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果庵：谈清人窃书

狂人

陆以湉冷庐杂识记窃人书为己书者甚多，如郭象之窃向秀，虞预之窃王隐，何法盛之窃褚生，宋齐邱之窃谭子，皆宋以前事，其中郭之窃向，论者甚多，亦有为之申辩者，如钱遵王读书敏求记，吴检斋先生经典释文疏证，刘盼遂申郭篇等均是。但其谳早定，殊不易覆，盖由经典释文所引向书佚文，往往与郭本合，实铁证也。（参阅燕京学报第二十八期杨明照《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及寿普暄先生《由经典释文试探庄子古本》两文）王隐晋书早佚，何法盛所窃晋中兴书亦不见，宋齐邱为谭景升弟子，南唐人，所传化书，专讲道家养生之术，乃窃其师者，见四库提要杂家类存目。宋元以来，窃书者更多，汉惠帝武帝时，求天下遗文，献者赏以币禄，故伪书纷起，莫得主名，则汲汲为利者也。后世篡人之作，多是为名，不知一经发覆，狼狈转加。清人重考据，贵实学，朝野相扇，风会所趋，达官显宦，或使幕客代己编著，或则代为刻书，昆山徐氏代纳兰氏编刻通志堂经解，其最著者，厥后如毕秋帆制府，阮芸台宫保，著刻书籍，动盈千卷，岂其精力，别有过人之处，亦假手宾客耳。苟无攘名之心，斯亦非恶。他如谭莹为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缪荃孙为张南皮撰书目答问，又尽人皆知，不待覼缕。兹所欲谈，盖另有一辈专窃人书而幸享大名者，往往数十百年之后，其纰漏始见。无怪近人著述，有斥汉学家为廉耻太差者，虽不可一概而论，要之，踏实精研之述作，非率尔可就，又名心太炽，因利乘便，攫取豪夺，自所不免耳。

一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与张陶庵石匮书

冷庐杂识直斥谷书窃取陶著，盖取邵廷采之说而词加甚焉。四库提要云：“考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称山阴张岱，尝辑明一代遗事为石匮藏书，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岱慨然予之。又称明季稗史虽多，体裁未备，罕见全书，唯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具有本末，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取材颇备，集众长以成完本，其用力亦可谓勤矣。”叶廷琯吹网录有异词，其说曰：“旧传应泰有窃书之谤，孙氏读书脞录述姚际恒语云：明史纪事本末本海昌一士人所作，亡后为某人以计取攘为己书，其书后总论一篇，乃募杭诸生陆圻作，每篇酬以十金，始知其说起于姚立方庸言录，所谓某者即指应泰，唯海昌与张岱里籍不符，孙氏谓此说不知所据。至近时陆定圃教授以湉冷庐杂识中，侪诸虞预窃王隐晋书，郭象窃向秀庄子注之列，而云张岱石匮书谷应泰得之，改名明史纪事本末，盖即本之姚说，而参以提要所云也。然余尝见郑芷畦今水学略内一条云：曩从朱竹垞先生游，一日语余曰：谷氏纪事本末徐苹村著，苹村诸生时为谷识拔，故以此报之。然谷氏以私撰受累，苹村得脱幸然矣。余谓竹垞与徐谷同时，能指实其人其事，自必见闻甚确，不作无稽之谈，且芷畦亦非轻信人言之人，视姚漫指为海昌士人及亡后计取者不同，是此书之撰自徐倬而非张岱，得由报赠，而非冒窃，似可信矣。至遗民传所云谷购张书，亦非虚语，盖由应泰初思辑纪事一书，苹村闻之，而知所以报，即托谷名购张书为蓝本，纂成纪事以献，应泰受之，乃聘丽京撰论刊木，故世但传应泰之购书辑史，而不知有苹村，然则提要但闻其始事，所言者应泰撰书之本计；竹垞及见其终事，所言者应泰得书之实迹也。第私撰受累事，竹垞未及详言，提要亦不著一语，此当更从昔人记载中求之。”据此，谷书虽非窃之陶庵，究非己作则明甚。谢刚主先生晚明史籍考云：“是书多谓出诸张岱手，晚近所见张岱石匮书，一为纪传，一为纪事本末，显为二书，想张氏曾与谷氏之役，而自为一书；又其书如东林党议条，与蒋平阶之东林始末全同，则未知抄袭之迹如何？盖晚明史乘，互有传抄，或全书而仅抄其一二帙，而另立一名，亦往往而有也。”谢氏又曾记所见张宗子石匮书本（其书半归朱逖先，半归江苏国学图书馆），确系正史式之纪传体，而非纪事本末体，则前人所云谷书窃张云云，不攻自破矣。

