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日特辑：百年河大掌故

狂人

2014年9月25日，是我校成立102周年纪念日。在这里，我们从她的一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采撷了几朵闪亮的浪花，以期大家进一步了解母校的辉煌历程。

河南大学校歌及其作者

      

校歌是一所学校师生众望所归的灵魂家园，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在河南大学百年建校的历史进程中，曾响彻过三种不同版本的“校歌”。第一种是建校之初，预校时期英文版的《母校之歌》（ALMA-MATER），当时只是朗诵，没有谱曲；第二种是1940年抗战时期的《母校校歌》，嵇文甫作词，陈梓北谱曲；第三种是1992年庆祝建校80周年时，新作的《河南大学校歌》，张予林作词、张彬谱曲。后一种没能普及，2002年九十年校庆时，学校决定恢复使用1940年的《母校校歌》为《河南大学校歌》（见图一：八十年校庆后陈梓北收藏并修改过的《河南大学校歌》）。并根据时代发展，将原歌词中的“三民”与“四维”改作“民主”与“科学”。从此，《河南大学校歌》在师生中再次广为传唱，成为河大人“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战斗号角。

　　这首传唱至今的校歌，歌词为“嵩岳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光。四郊多垒，国仇难忘，民主是式，科学允张，猗欤吾校永无疆”。作者是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时任文学院院长的嵇文甫（见图二左）先生。他还创作了《献给祖国》、《走出象牙之塔》、《抗战到底》等激情奔放的歌曲。嵇文甫（1895～1963），河南汲县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6～1928年在苏联留学，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讲师、副教授。1933年应聘为河南大学教授，后相继担任河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原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大学副校长。1950年4月当选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后又转任河南省副省长。他在河南大学执教23年（其中担任校长5年），是当时河南省惟一的一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的经历以及在河南大学的成就与贡献，在《河南大学校史》中有多处详细记载，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校歌的曲调，如今已深深印在每位河大校友心中。不用发出几个音符，大家就能够听出是校歌的音乐。他的谱写者却不如歌声那么被人熟知。他是当年教育系教授陈梓北（见图二右）。陈梓北（1905～2001），山东黄县人。193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在开封一师等校任教5年。1935年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攻读教育科研究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愤然回国。1940年8月到河南大学教育系任教授直至逝世。《河南大学校歌》是他刚刚回国之后，怀着抗日救亡的满腔热忱和对祖国、对母校的热爱谱写出来的。同期还编写《抗战歌曲选》、《战教周刊》，并为《“七七”中学校歌》、《纪念鲁迅歌》、《远征进行曲》等谱曲。1951年陈梓北先生加入民盟，1984年加入中国共/*/ 党。他主讲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统计学和小学教材教法、教育学等课程，在国内小学数学教材教法领域独树一帜。长期深入小学进行“三算”(珠算、笔算、心算)研究。在“珠算”、“三算”、“珠心算”、“脑珠算”等计算技术的研究中处世界领先地位，其成果受到日本、韩国、墨西哥专家的高度评价。著有《丹麦教育》、《基本珠算讲解教程》、《珠算速成简明教程》等书。陈梓北是中国珠算协会的创始人，曾担任中国珠协副会长、《珠算》杂志顾问等职。

　　然而，这样一位在教育统计、心算、珠算等诸多方面颇有建树的专家，却还精通乐理，善于谱曲。抗战时期，在潭头的深山沟里，他精心研制教具，甚至发明出了全国首创的作曲工具———987型《陈氏乐尺》（见图三：陈氏乐尺及说明书），用于中小学音乐教师，以及爱好音乐与研究音乐者应用。它“可将难解、难记，苦于练习之部分变成易解易记而乐于练习之部分，在进研和声作曲时尤多便利”（《陈氏乐尺说明书》）。这把乐尺当时还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认可，终因时局动荡而未能投入生产。据我校艺术学院琚清林教授讲：“陈氏乐尺是乐理的高度浓缩，精通乐理的老师用陈氏乐尺，一周可将一年的乐理课教完”。1992年，笔者到校南门外教授院陈老家中采访时，才第一次见到这把尘封半个多世纪，从未离开过陈老的乐尺。

　　笔者在校园中与大家同唱校歌近三十年，虽然不曾聆听过词作者嵇文甫先生的当面教诲，但那铿锵有力的歌词，却是我最熟悉、最有亲切感的诗句。我还与曲作者陈梓北先生有过多年的往来。图一、图三都是在陈老家采访时拍下的。两位先生虽已去多年，但他们不同时期的容貌和众多老校友一样，都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他们留下的校歌，更是成为了所有河大人的心声。（时 勇）

