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爱莲 韩永福 卢 经：《清史稿》撰修始末研究

狂人

《清史稿》是北洋政府时期，经袁世凯批准，由赵尔巽为总担纲编纂的一部大型清朝历史史籍。因其未经总阅修订即匆忙付梓刊行，故曰“史稿”。参与该史稿纂修的工作人员，前后有300多人，编纂时间历达15年，最后成书536卷，800余万字。几十年来，《清史稿》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点、体裁体例、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舛错。认真研究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对刚启动的新的大型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借鉴。

一、 史馆的设立和纂修队伍的组织

1．史馆的设立

1914年春，北洋政府国务院呈请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国务院呈文曰：

在昔邱明受经，伯靥司籍，春秋而降，凡所陈之递嬗，每纪录而成编，是以武德开基，颜师古聿修隋史，元祐继统，欧阳修乃撰唐书。盖时有盛衰，制多兴革，不有鸿篇巨制，将奚以窥前代之盛，备后世考镜之资。况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灿然，治具咸饬……惟是先朝纪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尤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兹经国务会议议决，应请特设清史馆，由大总统延聘专员，分任编纂，总期元丰史院，肇启宏规，贞观遗风，备登实录，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鉴于无穷。[1]

3月9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的形式，批准了国务院的呈请。大总统令写到：“应即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2]。是年8月，袁世凯又派贴身秘书吴璆，携亲笔信前往青岛，聘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清史馆遂正式成立，馆址位于故宫东华门内，原为清朝国史馆和会典馆馆址。

赵尔巽接聘后，立即着手延聘人员，组织队伍，开始编纂工作。他用下聘书的方式，先后聘任编纂人员一百多人进馆，另外还聘任名誉总纂、纂修顾问等亦近百人。

2．队伍的组成

①所聘编纂人员

馆长：赵尔巽

总纂：郭曾炘、沈曾植、宝熙、樊增祥、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

纂修兼总纂：李家驹、劳乃宣、于式枚、金兆蕃、吴士鉴、李瑞清、耆龄、陶葆廉、于式棱、王乃征、谢远涵、朱钟琪、温肃、杨钟羲、袁励准、万本端、邓邦述、秦树声、王大均、章钰、王式通、顾瑗

协修：宋书升、唐晏、宗舜年、李葆恂、安维峻、张仲炘、俞陛云、姚永朴、罗惇曧、吴广霈、袁金铠、吴怀清、张书云、张尔田（又叫采田，本文均用尔田）、张启后、韩朴存、陈敬第、陈毅、袁嘉谷、蓝钰、李岳瑞

后来添聘者：马其昶、唐恩溥、刘师培、黄翼曾、夏曾佑、王树楠、夏孙桐、吴昌绶、奭良、瑞洵、姚永概、戴锡章、朱师辙、邵瑞彭、檀玑、刘树屏、何震彝、陈曾则、陈田

受聘未到或到馆未久者简朝亮、袁克文、朱孔彰、王崇烈、陈能怡、方履中、商衍瀛、秦望澜、史恩浩（培）、唐邦治、陈曾矩、吕钰、余嘉锡、王以慜

校勘兼协修：王庆平、齐忠甲、吴璆、叶尔恺、田应璜、李景濂、傅增淯、何葆麟、（骆）成昌、徐鸿宝、赵世骏、杨晋、金兆丰、胡嗣芬、朱希祖、李哲明、朱方饴

提调：陈汉第、李经畬、金还、周肇祥、邵章

文牍科长：伍元芝

图书科长：尹良

会计科长：刘济

庶务科长：锡荫

收发处长：张玉藻

收掌：谢绪、黄葆奇、王文著、尚希程、容濬、曹文燮、文炳、孟昭墉

校对收掌：董峻清、周仰公、秦化田、金善、刘景福、赵佰屏、史锡华、曾恕传、诸以仁、惠澂、胡庆松、金梁

以上受聘者131人，实际到馆工作者前后共117人，其中撰稿者68人，收掌、提调等30余人。

②名誉总纂、纂修顾问一百多人，不在此列。

③前后入馆并参与撰稿者约分以下三期。

第一期：1914—1916年，体例初定，开馆经费充足，故撰稿人最多，共66人到馆，其中总纂8人、纂修15人、协修43人。

第二期：1917—1926年，因受时局影响，经费支绌，薪水叠减，停薪自去者众多，撰稿人仅剩24人，新增聘协修2人，共有撰稿者26人，其中总纂8人、纂修7人、协修11人。