然谷书果非出于抄袭乎？据李光璧先生《谷氏明史纪事本末探源》所考，则什之八九出于《皇明鸿猷录》及《永陵传信录》《昭代武功篇》等书，而略加增损。皇明鸿猷录十六卷，明高岱撰，岱嘉靖时人。起高祖开国，迄世宗中兴，所录凡六十事，前叙后论，每事以四字标题，嘉靖以前，谷书皆以此为蓝本，李氏举多处原文参互比较，最为详明，可称定论（见中和月刊三卷十二期）。永陵传信录六卷，明戴笠传（撰？），专记嘉靖一朝之事，凡高录所未备者，谷即取之是书，李氏有章目比较表，颇简确。昭代武功篇，明范景文撰，起洪武，迄万历。李氏云，其嘉靖以前，多袭鸿猷录，唯万历朝事为谷氏所取资，李氏亦有回目比较表。至于论赞，除丽京所作外，据李氏所考，尚有袭东林始末（谢氏已言之）及幸存录诸书者，总之，谷氏此书，绝不出于创制，则可断言也。

二 王鸿绪明史稿与万季野史稿

明史自康熙间设馆纂修，至乾隆间始成，总裁数易，年岁屡更，纠纷之多，为各史最。而王鸿绪攘窃万季野之史稿以为横云山人史稿事，尤为士林所不齿。李晋华《明史纂修考》（燕京大学本），黄云眉《明史纂修考略》（金陵大学学报）皆有专章论之，兹撮其说如次：康熙廿一年，命汤斌徐乾学王鸿绪等为总裁，二十五年，王鸿绪以母丧回籍，旋复召任总裁，二十六年，鸿绪又丁父忧，三十三年再任总裁，总计十年之中，总裁易至十人以上。而王鸿绪任职最久，先是，徐元文领史馆总裁，明史开馆已数年，未有成就，徐乃发愤纂编，万斯同以布衣与修明史，即馆元文家，为之核定史稿，历十二年而史稿初成，凡四百十六卷，全书粗具眉目。元文卒，史馆由鸿绪专领。鸿绪分任核定列传，稔知斯同曾为元文删定是稿，乃延斯同于家，以其家委之。列传外，本纪陈廷敬任之，志书张玉书任之。历数年，已分汇成帙。后熊赐履领监修，檄鸿绪之列传诸稿，备录奏进，唯迄未勘为定本。康熙四十年后，史馆主要人物，相继凋谢，鸿绪亦以奏请改立皇太子事，被休致。回籍时，竟将全部史稿携去，以数年之力，点窜全部列传稿，增损为二百五卷，于康熙五十三年进呈，其进明史稿疏云：“自公家息归田，欲图报称，因重理旧篇，搜残补缺，荟萃其全，复经五载，成列传二百五卷。其间是非邪正，悉据已成公论，不敢稍逞私臆。但年代久远，传闻异辞，臣不敢自信为是，谨缮写全稿，赍呈御览，宣付史馆，以备参考。”其意直将全稿冒为己有。至康熙六十年，又删徐元文稿之表志本纪等，勒为本纪十九卷，志七十七卷，表九卷，并前所进列传二百五卷共为三百十卷，于雍正元年进呈，王氏之意，本拟即以此为明史定本，不意鸿绪故后，其子孙镂板，板心刻有横云山人史稿字样，遂碍颁发，未谐夙愿。及雍正七年，重开史馆，续事修纂。唯馆中既无其他底稿及史料，及以王稿为主，略事增减，或稍变其论赞，至十三年告成，即今三百三十六卷之钦定明史也。按季野先生以遗民参史局，其用心甚苦，黄梨洲先生送万季野北上诗曰：“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所期许尤厚，不意其所成就，被人攘盗如此。先生博闻强识，史馆诸人，无不佩服，昆山徐氏兄弟，敬礼甚至。每论事，辄曰：“万先生之言如此”，其见重可知。先生故于京邸，无子，弟子钱名世衰绖为丧主，而尽掠其遗书十余万卷，时论鄙之，先生所遭，可谓不幸矣。

