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刚:钱穆诞辰120周年︱钱穆的诸子学研究过时了吗

狂人

晚清之时，中国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也由此开启了学术大繁荣的局面。这时，两千年来一直居正统地位的儒学成了中华文化专制、落后的替罪羊，被批判被攻击，而一直被冷落的先秦诸子则被发掘出来，被宣扬被倡导，而在这种宣扬和倡导之中，则承载了知识人对新社会新文化的期待。

“五四”新人胡适（1891-1962）于1919年2月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这一著作，是用现代西方学术规范研究中国本土故有学问的开山之作，引起当时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按照现在的分类，当时的学术思潮有三大倾向，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胡适是作为自由主义者，全盘西化论者，来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代表人物。


钱穆论先秦学术

本文介绍的是钱穆的诸子学研究，而钱穆正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钱氏不仅是学问家，也是思想家，是对儒学抱有特别情感的学者。具体到先秦学术，钱穆将其分为两流、五派、三期。这一认识在1926年所著、1931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已经成型，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完善定型，此后终身不改。

所谓两流，是指钱氏以贵族与平民思想的对立这一线索来理解先秦学术演化，即儒、墨各成一大流派。“先秦学派，不出两流：其倾向于贵族化者曰儒，其倾向于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庆赏刑罚，源于儒；道家言反朴无治，源于墨。故一主礼，一非礼。一主仕进，一主隐退。一尚文学，一主劳作。此当时学术界分时之所在也。”（《国学概论》）

所谓五派，是指战国中期诸子分五派，系钱氏根据他们对于仕的态度而分的。所谓三期，是指诸子学说在阶段上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孔子和墨子的时期。此期仍然是贵族文化的争论，是贵族阶级的生活如何正当的问题。第二期是陈仲、许行、孟子和庄子时期，讨论的是士或知识者，也即平民阶级对于贵族阶级所持的态度问题。第三期是老子、荀子和韩非的时期。是士阶级的大整合时期，出现了反游仕反文学的思想。三期分别对应“礼”、“仕”、“治”三大问题。钱氏还提出，先秦各家相通，转相师承，递相授受。也就是说，各家的关系并不是壁垒森严，有对立无融合的，而是互有师承，互相转化。

这是钱穆对先秦诸子的整体观。将胡适的诸子学与钱穆的诸子学放在一起比较，颇有意思。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二者的分析方法、关注角度，甚至情感态度很不一样，但却同样地精彩。作为读者，比照阅读之后，除了对研究对象的各侧面增进了解外，也不禁抚卷三思。


治学讲大局，通贯全体

钱穆在一篇《谈诗》的文章中曾经说到诗的写法：“这首诗是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句。这一句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字该怎样下。并不能一字一字积成句，一句一句积成诗。实是先有了诗才有句，先有了句才有字。应该是这首诗先有了，而且是一首非写不可的诗，那么这首诗才是你心中之所欲言。有了所欲言的，然后才有所谓言之工不工。”

钱氏所说的写诗之法，诗人们未必赞同。但这可以看作钱氏治学之法的夫子自道。即，面对研究对象，钱氏总是先有一个大的构架性的把握，然后分出类型，划出发展阶段，最后才进入细部研究。他从不拘泥于细节，而是让细节为整体服务。这也正是钱氏一再标举的治学方法：“非通群经，不足以通一经。非通诸史，不足以通一史。非通百家，不足以通一家。”的确，钱氏著作总是显示出一种时空大架构，气度不凡。

