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谈谈〈狂人〉、星驰学生论坛的探索路子（原刊《狂人》第四期）

魏庆彬

文/吴景传

将学生民间社团的家事公之于众，莫非别有隐衷。
我一直坚持，作为靠民间力量自费发展起来的学生组织，理应在方式与理念上努力探索、用心经营，经受住有心人的推敲、讨论与借鉴。我们非有兼济天下的志气，却也希望通过这群充满悲悯情怀、秉持普世价值、热爱人文精神的大学生的努力，为重塑大学人文风景尽人子之孝。基于这一愿望，本文试图将过去半年〈狂人〉与星驰的摸索、反思和期间的规则、技巧以及过程的艰辛、振奋进行总结，一是为自家留下生命印记，一是为他方提供批评与借鉴的对象。
一 批判精神与建设志向
中国的批判精神是在堕落的。
在新近召开的全国第一届高校科技创新高层论坛上，河大副校长宋纯鹏先生的发言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对学术批判的正面态度将有助于建立我们所期待的科学文化语境，即科学的真实性比顾面子重要得多，而深刻的负面批评远胜于不负责任的一团和气。”作为引领学术风气的大学，作为国家未来建设者的大学生，得仔细思量！
批评的前提是有表达意愿的冲动。目今世风，知识分子甚为不争！
我以为，知识分子应具备公共关怀，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表达出进步认识，否则，将丧失其思考的价值，甚至，其存在的必要性都值得质疑。中国文人有个怪脾气，自视才高而目空一切，极郁闷地将自己关进书斋而咒骂伯乐稀缺。而一旦出仕，却故作谦虚，扭扭捏捏，极酸气的病态！优秀的知识者，当细察社会具体经营，努力表现自我，在迎合时务中用心改良社会。然而，有部分人是真谦虚，认为思考不够成熟，表达不得。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表达这样的观点：人每天都较昨天有所修正和进步，如果一直认为明天更进步，而等待明天再表达，则恐怕任何认识都可能无法表达出来。故而，适时表达认识，十分必要。
当知识分子有了表达意愿的冲动，再谈批判，顺理成章。
前芝加哥大学校长指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自己必须是批判的中心。一个民族只有秉持批判精神，才能质疑前代，质疑权威，进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阿谀和奉迎，本就是怀有目的的虚情假意，而批判则源于对生命的爱、尊重与期许。
〈狂人〉与星驰，从其命名之“狂”和“俊采星驰”，便可看出其批判姿态和兼容精神。尽管由于学力、阅历和视野的制约，我们的观点显得肤浅，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困境，使得它精神价值远大于讲述内容的价值。另外，这种鲜活、可爱和思考的原生状态，用梁启超的话说，“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股淋漓之象。”
然而，邓小平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深刻反思。当年文革刚结束，许多知识分子总哭诉过去十年的冤屈，邓公一语，“哭哭啼啼，不成气候！”〈狂人〉与星驰，不能一狂到底，吵吵闹闹，批评重要，但建设更重要！
我与内部诸兄及读者、听众谈及此事，总是再三重复：在狂的背后，需要足够的沉着与冷静，而沉着与冷静的背后，则需要更大的愿力和决心。
从其经历可见些端倪：
今年8月，彭星君提及“狂人”之名，初始我是十分反对的，后来细想，却十分赞赏。人们看惯了四平八稳的文章，腻了，我们没有权威背景，如何吸引眼球，只有通过所谓的“偏颇”来哗众取宠，引起关注。第一、二期基本按此思路，个人情感很重。而当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后，第三期报纸逐步皈依理性，略显沉着和冷静，将“狂”压进了纸背，呈现出稍微端严的眉目。而从本期起，则出现了评论、通讯、相片、专版。而其关注对象，也逐渐由起初的个人情感体验稍转向公共关怀，如对多余杰事件、大学精神、西南联大七十年的关注，等等。特别是本期刊出了新校区宁城君文章，其文就上期〈狂人〉所刊出李小立君的文章硬伤进行商榷。这是个好的开始。
