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 ：鲁迅听章太炎课事征实

魏庆彬

　　“回忆”真是靠不住的东西。但又不全是虚妄，只是必须有参照，而参照物最佳则为日记。日记的重要性真是不言而喻。

　　

《钱玄同日记》　　钱玄同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年5月第一版　　十二册，3500.00元

1909年，鲁迅与许寿裳、蒋抑卮等人在日本合影，这是鲁迅唯一一张穿和服的照片。

　　引子

　　这世间最靠不住的东西就是回忆录，有时言之凿凿的事，一经旁证，便成虚妄。口述历史同样可虑，口述者对于过去之事常有选择性之记忆，有时亦并非刻意为之，但总是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叙述。至于与自身利害无关的回忆，则往往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了。进一步而言，即使传记——不管自传或他传，也有需要征实之处，自传与回忆录的毛病相同，他传则出于作者目的不同，也很有可能为了抑扬的需要而损害事实的真相。所以较可靠的办法是读日记，当然日记也要分弁，那种为了自己备忘而随意写就的日记，常常是最可靠的史料。而一些名人的日记就要当心，像曾国藩、蒋介石的日记是写的时候就准备给后人看的，今天的人读起来不能不存着一个心眼。

　　钱玄同是率性的人，看他的日记就可以感觉到。字写得龙飞凤舞，而且随意用古字简字，读来十分吃力，但不得不读，因为一来有趣，二来太多有用资料。钱之日记与其同门朱希祖同时段的日记相比，尤可见两人性格之差异。朱的日记也缺日子，但不算过分。只记事，感慨不多或竟无，于天气非所关心，一点不记（此据整理本而言。然据整理前言云朱1908年日记用的是日本博文馆出版的当用日记本，与钱玄同1906年所用同。该日记本有天气栏目，朱未必连晴阴雨这样的单字亦不记，或整理者未予录入？），于提及章太炎处必恭书章先生。而钱之日记随心所欲，时记时不记，刚罚神赌咒，要坚持每日记，不记要打手板心，过两天即中断不记。同一册日记或横书或竖书，甚至同一日首行直书，后面全篇横书，完全随心所欲，无一定之规。即或是竖行之日记本，亦横书不管。日记中则除记事外复多感慨，连天气描述也花去不少笔墨，常常逃课而不惮详记，提及章太炎时则直呼太炎如何如何（唯后来亦多写章师了），种种可见其为性情中人。故其后来的过激言论，如废除汉字，人过四十就该枪毙等等，率皆由来有自也。朱只记与己有关之事，而且较详，无关者一般不记。钱则兼及他人之事，众人之事，甚至朱希祖入院治病的事，钱之记载反较朱本人为详。钱极关心国内反清事件，而朱则绝不及此，甚至光绪西太后隔日而亡亦不及一语。所以想要了解1906-1911年间中国留日学生及革命党人之事，钱之日记是很好的参考资料，至于章太炎在东京讲国学之事则非赖钱之日记不可。

　　去年夏天热极，百事不能为，只好端着钱玄同日记消暑。有人以为钱玄同日记难读是因为里头外语太多，其实不然。钱之外语并不高明（去日本两年多之后，仍不能以日语跟日本人直接交流），日记中间插一点日语一两个世界语英语单词而已，基本可解。难的是汉字，有时分弁一个字要费时甚久，以至于你只好放弃，先读后面，回过头来才悟得出原来那个不识的字是什么。影印之《钱玄同日记》皇皇十二大册，如果全部读完录毕，恐怕要连着几个暑假不休息了。这里先只根据其中的一些记载先来辨正鲁迅等人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说文》的史实。

