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毕：忆导师吴金华先生教育二三事

狂人

左一为本文作者孙毕

2013年6月4日上午9时，我匆匆赶到上海宝山殡仪馆垂青厅时，恩师吴金华先生的追悼会暨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开始了。先生的亲朋好友和学生们肃穆静立，瞻仰先生遗容，聆听复旦大学的老师关于先生的事迹介绍和悼词。看见先生安详地躺在花丛中，我宁愿相信勤奋一生、也教人勤奋一生的先生这回只不过是累了稍作休息，而不是真正地长眠了。十余年前我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师门亲炙的点点滴滴犹在昨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鱼”可让人饱食一时，“渔”则让人受惠一世。这是我对吴先生教育方法最大的感受之一。

由轻入重，再举重若轻，这是治学的两个不同境界，也是治学“渔”道之一。记得吴先生最后确定将章太炎《新方言》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后，我有点茫然无措：我们同学选定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之后，要么从图书馆用三轮车拉回一车研究资料，要么在全国跑一圈后，复印一屋子的文献；和他们的研究资料相比，《新方言》正文及其序言、后序在《章太炎全集》（七）中总共才有136页，分量这么“轻”的材料，能成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吗？面对我这个疑问，吴先生只说了一句：“一字一句把章太炎《新方言》读懂之后再说。”

为“读懂”《新方言》，我开始一个字头一个字头地将《新方言》与《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文献比较阅读，开始将《新方言》与大部头的《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对应的单字与多字条目比较阅读，开始将章太炎的《新方言》与他本人的《文始》《小学答问》《新出三体石经考》《国故论衡》《訄书》等比较阅读……慢慢地，以这“轻飘飘”的136页《新方言》为圆心，我潜心钻研了我国古代文献及相关当代学术研究成果，在没有使用计算机之前，我积累下来的学习笔记本已经有十余个了；加上后来计算机打印的部分资料，我记得和老师见面谈我的论文那次，我用一个大旅行袋背了“沉甸甸”的一袋子笔记和资料。这大概就是治学由“轻”入“重”吧！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将与学位论文《章太炎〈新方言〉研究》有关的已有研究成果了解清楚了，构思好了论文的框架，并写好了论文的一小半内容后，我奉命到文科大楼去先生的办公室单独见他时，我就背着这袋“沉甸甸”的资料。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先生并没有翻阅我这厚重的一堆笔记本，只是简单地说：“你不用打开笔记，你就将与章太炎《新方言》有关的已有成果以及你的写作思路，‘说’给我听。”俗语云：“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句话用来形容我当时的境况，是再合适不过了。吴先生见我愣在当场，也没多说我，只是告诉我，面对一大堆东西，“说”不出来，说明我对这一大堆资料并没有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所谓“胸有成竹”也就无从谈起了。他说：“既然这样，现在我来‘说’给你听。”接下来，吴先生面对着空荡荡的办公桌，就我的论文课题连续讲了两到三个钟头，我因飞快地记录先生几个小时的讲话，右手手指在接下来的几天几近瘫痪。这大概就是治学“举重若轻”之道吧！

