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原刊《狂人》第十一期）

狂人

拯救

         

吴景传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西方国家已走到尽头，东方哲学将拯救世界。私心以为：西方中世纪末的理性主义在大力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使浪漫与激情丧失殆尽，而随着全球物质的日益充裕，人们的追求已不再是高度紧张后取得的成就，而是精神上回归自然，回归平和。而以“中”“和”“同”为旨要的中国哲学无疑适应这种追求。如今，随着孔子学院、国际汉学家、新儒学以及各种官方的、民间的宣传深入，代表着东方哲学的中国哲学也正日渐受到西方社会的关注。

于中国人言，喜悦是由衷的，然担心的是，今日之中国是否有条件胜任传播中国哲学的重任？而此担心基于百年来国学日微，故观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也就犹为重要了。

    晚清以降，不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都作为精神力量在极大程度上毁灭了中国传统。维新人士与五四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对传统的否定与质疑来为学习西方作好铺垫，这一舆论酝酿良久，爆发之时，已有摧枯拉朽之势，而运动的负面作用却因革命形势之急需而被忽略，而这一帮进步人士，多本身已具良好的国学功底，而广大的百姓无甚国学知识，这样一来，进步人士能顺利新陈代谢而却忽视老百姓将数典忘祖。

    实际上，这种负面影响在当时也是不明显的。在上流社会，诞生的国学大师仍是颇受尊重，在民间，远离文化中心、生活在战乱中的百姓也无能力去学习西学。故当回首百年中国大学史，民国时期的大师极具魅力，而这些大师也多中西文化兼具。也即，维新与五四对中国传统毁灭性的影响并非直接，主要在于民间出现百姓文化的断层而间接影响了几十年后的中国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知识分子已多半年迈，更有许多因为政见不同而去了台湾，共/*/ 党政权虽代表着工农阶层，但其执政者多半是农民出身，不具备良好知识储备，另外，新兴的国家为了稳定，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马列主义在抗战中发挥了神力，政府自然在先天不足时寻求发展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样从主观上，政府没有能力也不敢去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了。

    十年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竟使单纯、空虚、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开放、积极的新时期文化断裂开来。人们享受着新时期文化的优越性，哪顾得社会主义文化，更不用提遥远的中国传统了。主观方面，“改革”与“开放”无疑是“维新”“民主”“科学”等维新五四精神的延续，延续本也无可厚非，可是一旦反映在文化上，就可怕极了，对物欲的追求都迫使着自己挣开传统文化的束缚。客观方面，西方的理性主义也因为其务实而自己主动将渴望发展的中国解体。

就在中国人民意识到“国学沦丧”之时，极具文化责任感的人士投入到了“复兴国学”的大潮之中，这无疑是一种福音，近年出现的“国学热”及至现在的“于丹现象”“易中天现象”便是其表现。然而，因为之前传统文化人才的断层，使得当前“复兴国学”出现力不从心的状况。在经典大众化、国学现代化诸问题上难形成共识，乏理论支撑。

回顾这百年中国文化发展史，是为今日中国胜任传播中国哲学提供可能。首先，晚清五四文化是转型期的缩影，留住了传统与现代的过渡探索。无疑从文化还是精神方面，都值得关注。其次，改革开放后西方学术训练方法在中国的流行与发展，意味着运用西方学术训练方法解剖、厘清、规范中国哲学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再次，现代传媒与大学教育，应努力寻求学术平民化、经典大众化的研究与实践。

如同中国哲学倡导的中庸之道，中国哲学的复兴与传播切忌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