　　当时听说文课的同学有八人，即周氏兄弟、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龚未生、朱蓬仙、钱钧甫，皆留日学生。这个课对他们一生影响极为深远，不但从此知道小学之重要，而且在日后的写作生涯中发挥深刻的影响。鲁迅后来在《章太炎先生二三事》里说章“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并非实情。鲁迅这样说显然是时势的需要，为强调太炎先生最令人钦佩的革命家身份而不惜抹去其他（这与周作人蓄意强调章太炎的最大贡献乃在于文字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听《说文》课对鲁迅的影响略举数例可知：鲁迅写过不少与语言文字有关的著述，其中都显出他在小学方面的深厚底蕴。他的《门外文谈》其实是内行人言，他嘲笑章士钊每下愈况用错，他采用一些特别的笔名，在在无不显示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学识。譬如鲁迅有个笔名很奇怪，叫“宴之敖者”，据云其含义是：“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见陈潄渝《再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中华读书报》2013年9月11日第五版），完全在这里“说”文“解”字，哪里是“一句也不记得了”呢？而且据说当年鲁迅给三弟建人写信特别强调：“《说文》一定要看”，说明鲁迅极其重视该书。

鲁迅等人的听课时间

　　闲话表过，言归正传。按照一般人最常引述的关于章太炎授说文课的记录是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的回忆：“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这里提到的龚未生是章太炎长婿，“苦于学课冲突”云云表面上看来是许、周等人在学校的正常上课时间与章太炎当时的国学讲习会开课（周作人称之为大班课）时间冲突，所以希望章先生另开一个小班的课，而托龚去说项。原由表面上似不误，实则有问题，下文再作分析。但许寿裳此忆只云听课时间在周日，并未说何时开始，于是《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只得将听课事系于1908年夏，《鲁迅年谱长编》（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则缩小范围至七月下旬，因为《长编》新增一条史料，据游学生监督处《官报》十九期载，鲁迅六月初四请假离开东京，应到七月廿四日假满，编者大约据此推论鲁迅必须至假满才能回到东京上章太炎的课，所以定开课日期于7月下旬。然则如果鲁迅提前销假回东京呢？故此推断并无道理。

　　实际上，鲁迅等八人在民报社，即章太炎寓所听课是7月11日开始的。据《朱希祖日记》：7月11日：“八时起，至太炎先生处听讲音韵之学，同学者七人。先讲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这一记载极其重要，明确这八个人听小班课自此始。《鲁迅年谱》及《长编》应当据此而改（按：《鲁迅年谱》出版于1981年，犹情有可原。《长编》出版于2012年，不知为何弃朱之日记不用），其他如《周作人年谱》等相关著述均应照改。近出之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已经补充了朱氏日记这条材料。此外还有一点更重要，7月11日这天并非周日，而是周六。而且据接下来当月朱之日记是每周听两次课，不是一次，而且都不在周日。因而许所说“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的回忆被证明似乎靠不住。我们很幸运，朱希祖从7月4日至10日皆未记日记，偏偏11日恢复记载，且所记甚详，让今人大受其益。接下来听课时间，朱氏均有详细记载，是14日（周二）、17日（周五）、21日（周二，24日记缺）、28日（周二）、31日（周五）上午。似乎除了第一课在周六以外，接下来皆周二周五每周两次。是否如此，我们从钱玄同日记来旁证一下。

　　表面上看，钱玄同日记7月份仅记一日二日两天而已，无法为朱之日记作佐证。但细查之下，1908年钱玄同并不止一本日记，除了大本的当用日记外，钱尚有一册小本的怀中日记，专记收发一类的小事，然细看亦有关于听课的记载。这本日记中的7月的11日、14日、17日、21日、24日五天无所记，仅分别大书一、二、三、四、五，五个大字。28与31日则分别记“说一未上”（按：“未上”二字乃揣测，因与上文“一”字重叠），“说二”。对照朱希祖日记，7月14日至21日（24日缺）皆听的是音韵课，而28日听的是《说文》，正与钱之日记密合。原来钱所记一二三四五指的是最先上的五节音韵之学的课，而“说一未上”正表示那一天讲的是说文课的第一次。31日则上说文第二次课。进入8月份，认真的朱希祖日记缺了不少，倒过来，钱玄同却缺得不多。我们继续看下去，可以发现整个8月份到9月8日为止，这一小班的课都很有规律，每周二、五上午必上。而且钱玄同在大部分的讲课日子里都记录了该天的课是从《说文》的某部讲到某部。