考证苏秦张仪案

在整体观下，钱穆对诸子中的墨子、老子和庄子又有专书研究。而集大成之作是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此书被顾颉刚誉为不朽之作，也几度受到陈寅恪的推崇。钱氏关于诸子有许多具体论断。其中常被后来者指责的有二大论断。一个是，钱氏考证认为孙武即孙膑，《孙子兵法》就是《孙膑兵法》；另一个是，钱氏认为《老子》一书晚出，是战国晚期著作，晚到大致与《荀子》同时。人们往往引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竹简（既有《孙子兵法》，也有《孙膑兵法》）来批评钱穆考证之误；人们也爱用后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西汉楚帛书《老子》、郭店简战国中期《老子》简，以证明《老子》书晚出的考证是错误的。
可是，事情还有另一面。钱穆在《系年》中有一篇《苏秦考》。按《史记》记载，张仪、苏秦是同时代之人，是好友，在七国中施展合纵连横之术。苏秦死后，有弟苏代活跃于世。但钱氏《苏秦考》指出，一、记载在苏秦身上的事情，多数都是苏秦死后之事。二、不存在张仪与苏秦为好友之事，更不存在苏秦送张仪入秦国的可能。三、苏秦的事情，可考的只有仕燕，避罪到齐国，为反间计，被齐王所杀。四、指出苏代的事迹费解，忽前忽后。五、合纵攻秦之事皆在秦昭王、齐湣王、燕昭王、赵惠文王时，且只有五国攻秦，没有六国攻秦之事，而且这事发生时苏秦已经死了。苏氏家族可能精通纵横之学，所以，人们将其家族之事都算到苏秦一人身上了。在钱氏考证的基础上，唐兰、杨宽、徐中舒进一步探索，比较一致地认为，苏秦实际上生活于张仪之后，《史记》记载是错误的。

令人欣慰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出土物中除了帛书《老子》等以外，还有一件《战国纵横家书》，此帛书共27章，其中前14章的内容全与苏秦有关，或是苏秦的书信，或是苏秦的游说之辞。而这些是司马迁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至此，苏秦的事迹真相大白。司马迁《史记》苏秦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从出土材料来看，苏秦的一生，主要是为燕昭王在齐国作间谍活动。苏秦的年辈要比张仪晚得多，张仪死在公元前310年，苏秦要晚死25年左右。《史记》把张仪、苏秦的顺序错为苏秦、张仪，把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45年（前288-前333）。这样一来，钱穆、唐兰、杨宽、徐中舒等人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证实。钱氏虽然没有最后悟到司马迁搞错了苏秦死的时间，临门一脚，欠缺一步，但苏秦事迹中的重要疑点和可能的情况，他基本上排查到了。所以，在这一考证上，应记首功。然而，如此精彩的考证案例，却没有多少人提起钱穆的贡献。

举上面这个例子，也可以大致看出，钱穆治诸子学的具体方法，那便是史学考证之法。回过头来，我们看钱穆的《系年》中的《孙武辨》、《田忌邹忌孙膑考》中认为孙武、孙膑是同一人的考证。其实，这一认识，并不起源于钱氏，南宋叶适、清代全祖望、姚鼐已经对孙武其人其书发生怀疑，最重要的理由有二条，一是《左传》没有记载孙武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不可思议；二是，《孙子兵法》中一些措辞不合春秋时的情况。当然，出土材料已经证明，钱氏的判断是错误的。可是，钱氏及前人所提出的疑问依旧存在，并无合适的解答。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进一步说，与考证所得的结果相较，考证的方法是不是也值得重视呢？

考证老子其人其书案

现在，我们看一下钱穆的老子考证。学术界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是现代学术中的大题目，是一个麻烦话题。而钱穆是比较全面地考证老子的重要学者之一。钱氏认为《老子》一书是战国末期的作品。他从社会及政治现象、文字、词汇、思想范畴以及独创的思想线索角度作了充分论述。钱氏分老子其人与其书为二，分别考察。在《系年》的《老子杂辨》里，钱氏认为老子其人是三个历史人物的杂糅，即老莱子（《论语》中的“荷蓧丈人”）、周烈王时的太史儋及战国晚期楚人詹何。而老子一书的作者，则不能定。其考证詹何就是《庄子·外物》中的任公子。理由是，《庄子·外物》中说“任公子为大钩巨锱，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而《淮南子·冥览训》中说“詹何骛鱼于大渊之中”，描述相似，故此二人应是一人。这一考证，虽牵强但也有妙趣。读书精熟、用心如此，令人观止。