大礼堂和它的不同传说

  

     说大礼堂是所有河大人的骄傲，这一点也不为过。大礼堂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建成，至今已有七十多个年头，当年它是河南省的宝贝，在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而今它已成了国家的宝贝，在全国仍属一流。

　　这座宫殿式的建筑，是1931年5月由许心武校长提出兴建的。当年，学校组成了11人的大礼堂建筑委员会，校长为主任委员，由前校长李敬斋主持，物理教师瞿茀章负责工程监督。“自1931年11月20日破土动工，至1934年12月28日圆满落成，历时3载，用资20万元，得到当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峙的大力支持……大礼堂是宫殿式建筑，青砖绿瓦，飞檐挑角，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光彩夺目，高大雄伟，中西合璧、风格独特。大礼堂占地面积为3932平方米，南北长73.75米，东西宽53.32米，高24.45米，总建筑面积4687平方米。礼堂东西南北四面都有门，南面正门有左中右三个大门，进入礼堂中门，四周玻璃明亮，光线充足。礼堂分上下两层，设楼梯6座，全部钢筋水泥结构，水泥地面。楼上楼下座位3;004个，全装设钢架座椅，空气流畅，音响效果好。讲台宽17.9米，深12.67米，可供讲演及影剧、乐队演出使用。讲台两旁楼上楼下辟室8个，作休息室、办公室、音乐室、储藏室之用，亦可作为教室，各室能容纳60多人。正门楼上设有办公室3间。大礼堂整个建筑设计之精美，工程进度之快，质量之高，为当时国内所罕见。”这段介绍，出自2002年版的《河南大学校史》（简称《校史》），是最为详实和最具权威性的了。除此，我还收集到有关大礼堂的一些不同说法，书为“传说”，以示区别和慎重。一、耗资与修建年限《校史》讲“历时3载，用资20万元”，而另一种说法是“历时四年，耗资银元29万余圆”（1981年版《学府纪闻———国立河南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简称《纪闻》），两者似乎有出入。不过，建国前我们通常使用的都是农历，习惯跨年头就算一年，而如今我们使用的公元纪年与台湾使用的民国纪年，除年份相差11外，其他没什么差别。我把《校史》记载的开工与完工日期换成农历，结果就成了“四年”：（辛未年）11月20日是公元1931年12月28日，而（甲戌年）12月28日是公元1935年2月1日。

　　《纪闻》使用的耗资数目，有整有零，超出我们使用数目的近三分之一。这里使用的应该都是银元，没有货币的差别。笔者还是偏向于《纪闻》中的记载数目，因为它是在台湾几位老校长身边的一位经历了大礼堂修建全过程的学子撰写的。二、青砖绿瓦与风铃在有关大礼堂不同的传说中，主要是《校史》与《纪闻》的不同，但也有二者相同但却与现在的实际情况不同的记载。比如二者都提到大礼堂是“绿瓦”，而实际上从笔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记事算起，见到的大礼堂都是青砖青瓦。询问老校友，大家也都不记得什么时间是绿颜色的瓦。只有从照片上辨认了，而我校保存的大礼堂照片，最早的一张图就是《纪闻》中使用的大礼堂图片（见上图），只可惜当年还没有彩色图片。黑白图片中，绿颜色比青颜色稍微浅一些，并没有大的差别。在我国，不同颜色的瓦用于屋顶，是有一定讲究的。一般皇宫用黄色琉璃瓦作顶（据说始于宋代），明清规定，只有宫殿、陵墓及奉旨兴建的坛庙才可用黄色玻璃瓦顶，擅用者要处极刑。但孔庙、关帝庙例外，因二者都受过帝王敕封。绿色瓦顶在故宫中属第二等级，为太子居住的房屋所用。蓝色瓦象征天空，等级高于黑色。黑色在五行中象征水，藏书楼不能失火，故宫文渊阁及寺观藏经楼顶大多用黑色瓦。这种黑瓦，应该就是我们习惯叫的“小青瓦”。