第三期：1926—1928年，此时馆中仅剩14人坚守撰稿，其中总纂4人、纂修3人、协修7人。

3．编纂人员的基本情况及相互关系

参加清史稿编纂的人员，按当时标准，这些人“当有学术文章，能通史例为上选，而以有文采兼能潜心撰述者为次”。但这仅是对撰稿者的起码要求，从所聘撰稿者的实际情况看，还显示出下列几个特点：

①遗臣居多

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数旗人因祖辈、父辈居功位显荫及子孙为官者。

柯劭忞，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

王树楠，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知县、兰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统庚戌（1910）罢任还京，民国时遂不复出。

吴廷燮，光绪甲午（1894）顺天乡试举人，历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夏孙桐，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国史会典》，文渊阁校理。历官知府、护宁绍台道。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

缪荃孙，光绪丙子（1876）恩科进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馆一等，授职编修。庚子之变后，张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缪积极赞襄，并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创办江南图书馆。

秦树声，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云南府知府，调护迤东（西）道，特旨以道员补用，擢迤南道、迁云南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广东提学使，革命军起，叹时事不可为，避居沪上，自是不谈世事。

吴士鑑，壬辰（1892）科进士，授职编修，充会典馆汉文总校，并武英殿总纂，提督江西学政，署理湖南提学使。武昌起义后奏请开缺允准，至沪侍奉父母起居。

奭良，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光绪年间，因旗人故，荫奉天县令后擢东迤道，山西河东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

瑞洵，大学士琦善之孙，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之子，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荐至内阁学士，出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不久被人以“赴任骚扰台站”劾官，自具疏抗辩，愈拂上意，遂废置不复用。

撰稿者在清朝为官的经历和背景，首先使他们对前朝存一种特殊的感情，歌颂清朝、宣扬忠君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其次，他们熟悉清朝典制，了解政体运行过程，又多为文职官员，有的还直接任国史馆编史修志之职。当事者修当朝史，成了修中国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实的可靠性。为官的背景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在世事多变、兵荒马乱的条件下，协调关系，想尽办法，使《清史稿》得以成书。

②文人为主

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博学多闻，国学底蕴较深，有的是当世公认的专家学者，他们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柯劭忞，元史专家，集30余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采佚存旧闻，撰成《新元史》257卷。1920年徐世昌出资为之刊刻，并以大总统身份颁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为廿五史。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特赠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有自刻诗集《蓼园集》，著有《文选补注》等书。[3]

王树楠，年青时随读莲池书院，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殚心著述，至老不少辍，尤以小学特精，常以《尔雅》、《广雅》、《夏小政》诸书订证经文，在晚清学界独树一帜。其著书共53种，685卷，内容涉及训诂、算数、地舆等方面。[4]

王式通，法学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参稽律例，充修订法律馆纂修，更定新律。后擢刑部员外郎，提调法律学堂。学部成立之初，往日本考察学务，奏请调查法典，总办法律馆。民国时任司法次长代理部务，因反对袁称帝，遂谢病去官。预修《四库书目》，合撰辑《清儒学案》、《清诗钞》等，自著《志盦诗文集》。[5]

朱孔彰，曾国藩督师皖南，延揽人才，诣安庆上书，被曾国藩所器重。后欲入曾国藩幕，委襄校江南官书局。著有《说文粹》，辑有《十三经汉注》等。[6]

朱希祖，经史学家，晚清藏书家。学治史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从章炳麟，创制汉语注音字母。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史学系系主任、教授。倡导语体文，主张治史当兼治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主要著述有《明季史籍题跋》、《汲冢书考》等11种，58卷。[7]

刘师培，主持《警钟日报》，创办《天义报》、《衡报》，曾在四川国学院讲学，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著述凡群经小学、学述及文辞、群书校释、诗文集、读书记等60余种。[8]

劳乃萱，宣统元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官，兼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后擢大学堂总监督，署学部副大臣。其著作多散佚，现存《遗安录》、《古筹算考释》等14种，43卷。[9]

吴士鑑，古文字学家，翰林院编修，会典馆汉文总校，武英殿总纂，曾往日本考察学务。对钟鼎文字颇有研究，撰《商周彝器释例》，有著述11种，152卷。[10]

吴廷燮，清末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编辑、法制局参议。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对近代掌故研究较多，著述有《明春秋草》、《万历百官表》等9种，100余卷。[11]

罗惇曧，民国时任总统府秘书，曾为袁克定老师。后热衷于戏曲创作，曾为程砚秋编《红拂传》、《孔雀东南飞》等戏。[12]