〈狂人〉与星驰学生论坛的关系十分有趣，其间的苦心，值得关注。
据说，星驰是中国大学第一个学生论坛，可惜地处开封，没有引起外界关心。我与魏庆彬君去年听李小立君于讲坛讲“汉代风云人物”，算作认识。后因性情趣味相似，加上彭星君，四人结为好友。本学期讲坛由李兄主持。而我对梁启超教书、讲演、办报此传播文明三利器一直十分欣赏，趁此机会，通过与诸君的磨合，形成基本共识：讲坛有热烈的现场效应，报纸有沉着的永久价值，作为中国大学的第一个学生讲坛，应对自身的生命印记作好记录，口说无凭，立字为据，报纸应担当此任，纸质媒体的短处是不够直观，讲坛应为报纸杂志提供演说、沟通的平台。
此处需特别提及魏兄及其书协。书协是校方社团，魏兄本学年主管其基本工作。民间社团除经费外，仍有许多难处，如申请教室、出展板、巩固会众。我本耽于书法，于是借“书法乃最单一的线条艺术与颜色艺术，是为艺术哲学”之名，与魏兄合计，借图书馆一教室，每周日在教习诸会众书法的同时，大谈五彩缤纷的文艺，并提出任何同学都可参与雅集，做成文化沙龙，成为讲坛与报纸的“常务机构”。而更重要的，一个校方社团与两个民间社团，性质不同而合作做活动，几乎可包罗所有内容，并且，有校方社团垫着，增加了所谓的“权威”，减少了诸如申请教室等的麻烦，而民间社团自有其独特魅力，书协也从中获益良多。
如此三位一体，可谓用心良苦，而正由于〈狂人〉与书协的介入，使得讲坛异彩纷呈。
前段时间，由书协牵头，邀请擅长书法的戴炳中老师前来讲述充满人文意味的〈大学何为〉，老戴为真狂人，其立场与〈狂人〉和星驰是相吻合的。如今每次讲坛，也似乎有〈狂人〉读者见面会的性质，而讲演结束后的自由讨论阶段，各专业同学踊跃发言，场面十分热烈，这与〈狂人〉的推动不无关系。
前阶段，我于讲坛提出：讲坛以往皆由文学院同学主讲，他们有近似的学科背景和文化框架，有近亲结婚之嫌，容易导致思想孤立，应鼓励其他专业同学登上讲坛。还有，以往皆为对经典的赏析评议，尽管从以旧读旧到以旧读新有了进步，但应该尝试注意关注当下，以新读新。上期讲坛已经有了尝试，但愿能百家争鸣，综罗古今。
从以上之经营可以看出，批判精神与建设志向皆应有所探索，而不管是金刚怒目还是菩萨低眉，皆应基于对大学的关爱。
二 大学故事与人间情怀
关爱和校长在《师门求学散记》长文中，深情怀念其恩师任访秋先生。我与同学谈心，多次提到：不读《师》文，便不解关先生，反复诵读《师》文，方知这位老师兄的性情与趣味。为何如此推重《师》文，特辑数段与看官共赏：
“1998年，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点获得批准后，我去向先生报告，先生连连说：“好事，好事。”事后，听师母讲，他一直念叨着准备给博士生上课。先生多次夜里从床上坐起，向师母问道：“学生怎么还不来上课。”先生晚年的痛苦主要是来自精神上的。他在有生之年，无法去从事已经成为生命中最重要部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此种痛苦是难以名状的。”
“先生与刘增杰先生分别动员我留校工作。刘先生时主系政，态度也最为恳切。其时，我女儿已一岁半，随母亲在郑州生活。省会的一所大学也已给我过接收函。我叛逃的决心最终被老师的诚恳所击退。而由此开始的两地生活，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先生治学著述的第二黄金时期，我能投考先生门下，亲闻謦，亲领教诲，我深感幸运。先生待弟子，和善民主，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建立得以安身立命的学术领域；教诲学生以学术事业为重，以学术生命为重，以学术研究为天职。先生的一生，便是一本读不尽的书。”
“先生往矣，薪尽而火传。正直做人，勉力为学，将是我辈对先生最好的报答。”
每次读及这些文字，我都深为感动。对过去中国大学的师生之谊以及其中的大学故事、人间情怀极为怀念。
随着学位制度、职称制度、学科细化、学术规范的完善和森严，官员掌校、专家掌校的形式和偏颇，以及兼并、扩招等量化评估方式的片面，进入90年代的中国大学，进入了一个没有故事、没有情怀的时代。
