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樂：黄式三黄以周合集

狂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占据着主要地位，儒学的核心内容是“礼”和“仁”；不管后人作正面还是负面的评价，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黄以周100余万字的《礼书通故》，是记述“礼”最完备、且独具见解的著作。仅此一端，就可见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我们也足以说，论学未可小舟山。

黄以周逝世于1899年。在波厄云谲的历史长河中，以《礼书通故》为代表的定海黄氏学术几近湮没。但认识中国文化，定海黄氏学术是绕不过去的河。

在中国近代，定海紫微庄诞生过父子两位学术名家。父亲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宗族子弟都称他为明经公，光绪十六年(1890)被敕封为征士郎、内阁中书。他的儿子黄以周（1828—1899），字元同，号儆季，曾担任江阴南菁书院院长十五年，钦赐内阁中书衔，在晚清与俞樾、孙诒让并称为“浙江三先生”。父子俩著作等身，现在藏于国家图书馆、天一阁藏书楼等的刊印本和手稿尚有38种，500余万字。这些著作在经学、史学和子学领域皆有创造性成果，其中经学中的礼学，集两千年来礼学研究之大成，尤为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如章太炎、梁启超等所推崇与钦佩。《清史稿》称赞他们“博综群经”，“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他们的成就使舟山人走进了中国的学术史。我们可以说，在近代灿烂的学术谱系中，有一页属于定海黄氏。

黄氏学术以经学为主。关于《周易》有 《易释》、《周易故训订》、《周易注疏剩本》、《十翼后录》；《尚书》有《尚书启蒙》、《尚书讲义》；《春秋》有《春秋释》；“三礼”有 《礼说》、《礼书通故》、《礼说略》、《五礼异义》；《论语》有《论语后案》。其他《经说》、《群经说》、《经训比义》、《经说略》都阐述经学思想。另外，黄氏在史学、子学领域也成就卓然，有 《史说》、《读通考》、《史说略》、《周季编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和《读子集》、《子叙》、《军礼司马法考征》、《子思子辑解》、《晏子春秋校勘记》等著作。

这些著作中，《论语后案》和《礼书通故》的影响最为深远。

《论语后案》是一部关于《论语》的注释研究著作。《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时人的言行，后人把它当作研究孔子的人生论和社会政治思想最可靠的资料。孔子被奉为圣人，孔子思想开辟了中国文化的长江黄河，因此历代对《论语》的注释如星汉灿烂。其中何晏的《论语集解》为汉学的代表作，朱熹的《论语集注》为宋学的代表作，这两部注本最有价值。黄式三撰写的《论语后案》，先具录《集解》、《集注》，再加入自己引用了明清学人研究成果的《后案》，近乎梳理了《论语》学史。他自谓42岁初成时，放驰的心始有了安顿处。读者则依据这部书，可以比较全面地领会各家各派的观点和倾向。因此，晚清以言辞过苛著称的李慈铭也评价其“不专主汉宋，而悉心考据，务求至当。其诠释义理，亦深切著明，绝去空疏诘曲之谈”（《越缦堂读书记》）。鲁迅先生的老师、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泰斗的章太炎也说：“黄式三为《论语后案》，时有善言，异于先师，信美而不离其枢者也。”（《清儒》）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冯契教授主编《哲学大辞典》，在“论语”条目下也列其为八种重要的注释著作之一。

《礼书通故》是黄以周的代表作。他从三十二岁至六十一岁，尽三十年的精力才完成。全书四十九目，一百卷，洋洋100余万字，对中国古代的礼制、学制、封国、职官、田赋等问题条分缕析，详加考稽，总结了两千年来的礼学研究成果。那个时代，“礼”的问题包括政治体制、法律规程和伦理风俗等领域，是封建殿堂的构架、砖瓦和外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因此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其为定海黄氏赢得了不朽的学术地位。晚清公认的国学大师俞樾在《礼书通故序》中记道：“惟礼家聚讼，自古难之。君为此书，不墨守一家之学，综贯群经，博采众论，实事求是，惟善是从。……其宏纲巨目，凡四十有九，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以“新民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也说到：《礼书通故》“这部书可谓为集清代礼学之大成”。

在黄氏父子的著作中，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贯穿始终。中国的传统学术发展到清代，经过了汉学和宋学两个时代。汉学重视训诂工作，解释字词的原本音义；宋学重视理旨，发挥经典中的社会意义。黄氏的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出发，不迷信传统和权威，对于汉学、宋学中的观点择善而从。因此黄氏的工作，一方面是对两千年学术的总结，呈现经学这一主流思想的恢宏和系统；另一方面也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黄氏与凌廷堪、阮元等一起，倡导以“礼学”代“理学”，强调“礼”在实践之中，制度建设是首要之义，旨在继承宋学关怀社会的精神又补救其空疏之弊。他们纵然没有成为时代政治的先导，但维设和改良社会制度的襟怀当令人敬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占据着主要地位，儒学的核心内容是“礼”和“仁”；不管后人作正面还是负面的评价，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黄以周100余万字的 《礼书通故》，是记述“礼”最完备、且独具见解的著作。仅此一端，就可见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黄氏学术以家学相传为主。黄式三的曾祖父黄士立号“学礼公”，祖父黄必悌为庠生，父亲黄兴梧“以《易》《诗》著名庠序”（《先考明经公言行略》），到年老的时候还喜欢读 《孟子》。紫微黄氏家族具有世代习经的传统。

黄式三在八岁时进入家塾读书，父亲为启蒙老师。黄式三《族谱叙》记：“式三束发受书，夙闻家学。”黄以周《先考明经公言行略》也记：“茂才公式三父兴梧尝笃爱之，教读诸经，期成远大器。”定海地处偏僻，文教并不发达，黄式三虽然十一岁时曾拜定海杨际和、杨思绳为师，学习写应试文字，但经学基础承自于家学。

黄以周也少承家学，他七岁开始随父读《礼》，奠定了一生的学问基础和志向。十九岁开始编著《十翼后录》，又早晚向父亲请教疑难问题。从留存的著述情况看，也明显可见是子承父学，一脉相传。

经过黄以周的发扬广大，定海黄氏学术发展到了高峰。他任职浙江书局时，与国学大师俞樾相交，俞樾以同道相待，“优礼答之，不敢以师自居也”（唐文治 《黄元同先生学案》）。虽然黄氏学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但黄以周以教育的手段来推广学术，其学术思想仍对中国近代学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他在江阴南菁书院的讲学生涯，使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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