姚永朴，经史学家，专治经于注疏，旁及子史、小学、音韵自成一家，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北京大学法政学校、东南大学、安徽大学讲席。所著书有《尚书谊略》、《蜕私轩易说》等18种，约数百余卷。[13]

袁嘉谷，翰林院编修，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通音韵之学，尤重《广韵》。著有《滇绎》、《卧雪堂诗集》等7种，49卷。[14]

缪荃孙，翰林院一等编修，晚清藏书大家、目录学家。是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主创人之一。历主南菁、钟山、泺源、经心等书院讲席，毕生研究文史，考录金石，校订旧籍，撰《书目答问》，编纂《顺天府志》等共25种，约315卷。[15]

金兆丰，文史学家、书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学日本。充大学堂教务提调，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实录馆纂修、武英殿校对各职。著有《校补三国疆域志》、《尔雅郭注补》等。[16]

马其昶，学部主事、经学家，师从桐城古文派吴挚甫。《易》、《书》、《诗》、《礼》，皆有成书，共17种，300余卷。[17]

《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为主，他们熟读经史，远崇孔孟，近效万（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虽然《清史稿》的纂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但陈腐的观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学术水平受到严重影响。

③关系密切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赵尔巽主宰而成，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实际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主写汉传、列传；旗籍文人多主义，主写满传、本纪。昔日虽然满汉官宦间政治上的防范根深蒂固，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又由来已久，但两派的学术旨趣在编纂清史时渐趋一致。总之，两派的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同出一门，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

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坛占有主要位置，“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门下。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门下，娶桐城大家吴挚甫之女为妻。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二姚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后裔，姚永概又为马其昶妻弟。夏孙桐之母姚太夫人为姚鼐之裔，自小受教于其下。夏孙桐与缪荃孙为同乡，其三妹嫁与缪荃孙。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三女纬磷，适朱方殆”，故朱师辙称夏氏为“夏闰丈”。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其婿。八旗籍文人中，奭良为赵尔巽表侄，瑞洵与（骆）成昌为表兄弟。吴廷燮、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王树楠、柯劭忞、秦树声、瑞洵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夏孙桐、吴士鑑为光绪十八年同榜进士。秦树声、柯劭忞二人入仕后，诗词唱和，直至秦终，张尔田曾师秦树声。

总之，清史馆人中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情况虽“远不如修明史人才”，但主要撰稿者中，特别是第三期编纂人员中，清朝遗臣居多，前朝文人为主，且相互间关系密切，显示其独有的特点，为《清史稿》在其军阀混战、费枯竭的条件下成书创造了条件，“在馆之员，等于半尽义务，皆为赞成清史必成之人”。

4．队伍的组织及管理

《清史稿》编纂十余年，其整个队伍的组织基本是松散的，没有明确统一的管理和组织制度。第一阶段，队伍刚刚组成，一切尚未就绪，工作组织无序，到馆离馆无人过问，不少人不辞而别，未留下撰稿。第二阶段因政局动荡，经费无着，东华门常闭，散者益众，馆务基本停止，撰稿人等于半尽义务。第三阶段馆内只剩下十余人，更无管理制度可言。其整个组织和管理，仅约有如下方式和方法：

①编纂人员由馆长聘用。清史馆人员没有固定编制，所有人员，均是聘请的。其中重要人员由馆长致函或拜见直接聘请。如赵尔巽赴任之初，即亲自拜访夏孙桐，请其出面任总纂。政府官员的聘请，一般由馆长先致函该单位，委该单位选定某人后，再以史馆名义聘请。各地方负责征集材料的访员，则由该地方公署遴选，史馆同意后聘请。

②分任功课。根据每人研究特长，撰写前分认功课，分认情况，列表登记，挂馆长办公室。如1922年订担任列传功课人员为：由奭召南接办天聪、崇德、顺治朝诸王传；康熙朝列传添邵瑞彭相助；乾隆朝请章钰相助，咸同朝由朱师辙相助。

③定期交稿。史馆编纂人员均不住馆，所撰稿件，定期交馆，一般是“两月一课”。

④薪金分等。

a、清史馆人员，薪金待遇悬殊，所聘者，约以前清官阶资历略分等级，按月支付薪金，最高者每月薪金600元（银元），最低者每月30元。

b、不能按时交稿或所交稿件不能用者，停发薪金。据时人回忆，第二期中，“馆长辞去撰稿不能用者，与久未交稿者，而停薪者甚伙”。

c、所聘各地访员、兼职专员适量给报酬。如山东省公署规定，“访员纯属名誉职，但得酬量情形，援照国史馆办法，按月给予纸笔车马费”。

d、临时抄字按字数给酬。编纂人员在撰稿中，往往须请人抄稿。史馆曾规定，“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馆计算”。