　　至于“风铃”之说，只有《纪闻》中有。我想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看看那张拍于当年的照片了。不管彩色还是黑白，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一目了然。经仔细观察，还真的没有，不仅大礼堂没有，连同七号楼和六号楼都没有。校大门早先的照片上没有发现，八十年校庆后的照片上才出现了风铃。三、八个大教室《纪闻》中说大礼堂“楼内有八个大教室”，《校史》中讲“讲台两旁楼上楼下辟室8个……正门楼上设有办公室3间”。正门楼上有一个三间的办公室无可争议。那么，另外的八个大教室在哪里呢？整天在大礼堂边工作，这么简单的问题一旦提出来，还真的难以回答。为此，我专门去了一趟大礼堂，故意问看管的师傅：“礼堂里有几个大教室啊？”回答：“那咱去看看吧。”楼上楼下转了两圈，还是只找到四间大教室。加上正门上边的一个，也只有五个。经和陈宁宁、王勇等同志讨论，我们终于回忆并统一了过去各是两间教室的情景。约在八十年校庆后，八个教室合成了四个大屋，也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四、高度、层数与楼梯数上文已经提出，大礼堂分上下两层，高度是：24.45米。这个我们不用去测量，也就承认了。但另一种高度你可能没有听说过，那就是它与铁塔一样高，这真的不是瞎说，而是有出处的。《纪闻》介绍大礼堂时说；“礼堂共分三层。原定高度，拟与铁塔同高，嗣以经费不足，酌加改正……”（见上图：刚修建好的大礼堂）这个原定，实在够惊人的，铁塔按55.88米计算，现在的大礼堂现在仅是其一半高。当然，这只是起初想与铁塔同高却并未实施的提法。

　　而礼堂共分三层之说，却让笔者苦思了好一阵。我极力想找到第三层的来历，甚至查到了《住宅建筑规范》的相关说法：“当建筑中有一层或若干层的层高超过3m时，应对这些层按其高度总和除以3m进行层数折算，余数不足1.5m时，多出部分不计入建筑层数。”还有，铁塔每层只能站几个人也算一层，礼堂11层台阶之上有可站百人的平台，这怎么就不能算一层；舞台上还有环形的工作台；学校申报文物的图纸中也有第三层的俯视图……但所有这些都被基建处段景联工程师一句话给否决了，他说，建筑有自己的底和顶以及围墙的才叫一层，上面讲的几种情况，都是共用一个顶。我又想起用单独楼梯从二层上去的放映间，这不是名副其实的第三层吗？段工说，这是附属的工作间，不能算礼堂的层。看来，《纪闻》中讲的第三层，仅仅是外观效果上的三层，而不是实际使用第三层。

　　可我看到却不一样。《校史》中讲到“设楼梯6座”，正式楼梯的确是三对六座，另有放映室的一座楼梯，二层舞台东墙外一个通往舞台上方的双层楼梯，还有舞台上两边靠墙（应该是新修的）通往顶层的专用楼梯。若都加起来，可又有大的出入了。

　　做事情就怕认真，我也有过这种感受，但该干的工作还是要认真去干才是。灯不拨不亮，理不辨不明，今天我们想把这些事情弄清楚都这么不易，那么明天若有人想弄明白它岂不更难？（时勇）

河南大学文物馆前的“小亭子”

    2002年初，在河南大学文物馆门前北侧的草坪上增添了一个“古怪的小亭子”。它土迹斑斑，且有裂痕修补之处，一看便知不是新建的；它的建筑风格与我国传统习惯不符，与其周围环境不配，不少人猜它是“外来户”。它房不像房，碑不是碑，古里古怪的，头上那个厚重的帽子，看上去倒有点象小亭子，身上却雕有“开封铁塔钢铁厂”的字样。如此古怪之物到底是从何而来？它是个什么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不少路人促足观看投以疑惑的目光，也有人从其身上的文字判断是“大跃进的产物”，也曾见到有的同学将其视为“景点”而在此前后摄影留念。

　　其实，许多人早就见过它，这东西在我们学校东大门内路旁至少已站立了四十多年（在校东操场时间更早）。只是肯刨根问底的人不多，能把底儿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多年来也没谁提及它，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如今，猛一换地方，且挪到了校园主干道旁，固然又增加许多“知名度”，对此，也确实到了该说说清楚的时候了。

　　带着与大家同样的疑问我走访了一些老校友，据长期在河大工作的石玉宝老师和周守正教授讲述，此物并非国产货，也不是开封钢铁厂建造的纪念碑，它原出自侵华日军修建的“神社”，日本人称此物为“魂灯”，是他们专门供奉侵华日寇亡灵用的。抗日战争时期，开封沦陷后河南大学曾被侵华日寇占据为司令部，昔日的高等学府就成了敌寇的大本营。其间，大礼堂内2880个钢架座椅被日寇坼去用于生产军火；雄伟的大礼堂竟成了日军的马厩；师生锻炼身体的东操场成了他们的放马场、火化场。现在化学实验楼附近的城墙边上，南面是火化场，（火化炉紧贴东城墙）是专门火化侵华日军和驻华日本人的。北面城墙上是一座供祭奠的“神社”，一条很长的台阶路通到西边城墙下，这两个“小亭子”就树立在这台阶路下面路的两旁。属日式和风建筑，水泥青砖结构，也是此座日本神社仅留下来的两座实物。５０年代，在大炼钢铁的浪潮中我校在此修建了铁塔钢铁厂，顺便用它充当了钢铁厂的招牌，并雕上了“开封铁塔钢铁厂”字样立于校东大门内路旁。周教授还告诉我：“应该把这东西拍下来，好让后人知道这段历史，记住这是日寇侵华的历史物证。”