　　那这样说来，难道许寿裳的记忆完全错误吗？难道没有一点可靠性？倒也不尽然。每周二、五上小班课的情况，到9月中旬开始发生变化。钱玄同9月11日（周五）那天记道：“因各人校（学校已开按此四字为旁注）课多有冲突，故今日仍□（按此字难认，似此前已经议过各校开学后如何选择小班上课日，但未议定，故今日“仍”上）上说文课，容再议之。”这以后，每周二周五确不再有小班听课记载。但自7月11日起至9月11日止，小班课已经上了两个月有余，整整二十节课了。许寿裳似乎不该忘记。商议的结果是改为周日上课，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周日开始上。据钱玄同日记，9月13日（周日）未提及上课，那天距上一节课只过两天，肯定不会上。9月20日钱朱二人皆无日记。但9月27日钱记曰：“今日说文教？至人，未毕。”大约改期不是从20日起即从本日起。10月4日又记：“说文教人至衣。”10月6日以后至月底钱无日记，而朱本月20 日以前亦皆无记。然仅上面钱玄同两个周日的日记，证明许的回忆并非全不可靠。自11月以后，朱希祖日记仅存五天而已。1909年至1912年日记不存，我们只能专靠钱玄同日记了。

　　11月1日（周日），钱记：“上午上说文课。丸至免。”此后11月8日与15日均未提及上说文课事。而从11月7日后至年底，影印本未见有日记。完全不知道这两个月是否仍上小班说文课。翌年，1909年1、2月份，或缺日记，或不缺而未及小班说文课。直至3月份，方才见到曙光。3月4日（周四）记：“礼拜日之说文班本应迻今日，以昨晚事，今日辍讲。”由此看来，2月份以前每周日的说文班一直在坚持，从开始至今已经半年多了，真是不容易。或许正因为改为周日上课的时间长达五个多月，所以怪不得许寿裳不记得一开始还有一周上两次课的时候了。实亦情有可原。然自此之后，再没有关于小班说文课的记事了。是否从此中断，不可知。据许寿棠1944年2月4日致林辰信云：“我们听讲虽不满一年，而收益则甚大。”周作人则说：“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是一九○八至九年的事，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少的光景。”两处回忆基本相同，则听讲时间总至少在半年以上。如果照钱之日记所载，至1909年3月4日辍讲为止，则小班课也开了近八个月了。观鲁迅遗存的说文笔记尚不及朱、钱两人笔记之三分之一，大概这个小班说文课到底是没有讲完的。

开设小班课的缘由

　　据许寿裳回忆，开设小班似乎是因为听课诸人的时间与大班课冲突。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据上面分析，在暑假里讲课根本不存在所谓时间冲突问题。而且实际上是在讲了两个月的课后才发生冲突的，才调整到星期天的。所以许所说的理由不成立。倒是周作人的回忆相对靠谱一点，说是怕大班杂沓：“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民报社听讲》，载《知堂回想录》）但周作人的回忆仍然只提到星期日上课，对于周二周五每星期两次课的事也一样忘记了。究其实，开小班课的实际原因一开始既非课时冲突，也并不是大班杂沓，而是其时大班课已经开了有一段时间了，而鲁迅等人想从头听起，不想中途插入，故而请龚未生去求情。没有料到，章太炎很爽快地答应了。具体原因不详，大概总是由于龚的特殊身份吧。不过这样一来，已经听过一遍课的钱玄同未必十分开心。他在小班开课前不久的7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将说文札记（按：此为钱行文习惯，以札记作动词用，意为整理笔记。后面也有如此情况）玉部至丨部，又正部至行部录出。一篇不明者多，一则积日太久，匈中弥觉胡涂，一则转抄时□□□也。好在不久尚要听第二遍，再板再订正矣（有许季弗、周……专要趁暑假在民报社另班开讲（按：原文如此）听讲，余与龚、逖二人拟再旁听。”