三 杭大宗道古堂集与全祖望鲒亭集

杭大宗乾隆元年鸿博，文名藉甚，史学尤精，然其人多无行，士林薄之。徐时栋烟屿楼文集云：“杭堇浦与全谢山，二人以才学相投契，最为昵密，客京师维扬，无日不相见。谈笑辩论，相服相称叹，数十年无间言也。既而谢山膺东粤制府之聘，往主端溪书院，堇浦同时为粤秀书院山长，谢山自束修外，一介不取，虽弟子馈时物，亦峻拒之，而堇浦则捆载湖笔数万，乞粤中大吏函致其僚属，用重价强卖与之，谢山遗书规戒，谓此非人师所宜，不听，谢山归以告扬州马氏兄弟，他日堇浦至马氏，秋玉昆季甚诘堇浦，堇浦不敢辨，而怨谢山切骨，而谢山不知也。谢山既卒，其弟子如蒋樗庵董小钝诸君，念其师挚友莫堇浦若，乞之铭墓，堇浦使来索遗集，与之，久无报章，屡索还遗集，终不报，而堇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诸君视其目，有鲒亭集序，忻然检读，则若誉若嘲，不解所谓，细绎之，又似谢山有败行者，皆大惊怪，又遍观其他文，则窜谢山文为己作者六七篇，于是知堇浦卖死友，而不知其卖之之故，既而自维扬来者，道其详于樗庵，始恍然大悟。”谢山以史学为一代宗师，生平遭逢不偶，晚年又染恶疾，幸马氏小玲珑山馆主人时时佽助，其殁时，至无以为殓，弟子董小钝作年谱云：“病日甚，曹孺人含泪欲进参而无力，乃以耆旧诗稿本质之有力者（指卢青崖抱经楼），得参半两进之，神气稍振。……自此卧榻不复出户，……所钞文集五十卷，命移交维扬马氏丛书楼。又十日不复能言。又两日，乃逝。衣衾匠木，先一日才具，然无以偿值。乃遣人赍赴及遗书告之维扬，而马嶰谷（曰琯）先生亦适于前十日逝世，幸哲弟半槎敦古谊，告之同社，共得百金为赙，然仅足资参苓及附身之费，而葬具犹未备，不得已，尽出所藏书万余卷，归之卢镐族人，得白金二百，……奉柩入椁。……明年五月二十六日，曹孺人亦卒，孙桐，稚弱，不十年，桐之父尽失所遗房屋，墓旁仅有田十二亩亦失去，寒食中元，几无一奠，而纯所丐堇浦之志竟不报，并所遗马氏文集十册亦归堇浦，索之再三而终不应，是则可为长恸者矣。”对杭氏不满之辞，溢于言表。且所说志墓文集等事，与烟屿楼集合。予甚拟买道古堂集与鲒亭集一勘，而不能得，蒋天枢先生为全谢山新年谱，序云，另有著述一卷，专罗此时材料，惜亦未见，乱世为学，盖甚难也。

世骏又有三国志补注，与同里赵一清东潜之三国志注补多雷同，据郑天挺先生考证，应是杭氏先创此稿，赵氏踵而改正润色，后两稿并行，名亦少异，实非杭氏袭赵者。赵氏所校水经，为戴东原所袭窃，其生平遭遇，与全氏将毋同，此三国志注补之公案，不知有无他说，姑记于此，以俟更考。（郑氏文见北大国学季刊五卷四期）