“由轻入重，再举重若轻”，能条分缕析地将复杂的事情简洁地“说”出来，此治“渔”之道使我受惠终生。这里仅举一例。我进入出版界，策划成功的复合出版项目之一是《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印刷版与网络版），其策划过程及赴北京参加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答辩之前的准备工作的“由轻入重”暂且不说，单说等我社答辩团队进入答辩现场时，发现这次答辩和前次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答辩不同，这次没有给答辩方准备播放答辩稿PPT的计算机与屏幕，甚至连放资料的桌子也没有；在10位左右的答辩专家面前，只有4张空无一物的椅子。我们坐定后，答辩主席说：“由于提交的项目材料大家都已看过，此次答辩直接进入自由提问与答辩环节。”这就意味着我们带来的计算机、撰写的答辩文稿与有关资料全部被“废掉武功”。我仿佛又回到了复旦大学读博时的文科大楼，仿佛又碰见吴先生不看我的一旅行袋笔记本，直接要我将这一袋子资料“说”出来。此次答辩专家提问，以“同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项目，与‘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航母级《汉语大词典》相比，小小的《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有何意义和必要性？”开始，广泛涉及各个领域，从汉语言文字学到辞书学，从传统出版的困境到数字出版的难点重点，从成本核算到全国作者队伍的比较与组织，从自由文档许可协议对于“版权向左”的处理到项目盈利模式的设计，许多都超出了我们为此次答辩临时准备的材料范围。好在我从策划此项目伊始，就大量阅读，深入思考，并撰写了许多相关业务报告，发表了许多同时涉及上述提问领域的学术论文；有了这“由轻入重”的积累，此次答辩能“举重若轻”，条分缕析地将自己的项目“说”出来，就是水到渠成的了。答辩完成后，在座专家充分肯定了我们的答辩表现，后来我们的项目也顺利获得了国家几百万元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这很大部分原因当然要归功于十年前在复旦大学时吴先生给我准备的“模拟考试”。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是吴先生授给我治学“渔”道之二。在我大致读懂了《新方言》，并撰写了博士论文的大部分内容后，吴先生告诉我，我整天呆在宿舍，整天呆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并不是治学的好方法；不向全国学界的名宿求教，不和治学同道交流，只知道从资料到论文，终究免不了“闭门造车”之误。不要说年轻的学生应该努力熟悉学界的人与事，就是年过花甲的吴先生自己，也从未间断过与全国学界的切磋交流。自此之后，按照吴先生的指点，我开始向复旦大学的许宝华先生、严修先生等求教，当时在华东师范大学执教的华学诚先生更是成了我的第二导师；向复旦大学的游汝杰先生、杨剑桥先生、殷寄明先生，上海师范大学的潘悟云先生等专家请教后，我的博士论文不仅和《续方言》《蕲春语》《昭通方言疏证》《钟祥方言记》《临川音系》等我国方言学史的文献联系了起来，架起了《新方言》与《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这两个当时最大的方言学工程沟通的桥梁，还和高本汉《汉文典》《中国音韵学研究》等海外汉学广泛比较，使我的论文从方言学、词汇学、文字学、汉语语源学、语言学史等多维度深入地展开。因此，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在我工作后将这篇论文参评“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时，我的学位论文都给学界、业界的评审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拜师访友之治学“渔”道，也伴随我出版的职业生涯。我策划、组织、实施《全媒体英华大词典》《全媒体现代汉语大词典》《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字海》《语海》乃至参与组织《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等地方级和国家级出版项目时，不仅主动、广泛请教与联系全国著名高校与研究所的语言文字学家，著名出版社的辞书学家，还广泛结识了北大方正、清华同方、步步高、诺亚舟、文曲星、汉王等数字出版领域的朋友，也开始结识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游戏、动漫产业的朋友。开阔的视野，深广的人脉，这就是吴先生指导我形成的良好治学方法带来的丰厚回馈。

2006年，我去母校参加了师妹、韩国的金信周博士的学位论文答辩，带去了我那本由上海学术基金资助、刚刚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章太炎〈新方言〉研究》，先生非常高兴，在答辩会上和聚餐时对我的论文不吝奖掖之辞；答辩后，还专门让我和金信周博士分坐先生左右合照留念。我随文附上的照片之一，“摄影师”师妹李春晓发给我照片时命其名曰“呈大作喜盈盈”。后来，当我参与申报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汉语大词典》（第二版）时，当我独立策划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印刷版与网络版）时，请先生作为专家撰写推荐意见，先生皆欣然应允，并对我勉励有加。目前，我除倾力完成地方政府和国家级的几个数字化大型辞书出版项目外，于私参加了华学诚先生主编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中国古代方言文献集成》，于公殚精竭虑于《汉语大词典》（第二版）项目，每每碰到学术、人际关系、项目组织诸多困难时，四顾茫然，惊觉吴先生已然仙逝，顿生“问疑解惑竟问谁”之悲。

呜呼！吴先生千古！

                                              2013年9月19日

（本文原刊《凤鸣高冈——吴金华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