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余英时

魏庆彬

陈 致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4月04日   07 版）

    我第一次见到“余英时”的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我的同学好友，现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的丁一川，拉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说是有一个读书讨论会。讨论会是由近代史所张小林研究员主持的，总共有十来个人参加。讨论的是余英时先生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当时国内出版余英时的著作还很少，这本书是近代史所油印的。我们知道80年代正值大陆兴起文化热，文化热的背后暗含着以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民主科学和法制来重新评估中国文化的思想，但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有些问题不够深入。而这本小册子中所谈到的“真实世界”与“现象世界”；“超越世界”与“内在超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所谈到的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但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恰恰为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精神源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青年学子来说，倍感新鲜。我记得，从讨论会出来以后，我和丁一川还就此书的内容讨论了一番。虽然并不能完全消化，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受启发。
    1992年，我因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Ellio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奖学金，负笈西游。年底时，与余先生联系，乃与妻子冰梅和时在新泽西（New Jersey）工作的姐夫李鲁一起去普林斯顿拜访余先生。当时李鲁驾车，穿过林木蓊郁的美国东部乡间路，步入辟庐丛窈的余府，余先生余太太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时聊了很多，余先生对国内的事情很关心，特别是时局的变化。但现在事隔二十年，内容已大多不记得了。只记得，余先生对于国内有人将他归入新儒家，很不以为然。我记得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诸如现在是“价值真空”等等。此外，余先生还问了我学业上的事，我对余先生说：“我不太喜欢国际事务，还是喜欢研究古典文学，特别是明清的诗词等。”大约聊了两三个小时，然后我们开车离开。在车里，姐夫和妻子对我的“右倾教条主义”开始“清算”，说我“应该说喜欢思想史”，说我“错失良机”。
    后来转学到威斯康辛大学读书，与余先生时有联系。几年后，我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在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1999年去普林斯顿大学面试，又见了余先生，送了一本我刚完成的博士论文给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又聊了很久。当时，正值钱锺书先生过世，余先生讲了不少与钱先生交往的旧事。此后不久，我又回到威斯康辛大学任客座助理教授，把自己的论文改写后，提交给了德国的华裔学志研究院（Institute of Monumenta Serica）。到了威斯康辛以后，与余先生通话，余先生对我的论文夸奖了几句，并允予推荐。我后来到《华裔学志》去做访问研究，倒是忘了问主编和院长马雷凯神父（Professor Dr. Roman Malek），我的书的出版，是否因为余先生的推荐。不管怎么说，对于余先生的奖掖，我是心怀感激的。
    2000年8月，我来到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书，新设计了一门课程，叫“中国古代思想与今日社会”，我当时的想法是给硕士班的学生介绍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些核心价值和理念，以及这些核心概念如何在今日社会中被检验，如何被重新诠释。课程的后半段也简要地介绍一些当代的思想史研究专家，如余英时、林毓生、劳思光、傅伟勋、刘述先、成中英等学者的论著。当时，《明报月刊》的编辑记者陈芳女士也在课堂上，她对课程的内容极有兴趣。
    2006年12月，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克鲁格”奖（John W.Kluge Prize in 2006）给余英时先生。该奖项是由克鲁格先生赞助，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主持，颁发给人文学科领域中，诺贝尔奖所未覆盖的学科中有杰出成就的学者，以肯定他们在学术研究中的终身成就。余英时先生是在前后三届获奖的五位学人中唯一的华人学者，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为中外学术界所公认。《明报月刊》编辑陈芳女士于是要我对余先生作一访谈。2007年2月3日至4日，通过越洋电话，我对余先生进行了连续两日，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访谈。在访谈中，余先生一再强调，学者之名宜只入同时学人著作的脚注中，而不应见诸报端。所以只讨论学术问题，而不涉私人及其它。访谈中，余先生随感而发，引经据典，其记忆力之惊人，思想之深刻，让我感佩不已。我因就访谈记录作了一番整理，其中着重在就知见所及问及余先生关于他治学的途径、经历、方法和重点，以及他对学术、思想、人文等方面的看法等等。没有想到的是，访谈稿记录下来之后，竟有三万多字，《明报月刊》乃分五期以连载的形式刊出。此即本书第一部分，《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在《明报月刊》刊出以后，很多朋友都关注到这个访谈。像刘述先先生有一次就跟我说“访谈既周延，又深入”。其后，潘耀明先生又跟我说，他和几位朋友要创办一个新的刊物，叫《国学新视野》，要我索性再跟余先生访谈一次。我征得余先生同意，2009年4月26日，又通过电话访谈，进一步向余英时先生请教了一些问题。是次访谈，余先生主要围绕着中西学术分类、“宗教”“哲学”“国学”等学术概念和范围等问题抒发了自己的意见。访谈之后，《国学新视野》因故未能出版，所以，访谈经整理之后，转由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主编之《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七辑）刊出。此即本书第二部分《宗教、哲学、国学与东西方知识系统》。2010年，潘耀明先生告诉我，《国学新视野》终于又出版了，并邀我就余先生的几次访谈，整理一部分论及国学与汉学问题的内容，在《国学新视野》第二期上又刊登出来。
    2009年11月，中华书局徐俊先生受文学院的邀请，来浸会大学访问两周。徐俊先生看了几处发表的访谈稿之后，非常感兴趣，希望在中华书局出一本单行的小书，收入我对余先生访谈的全部内容。并且希望我再对余先生访谈一次，着重在余先生的治学经历及其对东西方学术异同的观察等方面。在征得余先生同意之后，我在2010年3月20日与2011年4月9日，对余英时先生又作了两次越洋电话访谈，成为本书第三部分《治学门径与东西方学术》。
    这前前后后，我与余先生就访谈的事，通话不知多少次，承余先生不惮其烦，一再接受我的访问，又仔细认真地改定文稿。这就是这本《余英时访谈录》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