二、体例的讨论与确立

《清史稿》体例讨论过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馆内外人士上条陈提建议阶段，第二阶段是组织讨论、拟订史目阶段，此阶段又分为馆内讨论，拟订草目和向社会公布所拟草目，修改补充，确立史目两个步骤。

（一）第一阶段

开馆之初，馆内外人士纷纷致书史馆，或致书馆长赵尔巽，提出了各种体例建议。“当开馆之初，首先讨论体例，时建议者众”。“体例未定，建议蜂起”。其中主要有：

1.于式枚、缪荃孙、秦树声、吴士鑑、杨钟羲、陶葆廉六人所上《拟开馆办法九条》。

2.梁启超《清史商例第一、二书》。

3.吴廷燮《清史商例》。

4.金兆蕃《拟修清史略例》。

5.吴士鑑《陈纂修体例》。

6.袁嘉谷、陈敬第《陈清史凡例商榷》。

7.朱钟琪《拟修清史目例》。

8.袁励准、王桐龄《上纂修清史管见书》。

9.张宗祥《陈纂修清史管见数则》。

10.朱希祖《清史宜先修志表而后纪传议》。

11.刘树屏《陈述邦交志意见书》。

12.卢彤《条陈征集书籍及分类纂修办法》。

上条陈的人员，大部分是史馆编纂人员，也有部分是馆外人士。如梁启超、张宗祥、卢彤等。

（二）第二阶段

在广泛征求条陈建议的基础上，史馆开始组织对纂修体例的讨论，此间，“馆中集会数次”。讨论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史体之定位

对于所修清史之史体，可以说未经大的讨论即基本达成一致。首先在国史馆的呈请和大总统令中，已将它定位为“踵二十四史”之作，尔后在馆内外人士的建议中，也大都认为，所修之清史，“为结束二十四史之史，清史以后体例如何，自当别议”，本史则应是“与二十四史并列之书”。故绝大多数人士建议所用之史体，都是传统的纪、志、表、传旧史体。对于纪传体，他们认为“一代之史，实以纪传包括为宏，故后述目录者，皆以斯体为首，名曰‘正史’。”“史记为正史之祖……今修清史，于世家考谱之类，皆无所取，自当以纪志表传四者为定”。虽然梁启超提出了创新体裁，但其所列史目，实际并未超出纪传志表的史体框架。同时，又因“梁启超所言尤繁多，然多不中义例”，而“各家所上史例，多数偏于旧史体裁”，所以最终讨论结果，“众以清史为结束旧史之时，不仿依据旧史，稍广类目，大体近法明史，而稍有变通”。

2.史目之拟定

《清史稿》体裁体例的讨论，主要是史目的讨论和拟定。当时讨论有两种形式和步骤，一是组织馆内有关人员，就馆内外人士建议例目进行讨论，并以多数人建议为基础，拟订草目。二是将拟订的草目公诸报端，由社会人士评议。最后史馆综合各方面意见，进行修改补充，确立撰写目录。

在馆内外人士的条陈建议中，每个人在阐述自己的体例设想时，都详细例举了所拟史目。

对本纪，基本都认为应从太祖努尔哈赤起，每帝一篇，共12篇。个别人提出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宣统皇帝应如何立纪，及多尔衮、载沣和慈禧太后可否入本纪的问题，但总的争议不大。

对志、传、表，则意见不一。每人所拟，例目悬殊，分法各相径庭。以较有代表性的于式枚等人所拟10份史目统计，志最多有的拟27目，最少有的拟13目；表最多有的拟17目，最少者拟6目；传最多者拟52传，少者只拟12传。而累计这10份建议中不同的例目，志有47类，表52类（其他人拟38加梁启超拟 14），传更多达93类（其他人拟43加梁启超52目中和他人不同者39加金兆蕃拟11）。下面仅将于式枚等人所拟例目列表示之（见附表二、附表三、附表四），并对其说明如下：

（1）在表二、三、四中，目数统计时，凡内容一致而用词不一者，均予列在同一栏内计之。如志目中天文和象纬；五行和灾异；贡赋、田赋和赋税；学校、新学和兴学。表目中诸王和皇子；功臣封爵、诸臣封爵和封爵等。但有些名同而内容实际不同者，则另栏标列，如藩属和藩部，有的是指属国，有的是指少数民族部落，凡此，均视实际内容而分列。