　　看这段日记可见其时钱与周（树人）等人尚不熟悉，更不用说交情，因此“周”字以下连名字亦懒得写，点点点充数了。重要的是这里说到，许寿裳（字季茀）等人是专门要“趁暑假来另班”听讲的，并非因什么与其他课时冲突的缘故。“趁暑假”云云原文是从旁插进去写的，所以顾头不顾尾，“开讲”与“听讲”重出，而且后面的括号也忘了加了，这种日记随意率真，纯粹是给自己看的，极其可信。打算重听的除了钱自己以外，还有龚未生与朱希祖（字逖先），即上面引文之龚、逖二人。

　　章太炎在东京开大班讲国学的事从1908年4月开始，所以过去不少论者将此事与鲁迅等人听说文课的事混在一起，认为鲁迅等人从四月份起就开始听课，而同时听讲的有任鸿隽、黄侃等人云云，实则大误，不但将不同的两个班相混，甚至将其时不在东京的黄侃也扯到一起。章太炎讲国学事在钱玄同日记中记载甚详，在此亦趁便摘如下：“3月22日，礼拜日。殅。上午与味生至太炎处，□□请太炎来讲国学（先讲小学）炎首肯。惟以近日有蜀人亦请其教□，□与蜀人接洽云。”这一条当中有数字不识，好在于大意无碍，故觍颜录出，以下亦有同样情况。

　　三天后的25日记曰：“午后至太炎处。未生□言四川人那边已去协□过气，太炎□令人看段注《说文》云。因与太炎讲及最好编讲义，用誊写板印之，太炎首肯。太炎言程度较高者可看段注，次者即看《繋传》，一无所知者正可看《文字蒙求》矣。”29日记曰：“午后至太炎处，询讲小学可定时日？四川人业已□定。场所：帝国教育会。日期：水、土曜（按：即周三周六）。时间：二时至四时。先讲小学，继文学。此事告成，欢忭无量。”

　　章太炎开讲大班国学的具体日子是4月４日。钱记曰：“午后至讲习会。开会于清风亭。今日太炎所讲者为古音旁转对转诸端。商议定为已后礼拜三、六两日开会于帝国教育会。一星期共五小时。三：三至五；六：二至五。”所谓开会即讲学，原定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而正式开班后改周六下午为三小时。此日朱希祖亦有日记详记之：“下午，至清风亭请章先生讲段注《说文》，先讲《六书音韵表》，为立古合音之旁转、对转、双声诸例。”钱、朱两人所记略有侧重不同，一看便知，不烦解释。在帝国教育会只讲两次，便因该场地租金太贵而转至大成中学。这个课讲到7月1日时，已经讲到《说文》的水部，亦即《说文》的大半了。这时如果鲁迅等人想要来听，已经脱课太多了，所以不得不请求新开小班教之。这才是真正的原由，而不是许寿棠所说上课时间冲突的缘故。许所说的缘故要到9月份才发生，那是改授课时间为周日的理由，而不是开小班的原因。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看出，“回忆”真是靠不住的东西。但又不全是虚妄，只是必须有参照，而参照物最佳则为日记。日记的重要性真是不言而喻。顺便说说，当时的学生对于学问真是能不惮辛苦地追求。从朱希祖日记可见，在参加了小班课以后，他对大班课依然照听不误。有时上午在民报社听小班，下午又到大成学校听大班。所以至今朱氏留有三套听讲《说文》的笔记，原文未见，或许一套是整理过的，另两套应该就是不同班的实录。附带还可以说到一件小事，许广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中引鲁迅话说，听小班课时，钱玄同经常走到章太炎面前说这个古字应该如何写。其实当时听课是在章先生的寓所，所以但凡钱玄同要跟章太炎说字该怎么写时，就必须在榻榻米上爬过去，不可能“走”。这也就是鲁迅给钱玄同起了个绰号叫“爬来爬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