四 毕氏续资治通鉴与邵二云

续通鉴者，明有薛应旗，王宗沐，陈桱诸家，清徐乾学作后编，虽优于王薛，而所见书籍未备，不无疏漏之处。毕秋帆命幕府某，续为之，大率就徐本稍为损益，无大殊异，毕未惬心，属邵二云订正。先生为之布署，顿改旧观，书成，章实斋代毕致书钱大昕恳为覆审，有云：“宋元编年之役，垂二十年，始得粗就隐括，拾遗补缺，商榷繁简，不无搔首苦心。……按陈王薛三家纷纷续宋元事，乃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仅据宋人纪事之书，略及辽金继世年月，其为荒陋，不待言矣。徐昆山书最为晚出，一时相与同功，如万甬东阎太原胡德清诸君，又皆深于史事，宜若可以为定本矣；顾永乐大典藏于中秘，有宋东都则丹棱李氏长编足本未出，（指李焘续通鉴长编）南渡则井研李氏（指李心传）系年要录未出，元代则文集说部散于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见，于书虽称缺略，亦其时事使然，未可全咎徐氏。……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今宋事据丹棱井研二李氏而推广之，又据旁籍以补其遗，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为书凡二百卷，……鄙见区区自谓此书差有功于前哲。……邵与桐校订颇勤，然商定书名则请姑标宋元事鉴，……盖取不敢遽续通鉴。……鄙以为，马鉴而后，续者似可不以通鉴为讳，且书之优劣不在名目异同，……名为通鉴而书之可嗣涑水与否，则存乎后人之衡度矣。”邵与桐即二云，章实斋盖亦与修此书之役，而为之发凡起例者。观此，则续通鉴邵章二氏之力最多。邵故后，章为作传云：“已故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公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异。公未惬心，属君（邵）更正，君出绪余，为之覆审，其书即大改观，时公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公旋薨于军，其家所刻续鉴乃宾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后家旋籍没，不可访矣。”章子贻选注云：“先师（邵）为毕公覆审续鉴，其义例详家君代毕公论通鉴书，与毕氏所刻谨就徐氏增损之本迥异，闻邵氏尚有残稿，恐未全耳。”此皆言邵为毕重校续鉴之事，而又皆言毕之所刻，乃非邵书。扑朔迷离，滋人疑窦，胡适之先生章实斋年谱谓此不可信，辨之云：“适按此事有可疑处，续通鉴初刻于嘉庆二年丁巳，即毕沅死之年，时邵晋涵已死了一年。毕沅家之抄没在嘉庆四年己未，是时续鉴尚未刻成，仅百三卷而止。后一年，嘉庆五年，冯集梧买得原稿全部，及不全版片，惜其未底于成，为补刻百十七卷，次年三月刻成，共二百二十卷。是先生（章）作邵传之时（嘉庆五年），续鉴并未有刻本，先生传中所说，与贻选注中所说，似皆未可凭信。此一可疑。况代致钱大昕书乃壬子所作，去刻书之时，尚隔六年，而书中已言邵与相（桐）校订颇勤的话，（据王昶与毕沅论通鉴书，亦谓邵早参与）。是邵氏校订之本已成于壬子之前，不容至己未付刻时犹用宾客初订之本，此二可疑。先生作邵传之年，即冯集梧买得续鉴原稿及残板之年，原稿尚在，先生说邵本‘公薨后家旋籍没，不可访矣’的话，似亦无据。此三可疑。”有此疑点，故后人多谓毕氏欲以邵书攘为己作者。夫达官贵人，欲以著作沽名，如不韦淮南，要亦无损，特不可故作狡辞，掩人之功而不著耳。（朱希祖先生不以胡说为然，著有续资治通鉴考，一时未能查出在何刊物，故缺之。）