学者陈平原在《大学何为》一书中指出，“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而从平原1993年发表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及之后十几年的著述与作为，似乎能反映出其营建大学精神的策略——演绎大学故事、述说人间情怀。蔡元培掌北大校政时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理念，以及战时西南联大之“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风范，之所以能引后人百年的追念，乃是因为有鲜活的故事实体，捉摸得着，有了具体的对象，可供追摹。
河大校训“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彰显高峻人品、启发民智，到达完美。平日里师长同学常将此语挂于口间，可有多少能深味其意？如若未能深味其意，谈何继承？它不过成为所谓的文脉与学统的一种象征而已。当我翻阅九十五年校史，通过许多鲜活的故事，方知此语意味深长。我以为，为保住“真大学”，万万不可只谈理论性的口号，应有意识、有方寸地演绎大学故事、述说人间情怀。
在本期《狂人》副刊编者按中，笔者提出，“但愿日后我们的学生能关心、讨论咱们的任访秋、吴雪莉、关爱和等师长的情爱故事，那样的大学，将永远值得怀念与追摹。”如此大力呼吁，并非想制造花边新闻和学者八卦，我以为，作为一个学者，理应在“人”上有所探索，专业著述艰深难懂，而作为“人”的先生意气则是摸得着，可学得来。
在《即将消逝的风景》一文中，平原写道：
“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湘，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边肯定显得寂寞多了。”
这一段话之所以在大学中广为传播，正因人们对这“即将消逝的风景”的无限怀念。
〈狂人〉与星驰学生论坛正是基于重塑大学人文风景这一愿望，而注重演绎大学故事与述说人间情怀。
先谈邀请戴炳中老师讲演。老戴是个颇具争议的老师，从〈狂人〉第二期刊登的百则〈老戴语录〉可见其性情和理想。关于其为何离开讲台的故事，河大的BBS上有超过万次的点击。
我们所以邀请老戴重回讲台，是想告诉人们，老戴到底怎么了？什么才是老戴的意义？对于其言论是非与否，我不想妄下评论，我想说的是，老戴的故事给河大人提供了讨论民主、讨论真性情的对象。4万人的河大，平静如水并非好事，而老戴的意义，也将超越其讲课内容，而作为一种精神进入2007年的河大校史。
〈狂人〉与星驰学生论坛是民间社团，经费、人事关系等制约着其发展，可又为何拒绝校方组织的招安？首先，民间姿态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其次，“民间”这个称呼本身魅力无穷；最后，民间与人文具有天然的血脉联系。于是，在与新校区〈狂人〉负责人、河大报记者、广播站记者、河大周刊负责人提及此事，我戏称我们要做河大的情人，虽没名分，但博得关爱。然而，情人毕竟没有名分，困难重重。我们已经并且期待进一步与正妻——即河大主流社团增进了解、形成共识。诸如于校园设立国文角诵读中华传统经典、举办诗歌节、邀请优秀的知识分子讲演，等等。我们毕竟力量弱小，通过与诸社团的交流，与校方沟通，在经营报纸与论坛的理念、精神和方式诸方面为其提供借鉴和批评对象，然后千军万马一齐为河大的事业尽力，为中国大学重塑人文风景尽人子之孝，这是我们的最大愿望。
另外，诸如主办者皆是来自农村的穷学生、彭星君为办报纸而戒烟、某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学院女生出200元胭脂钱和李大爷出200元生活费资助办报、李小立君借讲坛谈庄子却暗示风月、魏庆彬君于老戴讲演的宣传展板上注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的忠诚卫士”，等等，日积月累，想必也将成为一段令人向往的大学故事，成为百年河大园一道特殊的风景。
批判精神与建设志向、大学故事与人间情怀需要艰辛而振奋的探索，需要历史积淀。不管是“大江东去”式的激情，还是“小家碧玉”式的温存，是“一意孤行”式的偏颇，还是“天心月圆”式的淡定，我们真诚期待，作为大学故事主体的师长表现出先生意气来，经受住当代学生的再三品味、学习、追摹，学子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