钱氏考证《老子》晚出的文章都收入《庄老通辨》一书。其精彩之处，比如，从社会和政治现象来考察《老子》。认为有些老子之语，不合春秋时的形势，如“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我好静而民自正”、“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左传》所记“大抵皆贵族阶级自身内部相互间之动乱争夺为主。而何有乎如《老子》书之所谓百姓之好智多欲好动而轻死乎？此乃王官之学，流散入民间，诸子兴起，百家争鸣，乃始有此现象”（《再论〈老子〉成书年代》）。

《老子》又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钱氏指出：“此种景象，又岂春秋时所有乎？亦岂战国初期之所能有乎？又曰：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当知此辈皆来自田间，故致于野甚芜而仓甚虚，此亦显是战国晚期游士食客之风既盛，乃始有之也。”“若其有之，则在孟尝春申信陵平原四公子之门。且武器之有剑亦始春秋末年，然尚不为当时社会士流普遍之佩带品。”“故无论就大体言，或就小节言，《老子》书之为晚出，乃无往而不流露其成书时代之背景。”（《再论〈老子〉成书年代》）

由于1993年荆门郭店战国中期《老子》竹简出土，所以，钱氏认为《老子》一书乃是战国晚期著作的结论已被淘汰。但像上面所举这些富有洞见的观察，则没有因之而被消除，疑问仍旧存在。

钱穆的子学研究到上世纪60年代，随着年岁增长、关注点转移而结束。再加上两岸隔绝，所以，当70年代地下材料不断发现的时候，钱氏没有发言。

重读钱穆

今天，我们重读钱穆的著作，比如他的诸子学研究，我个人觉得依旧受益无穷。陈寅恪曾经赞赏《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优点在于以《竹书纪年》订正《史记》的错误，有许多重大的发现。现在看来，这正是钱氏学术能够在清人基础上推进一步的原因所在。他在新时代及时运用了传统时代人们因为价值观念而忽视的《竹书纪年》来解决问题。再者，钱氏读书精熟，材料运用如臂使指，这是同时及后辈学者很难达到的境界。

第二，据钱穆晚年回忆，其少年时代遍读严复译作，尤其是从《群学肄言》、《名学》二书得益非浅。此外，对《新青年》之文章也悉心拜读。这些阅读都表现在其诸子学研究之中，即能够采用社会学的视野，比较客观，重视逻辑，所以有时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但其方法、论据和质疑，是有力而可信的。其方法可概括为，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子之学显真是。而此史学立场是融合了乾嘉考据学、西方社会学、逻辑学在内的新的史学手段了。

第三，钱穆虽然学有所宗，推崇儒家，并且对中国思想史有一个整体的看法。但在具体研究中并非牵强附会，实际上他对古史的怀疑较疑古派领袖顾颉刚有过之无不及。正因为他有魄力破坏旧的陈说，故其建构才更牢固，更可观，读来更有滋味。而这是不是也提示我们，当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学有所宗会有所遮蔽，会教条会僵化会意识形态化，然而，与此同时，是不是也会有更深刻的开显？

在历史线索中，总是存在缺失的环节，对于这些环节，学者们绞尽脑汁，使用各种手段不懈探索，但是有些可以探测出来，有些则依旧在幽暗之中。按照波普尔（Karl Popper）的学说，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那些可以被证伪的学说才是具有科学性的。钱氏诸子学中的具体论断被证伪了，恰恰表明其研究是具有科学性的，而不是相反。钱氏在诸子学的考证中，总的来说，贯穿了客观的、逻辑的方法，有理有据。

钱穆过时了，钱穆又不过时。我们时代的优秀学者也无非是在做钱穆应做之事，并且，要努力回答钱穆及其同时代学者所提出的疑问。



主要参考书籍：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

钱穆：《庄老通辨》，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钱穆：《国学概论》，《钱宾四先生全集》（1），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陈勇：《钱穆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