　　说来这真是一件即遗憾有凑巧的事。作为摄影工作者，我深感失职，因为在我刚听了周教授讲述这段往事，还没来得及去拍照的半月之内，这两个几十年、几个“朝代”、多少风雨雷电、战争和运动都安然过来的水泥青砖之躯，经双双倒在了突如其来的“车祸”之中。先是向校园内拉土种树的民工不小心，用拖拉机挂倒了一个，当时就摔成两半。车主听说是文物，吓得多方托人求情最终受到罚款５００元的处理；紧接着，是到东大门内出版社书库拉书的一辆货车，倒车时又撞倒了另一个，这次坏的更惨，简直是粉身碎骨不成样子，已无法挽救。后让肇事者将前一个好一些的，在断裂部位中间穿上钢筋组合修缮（共花费７００元）后，运到了文物馆门前北侧碰不到车的草坪之中，也就是现在的位置。总算留住了一个完整的实物，而我终究没能留下一张它们双双在东大门内“原产地”的照片。

　　据悉，９０年校庆前，也是在“亭子”被撞前不久，历史文化学院程民生教授和出版社马小泉教授就已商定好，要将校东门内的这两个“亭子”转移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准备再另做一个牌子加以注解，为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教育所用。那知计划还未实施，机会就已经错过了。此类教训，或许并非仅有。我百年老校，文物遍及，保护意识不可一日懈怠，前车之鉴不能再有闪失。“鬼子”已被赶走了，但这段日军侵华的历史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只有发奋图强，才能国泰民安，只有振兴中华，才能不让别人在我们美丽的校园内随意按什么“魂灯”之类的东西。（时勇）

两棵凌霄花

      在我们河南大学美丽的校园里，有各种花卉近四百种。或许你喜爱图书馆前梅园中那罕见的“绿梅”，或许他独钟后花园内那串串“倒挂金钟”，也可能有人欣赏春天满院飘香的“洋槐”花，而不少河大人却从十几年前就关注着七号楼对面，花园大门旁那两棵很平常的“凌霄花”。

　　这座花园原建于八十年代初，当时四边有围墙。南北与大致与七号楼同宽，东到斋房前小路旁。为使大门更加美观，花工们在门两旁各种一棵在开封很普遍的庭院花卉——凌霄花（凌霄，亦称“紫葳、鬼目”，茎上有攀援的气生根。夏秋开花，花冠钟状，大而鲜艳，橙红色，在我国广泛栽培）。不几年，两棵凌霄就枝繁叶茂托满鲜花。广大师生无不称赞，写生者、留影着接踵沓来，连残落在地上的凌霄花也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

　　然而，花虽然开了，但它们象两棵树一样直长，谁也不愿接近谁，门头上光秃秃的，每每给路人留下一些遗憾。大家只有暗暗祝福它们：来年封顶吧。可是年复一年，两边的花枝越招展，中间的“平板”越刺眼，二者丝毫没有“和好”的迹象。面对路人的指指点点，它们深深地低着头，无言以对。因而有人猜测：这是土质问题；这是同性相斥；这是……

　　不觉间，时光转到了2000年。这年秋季，那两棵已经被人习惯了的各自独放的凌霄花，却神奇般的交汇到了一起。那情景让人促足，令人发呆。正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有人传说：今年是三校合并，连鲜花都为之倾倒，真是好兆头。就是，反正也没更好的解释，这种传说信以为真又何妨，于是大家共祝河南大学繁花似锦、桃李满圆、百年和好。

　　九十年校庆前夕，花园北迁，四周围墙全被拆除，园门本来也在拆除之列，而考虑到两边这两棵曾让人牵肠挂肚的凌霄花，校庆领导组还是破例象对待文物般的将其保存下来，连同支撑了它多年的门框也得到了修饰和美化，成为今天的河大园重要风景之一。

　　在将要结束本文的时候，我终于从花工张金华老师那儿探到了“地雷的秘密”：两棵凌霄不往一起去，是因为下边水泥过梁太热，新芽都被烧死了。２０００年他们找到根源后，就在中间铺了一块荆笆，当年就见了效。花开时节两棵凌霄发疯似的向中间涌去，“平板”随即消失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难忘那一段美丽的传说。（时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