪怕是中班下班回家已近午夜，也经常看到凌晨两三点。知识，从小学的程度逐渐上升，视力，从空军的标准直线下降，但它毕竟改变了我的人生：1980年底，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招聘编纂人员。我笔试成绩名列前茅，但久盼没有复试机会，后来听说他们以为我的试卷是枪手所代——在那个年代有这样想法非常自然，因为不太可能有小学生能够解答八开四大张的文史题目——于是有人怂恿我写一篇文章行卷，或许会有用。我就根据《清经解》里《左传》的资料，写了一篇《“自诒伊戚”“自诒伊阻”考》转交，行卷有用，果然换来了复试机会。复试时主事者问了很多《清经解》问题，我记忆中那是真正的对答如流，就这样进了汉大编纂处。进编纂处编词典，经常用到《清经解》，我将《丛书综录》中《清经解》目录复印后标上册卷，便于翻检。之后又将四百种书名抄录在本子上，逐个标注书名、卷次异同，不同版本、作者碑传、学派关系，渐渐形成一种研究资料。1987年，上海书店准备影印正续《清经解》，得知我对此书略有研究，便来下询。我建议他们用咸丰补刊本，并增加庚申补刊的许鸿盘《尚书札记》一种，这样比较完整。书店采用我的建议拼版，并嘱写一篇前言。我性好追根究底，有了这个机会，利用已积累的资料，对其刊刻缘起、存录取舍、缩印改编及清代学术等做了详细的梳理与考证。由于都是业余时间撰写，查一段资料，一个版本，必须等到星期日，每天只能写数百字，时间拖得很长。到《清经解》临近印刷，才写出初稿。书店正好推托时间紧，取我初稿撮要写一篇出版说明冠前，为了酬谢，送了一套价值355元、相当于我几个月工资的影印本。我自揣一个小学程度的年轻人，岂敢奢想将小文置于乾嘉大师大著作之前？能够得到新印的书，已是得大于失了。影印本是九拼一的十六开本，比石印本大一倍，显然字大看起来清晰，成了我日常翻检之书，这是我第二部《清经解》。据说当年中国书店原想四拼一影印，印了广告，因为上海抢先占了市场，就此搁置。

　　获书的喜悦，在那年头，是我精神上最大的快乐。至于所写的《正续清经解编纂考》，因是冷僻的经学，又长达几万字，发表（上接第1版）无望，只能束之高阁，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1993年，台湾有书商来大陆搜求学术书稿，不知是谁介绍，竟然半夜来访。那位年轻的圣环老板自称是周何的学生，对经学情有独钟，相谈甚欢。询及书稿，对以音韵文章和《清经解编纂考》，他索要书稿，欲为刊印。我爬上尘封多年的藏书小阁，翻出手稿，让他带回，刊在《经学研究论丛》创刊号上。记得他只寄来一本不全的抽印本，我一看，缺行漏段，无法卒读。那时两岸交流不多，求书无门。时值文堪先生和傅杰兄帮助王元化前辈编辑《学术集林》，索稿重新将全文刊在《集林》上，王老由此对我特别器重，两次对我说，某某某的文章我退了几次，你的文章我一定会用。听王老的话，我紧张得有点哆嗦，但受到很大的鼓舞。后来也听说，台湾学者误认为我是大陆研究经学的人，这篇文章竟从此将我与台湾学界联系在一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并入世纪出版集团后，办公用房紧张，领导要拆掉图书馆，将一些常用书和残本让职工挑选，象征性酌付书款。那时我已离开汉大，因私人关系，也让我挑了几箱，其中有一套品相极差的鸿宝斋《皇清经解分经汇编》残本，缺了几册。这套书的用处在于它分经后面的“别录”、“群籍各种”和“杂录”，将非专著的散篇依类汇编，可以快捷地检索淹没在一千数百卷中的资料。虽有残缺，还是可以帮我节省不少时间，这是我第三部《清经解》。

　　2000年，南师大徐复老九十华诞，我代表上海辞书出版社呈寿序一篇，颇得徐老颔首，因得于会议期间侍对左右，纵论文史。询及所学，以《清经解》对，谓更有《清经解外编》研究计划。徐老索阅后，传信谓台湾有人欲出版。唯当时役于工作，无法撰写。2004年，江苏凤凰出版社王华宝先生来电，说他们听了徐复老的话，要出版《清经解》，并欲将我的《编纂考》置于书前，佐助读者，垂询影印哪个版本好。我向他介绍石印本以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书局的《皇清经解石印直行足本》内容最多，它补充了严杰刊落的内容，但建议他们重新用庚申本拼版，最好四拼一，若嫌篇幅太大，九拼一也可。要注意拼版中的脱漏，因我已发现上海书店影印本曾脱漏二十余行。后可能因为拼版太煞费事，最后选取上海书局的直行足本，放大影印。因为不付《编纂考》的稿酬，送了一部书，书价3200元（后来加印几十套，提价到3500元），这是我第四部《清经解》。上海书局本拼接石印时，曾选取原书抽换过几种经解本，如沈彤《仪礼小疏》，条目比严杰刊刻的多。但若你引用的适值是足本多出的内容，不标明版本，恐怕别人无法查到。另外，由于将石印小本放大，字口的石印游丝很明显，因而网上不无微词。

　　今年年初，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老友许仲毅来电，说要重印1988年的《清经解》，问我有何见教。我在简单介绍各种版本得失之后，说他们如果重印，一是要补足当时的缺漏和错拼，二是移正原目录中的错误。商量下来，仍将小文《编纂考》放在前面作为阅读梯航。这次影印，用80克纸，开本也放大为889×1192的大十六开，使版心大出25mm，不仅更为美观，字亦大了许多。为方便读者，书前新做书名目录，书后附录书名人名索引。定价6800元，也奉行以书代酬的方式，不付稿酬，送一套书，这是我第五部《清经解》。

　　五部《清经解》，凝结着我与她和出版社的关系。

　　你钟情于什么样的书，并愿意用生命与它沟通，日就月将，你可能就会成为怎样的人；成为怎样的人，就会形成与之相应的生活道路和学术品位。在这个意义上说，书是有生命的，用心读书，那么与作者交流或日对古人，就不是一句空话。

　　现在想来，我当时以生命为代价，以《清经解》为中介，实实在在地赌了一把。她首先让我告别了卓别林式的机械劳作，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其次，这部石印本《清经解》若放在拍卖行起拍，绝不止我现在一个半月的工资；更重要的是，我没有和同学、同事一起下岗，且现在的工资，足以买新影印的《清经解》，但我已无须再买。人过中年，渐多忆旧，要使心境愉悦，莫过于去选择几则可以感恩的回忆。上海图书馆参考阅览室的管理员、一面之缘的崔先生、同学的弟弟、他的舅舅、书店的经理，他们促成我走近《清经解》，走进学术。三四十年过去，我沉浸在书斋里，早已与他们失去联系。但只要翻开《清经解》，便不时地会想起他们的音容。

   来源：中华古籍网  原载：《古籍新书报》　2014年0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