五 戴东原校本水经注与赵一清

戴东原卓然经师，三百年来，治汉学者不祧之祖。然其所校水经注，实窃自赵一清东潜，近日王静安孟心史诸先生论之至详，殆不容辨。戴氏校本，自谓出于永乐大典，凡改正今本三千七百余字，删去一千四百余字，矜伐甚至。赵东潜，杭郡人，名诚夫，字一清，东潜其字，与杭世骏，全谢山为友，生平著述甚多，所校水经注，尤精密，与全氏所见往往相合，全亦每与商榷。唯其书因无力刊刻，没后多年，始由梁玉绳为之梓行，时戴校本已早出，戴弟子段玉裁疑之，因移书梁氏责让，以为赵氏窃其师书。梁虽未复，而魏默深张石舟（穆）则深为不平，魏氏书赵校水经注后云：（见周昌寿思益堂日札引）“考赵氏书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库全书，与刊无二。是戴氏在四库馆先睹预窃之明证，若谓赵氏后人采取于戴，则当与四库著录之本，判然不符而后可，岂四库亦为后人所追改乎？”又云：“戴氏臆改经注字句，辄称永乐大典本，而大典现贮翰林院，源曾从友亲往翻校。即系明朱谋玮等所见之本，不过多一郦序，其余删改字句，皆系戴之伪托。”所说甚洽。梁任公先生戴氏著述考虽提及此而不敢论断（自称未见大典本），长沙王先谦刊合校本水经注，言及此而为两可之词。至王静安《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始力发其覆，盖其时大典本水经注已行于世，凡戴所改者，大典本皆与通行本同，绝不似戴氏所云错落之甚。王氏云：“戴氏自云据大典补之，今大典本具在，戴氏所补乃不同于大典本，而反同于全赵本，谓非见全赵之书不可矣。考赵氏书之得著录四库，当在东原身后，而其书之入四库馆，则远在其前；案浙江采进遗书总目，成于乾隆三十九年，其凡例内载浙江进书凡十二次，前十次所进书目通编为甲乙至壬癸十集，而第十一第十二次所进者，则编为闰集，今考赵氏水经注释及沈释旃水经注集释订伪，均在戊集中，则必为第十次以前所进之书，亦必前乎三十九年矣，而东原入馆，在三十八年之秋，其校水经注成在三十九年之冬，当时必见赵书无疑。然余疑东原见赵氏书，尚在乾隆戊子（三十五）修直隶河渠书之时。东原修此书，实承东潜之后，当时物力丰盛，赵氏河渠书稿百三十卷，戴氏河渠书百十卷，并有数写本。又赵校水经注，全氏双韭山房录有二部，则全氏校本赵氏亦必有之，水经注为纂河渠书时第一要书，故全赵二校本，局中必有写本无疑。东原见之，自必在此时矣。……东原撰官本提要所举厘订经注条例三则，至简至赅，较之全赵二家说，尤为亲切，则东原于此事似非全出因袭，且金宇文虚中，蔡正甫明冯开之，已发此论，固不必见全赵书而始为之也。余颇疑东原既发现此事，遂以赵书为己一家之学，后见全赵书与己同，不以为助而反为仇，故于其校定郦书也，为得此书善本计，不能不尽采全赵之说，而对于其人其书，必泯其迹而后快，于是尽以诸本之美归于大典本，尽掠诸家厘订之功以为己功，其弟子辈过尊其师，复以意气为之辩护，忿戾之气相召，遂来张石舟辈窃书之讥，亦有以自取之也。东原学问才力固自横绝一世，然自视过高，鹜名亦甚……其著他书，亦往往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其生平学术出于江慎修，……亦未尝笃再三之谊，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其治郦学也亦然。黄胡全赵诸家之说，戴氏虽尽取之，而气矜之隆，雅不欲称述诸氏，是固官书体例宜然，然其自刊之本，亦同官本，则不可解也。……以视东潜之祖述谢山，谢山之于东潜，称道不绝口者，其雅量高致固有间矣！由此气矜之过，不独厚诬大典本，抹杀诸家本，如张石舟之所讥，且有私改大典，假托他本之迹，如蒋氏所藏大典本第一卷有涂改四处，河水一，‘遐记绵邈’‘遐’‘邈’二字中，唯辶辶二偏旁系大典原本，段貌二文，皆系刮补，乃从朱王孙笺。又‘令河不通利’，‘令’字大典作‘今’，乃从全赵二本改‘今’字下半作‘令’，‘天魔波旬’大典与诸本同，乃改‘天’字首笔作‘夭’，以实其校语中妖夭字通之说。河水二‘自析支以西，溪于河首，左右居也’，大典与诸本同，作‘在右居也’，乃从全赵二本改在字为左。盖戴校既托诸大典本，复虑后人据大典以驳之也，乃私改大典原本，以实其说，其仅改卷首四处者，当以其不胜改而中止也。此汉人私改兰台漆书之故智，不谓东原乃复为之。”此说证据确然，已无可易，而孟心史先生更著《戴本水经注所举脱文衍文》一章，刊之国学季刊（六卷二号），将戴氏袭赵为伪托于大典者，一一摘发，并加说明，遂使戴氏复生，亦无以辨矣。（大典本已由商务影印，人人可睹，唯王氏所云挖改者无从辨识耳。戴所自校处，据孟氏云，仅将原文一十，一百，一千，一万等句之“一”删去，如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五，戴本则作万二千五百十五，他准此，自称其简洁，殊无谓也。

