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名春:“六经”次序探源

狂人

“六经”的次序，传统文献有很多不同的排列，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了论述的是唐人陆德明，其《经典释文·序》说：

　　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后前，义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经义揔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

　　《周易》：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

　　古文《尚书》：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

　　毛《诗》：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

　　三《礼》：《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礼记》虽有戴圣所录，然忘名已久，又记二《礼》阙遗，相从次于《诗》下。……古有《乐》经，谓为六籍，灭亡既久，今亦阙焉。

　　《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当后于周公，故次于《礼》。……[1]

　　陆德明《经典释文》采用的是“用《易》居前”的“六经”“次第”，所以他对“以《诗》为首”没有讨论，但对“用《易》居前”的“六经”“次第”却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认为是本于“著述早晚”之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周予同先生对此问题又进行了探讨，他说：

　　今古文家对于《六经》次序的排列，是有意义的。引申些说，说这是表示他们对于孔子观念的不同，也可以的。……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今文家却是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浅深。……古文家为什么用时代的早晚排列呢？这就不能不说到他们对于孔子的观念了。他们以为《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认为孔子是史学家。……

　　至于今文家呢？他们是反对这种说法的。……今文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所以他们对于《六经》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他们以《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孔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领悟，所以列在最后，可以说是孔子的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又《诗》、《书》是符号（文字）的教育，《礼》、《乐》是实践（道德）的陶冶，所以《诗》、《书》列在先，《礼》、《乐》又列在其次。总之，一《诗》、《书》，二《礼》、《乐》，三《易》、《春秋》，它们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浅而定。[3]

　　此说对陆德明说作了很大的发展：第一，将“用《易》居前”和“以《诗》为首”的两种六经次序归入今古文家之争；第二，认为“以《诗》为首”之序是“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浅深”排列的；第三，认为这两种次序的排列是由于今古文两家“对于孔子观念的不同”造成的，古文家认为“《六经》皆史”，“孔子是史学家”，所以“用时代的早晚排列”；而“今文家认为孔子是”“教育家”，“《六经》的排列”，“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浅而定”。这是周予同先生反复阐述的一个重要的经学观点[4]，其影响相当大[5]。但是，验诸史实，陆、周的“六经”次序说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现特提出来讨论。

　 周予同先生列举了许多材料，认为“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是今文家说[6]。这一观点表面上证据充分，实质上并不能成立。

　　传统文献里，关于“六经”次第较早的记载有《庄子》。其《天运》篇说：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7]

　　《天下》篇说：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8]

　　《徐无鬼》篇说：

　　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9]

　　这里虽然只列举了四经，不及《易》与《春秋》，但也是“以《诗》为首”。

　　《礼记·经解》篇说：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10]

　　《王制》篇说：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11]

　　荀子以群经教授弟子,著作中留下了许多关于经学的论述。其《劝学》篇说:

　　《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12]

　　其《儒效》篇又说:

　　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13]

　　《劝学》篇列举五经，以《礼》、《乐》置于《诗》、《书》前，当为特例，是荀子重礼义、“杀《诗》、《书》”思想所致。到《儒效》篇，就以《诗》、《书》、《礼》、《乐》、《春秋》为序了。

　　《商君书·农战》篇说：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以战守。[14]

　　其《去彊》篇也说：

　　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者，敌至必削，不至必贫。[15]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

　　赵衰曰：“……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16]

　　从上例来看，《庄子》两举“六经”，一举四经，都是“以《诗》为首”。《庄子》之说，归入今文家是很困难的。1988年初，湖北张家山136号墓出土了《庄子·盗跖》篇，从该墓所出土的“七年质日”历谱可知，该墓下葬的上限为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而下限不晚于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17]而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其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其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几篇《庄子》残简，据考证属于《则阳》、《外物》、《让王》。[18]《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均属于《庄子·杂篇》，一般认为是《庄子》中较晚的。它们在汉文帝前元年间的墓葬中出土，说明它们都是先秦的作品。而《天运》、《天下》、《徐无鬼》三篇，其年代绝不会晚于《盗跖》、《则阳》、《外物》、《让王》。所以，《天运》、《天下》、《徐无鬼》三篇“以《诗》为首”的“六经”次第，反映的是先秦时期人们对“六经”次第的习惯称呼，绝不会是今文家的说法，因为先秦还没有今文家。

　　《商君书》两以“《诗》、《书》、《礼》、《乐》”为序，《左传》所载赵衰说实质也是称举“《诗》、《书》、《礼》、《乐》”，这与《庄子》《天运》、《天下》、《徐无鬼》三篇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是一致的。赵衰是春秋晋文公时期的大夫，其年代较孔子也早出很多，其时连孔子都还没有，又何来今文家说呢？

　　应该指出的是，今文家是传儒家经书的学派，而《庄子》、《商君书》一是道家的著作，一是法家的著作。将先秦道家和法家著作的说法，归诸于今文家说，也是说不通的。

　　《左传》属于古文家，本是不争的事实。但《左传》却偏偏载有“以《诗》为首”的“《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说。这岂不是说古文家也用今文家说？《荀子》为子书，其说本不好以今文家或古文家说来划分。《礼记》属今文家，但其所载之“六经”次序，其实与今、古文无关，只不过是反映先秦的事实而已。所以，从传统的先秦文献看，将“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归诸于今文家说，当属本末颠倒，反客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