六 王履泰畿辅安澜志与戴东原赵东潜

戴氏曾于直隶总督方观承幕中奉命修直隶河渠书一百一十卷，故后，其稿为王履泰所窃，然方修此书，先聘赵东潜，后始聘戴，故又有戴窃于赵之讥，段玉裁为文辨之，经韵楼集卷七直隶河渠书辨云：“戴东原师卒于乾隆丁酉，遗书皆归曲阜孔户部荭谷（继涵），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册，荭谷装为二十四册，计百单二卷，以卷帙重大，故荭谷未能刻，藏于家，荭谷于吾师为挚友，……故遗书收藏刊刻引为己任也。始桐城方恪敏公总督直隶，聘吾师修此书，未竟而恪敏薨，嘉庆十四年，有吴江捐职通盘王履泰，进献畿辅安澜志一书，蒙恩赏录，今武英殿刊行，实窃取戴书，删改而成者。履泰系直督周公元理亲戚，周公系方公后任，于时葆岩制府（方维甸，观承子，后亦为直督）方十二龄，故书稿入于周氏，而王氏得之，吾师之子中孚，意欲赴阙伸辩而未能，爰于孔府携书稿二十四册至苏州，属余校定，……余披读往复，见其书繁重，因思吾师唯戊子年在恪敏处，一年内何以能成书之多至此，每与李松云太守言此，必有底稿，断非出戴师一人之手也。是年冬，……杭州何梦华来言，直隶河渠书乃赵东潜作，于戴先生无涉，往昔孔荭谷丈收入戴氏遗书中误也。余以二十四册示之，彼云赵氏之书尚多一倍，不止此也，余曰：吾故疑吾师一年内不能成书至百二卷之多，今足下云赵书乃更信此，则赵为草创而戴为删定乎？十六年春，松云……以武英殿聚珍版畿辅安澜志相示，知其确为窃取戴书而删繁就简，……顿失庐山真面。盖此书之美在繁，而彼尽将夹行细注删去，令考订古今者俱怅怅焉在幽室之中，是可惜也。……松云云，东原先生非攘窃人书者，若非东原大为删润，断不抄其副本，自称己书，盖赵草创而戴删改必矣。松云所见，正与余合。古人改定他人之作，有并存集中者，如韩卢之月蚀诗是也，今者二公之书，固当并存。……”此说戴取赵书，彰彰明甚，虽曰大加删润，岂可并主名而没之？古人著述，殆亦不尔！果如是则王之删戴，其揆一也，焉可遽命为窃邪？段氏之辨，固不利于王，尤不利于戴矣！孟心史先生在跋《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一文中，坚持戴氏攘赵之论，其辙与水经注同，并拟为专文辨之，惜未得见，丁丑以后，先生忽归道山，今日欲明此学术公案，竟莫由问津，为可痛也。

七 傅泽洪行水金鉴与郑芷畦

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傅泽洪撰，洪字稚君，镶红旗汉军，官至分巡淮扬道按察司副使，是书成于雍正间，四库提要云：“全祖望作郑元庆墓志，以为出元庆之手，疑其客游泽洪之幕，或预编纂，然别无显证，未之详也。”鲒亭集十九，郑芷畦窆石志云：“芷畦生平著述，尚有行水金鉴，为河道傅君所开雕，盛行，顾罕知其出于芷畦也。”即提要说之所据。郑氏一生坎坷，游幕谋食，全氏云：“芷畦之学如此，而一生运蹇，寄鼻息于高牙大纛之间，与所谓刑名钱谷之辈，旅进旅退，糊口代耕，视当世槐棘间人物，仅仅以数首制举文字弋获功名，高坐危言，晏然自以为千佛名经中尊宿，可为恸哭！”其同情之感甚深。郑氏所作尚有礼记缉注，四礼参同，湖录今水学略（？）等书，似皆未刊，寒士为人作嫁，而结局往往如此，又不独郑氏为然也。清史稿傅泽洪入文苑传，寥寥数言，仅记其有行水金鉴一书，正史之不可尽信，斯又一端矣。

上所孴记，皆一时记忆所及，若庄廷鑨以买朱国祯明史而袭其名，致遭大狱，凡此之类，皆未阑入。考窃书者或由师友相攘，或由作客依人，遂被汩没，而后者为多。然究其动机，既罔不出诸名利；积久襮白，转复狼藉。愧不能暇取古今类此之事，一一爬梳，俾发潜德之幽光，而见文人之厄遇耳，有志之士，曷一为之！

（原载《古今》第四十九期，1944年6月16日出版。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