（2）有些目下分若干项，因表格所限，略而未列。而有些目和项，内容明显是并列关系的，则分列之，如吴士鉴拟表原为7目，因大臣一目中并列有军机大臣、大学士、七卿和督抚，故在实际统计中则成了11目。

（3）因表格所限，表二中，梁启超拟事表14目，表三中，金兆蕃拟事传11目和梁启超拟传52目，均只做总数量的统计而未列在表内，为便于读者了解，特附后。

梁启超拟事表14：1开国年表，2顺康之际靖乱年表，3西北拓境年表，4西南拓境年表，5嘉道之际靖乱年表，6咸同之际靖乱年表，7外交和战年表，8藩服年表，9庚申之役月表，10甲午之役月表，11庚子之月表，12逊国月表，13与国年表，14大事通表

金兆蕃拟事表11：1台湾，2内外蒙古，3青海四部，4准噶尔，5西藏，6大小金川，7土司，8琉球，9缅甸，10安南，11朝鲜

梁启超拟传52：1孝钦显皇后传，2两摄政王合传，3明四藩载记，4明遗臣传，5明遗民传，6开国亲臣传，7开国相臣传，8开国将帅传，9开国诸臣传，10 顺康相臣传，11顺康将帅传，12顺康疆臣传，13顺康言臣传，14顺康诸臣传，15雍乾相臣传，16雍乾将帅传，17雍乾疆臣传，18雍乾言臣传，19 雍乾诸臣传，20嘉道相臣传，21嘉道将帅传，22嘉道疆臣传，23嘉道言臣传，24嘉道诸臣传，25咸同亲臣传，26咸同相臣传，27咸同将帅传，28 咸同疆臣传，29咸同言臣传，30咸同诸臣传，31光宣亲臣传，32光宣相臣传，33光宣疆臣传，34光宣言臣传，35光宣诸臣传，36河臣传，37使臣传，38死节传，39循吏传，40儒林传，41文苑传，42卓行传，43孝友传，44艺术传，45方伎传，46烈女传，47宦者传，48客卿传，49叛臣传，50群盗传，51属国传，52叙传

经讨论比较，史馆基本取多数人建议，大致以于式枚6人拟立例目为框架，多数人同意拟立史目为基础，先立草目，再定撰写目。

于式枚6人所拟目，大体依明史体例：志16，表10，传18。他们在阐述其体例指导思想时写道：明史“三百六十卷，盖其书纪表不如志，志不如传，宏正（弘治、正德，宏字系原档误写）前之传，不如嘉靖以后，此其大较也。然汇聚数十年之名流，考证三百载之事实，上搜开国之群雄，下录三王之事迹，数人同事，则类叙，一人数事，则别见，不漏不蔓，体例最善。今日修史，惟专仿明史，不必高谈皇古也”。[18]因于式枚等6人的条陈，“颇能言明史之利弊”，“而赞成者亦众”[19]， 故其建议为史馆所用。

20世纪60年代，台北学者曾将清史稿目、明史目及于式枚六人拟目做过比较。结论有三：（一）志。“清史稿志目十六，明史志目十五，是明史志目，清史皆有，惟改五行为灾异，历为时宪，而并仪卫于舆服，则明史目十五，清史并为十四，而增交通、邦交二志。清史目十六，实用于氏等拟目，惟删国语一目，而从兵志中之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分出为交通志，乃从众议也”。（二）表。“清史稿表十类，比明史多五类，于氏拟目，虽亦十类，然清史无总理各国大臣年表，而外戚不从于氏改传，仍从明史作表，仅有二类出入，余皆从于氏之议，惟名称稍有更改，其实则同”。（三）传。“清史除散传十四类。明史二十类，清史删宦官、阉党、佞倖、奸臣、流贼五目，增畴人、藩部。是清史同于明史者十二目，余则或删或增，变更较多。至清史用于氏拟目十八，除去外教、外戚、宦官三目，而改藩臣为藩部，旨趣稍异，以其实用其十四目”。[20]

当时讨论中，虽然建议例目繁多，但多数类目只有极少数人提及，部分类目则意见比较集中。仍以于式枚10人建议为例，建议志目47类中，5人以上同意拟立的志目有18类，即：天文、灾异、历、地理、礼、乐、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外交、学校、宗教、氏族；建议表目52类中，5 人以上同意拟立的有11类，即：公主、封爵、藩属、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宗室、内阁大学士、督抚、使臣、藩部；建议传目93类中，5人以上同意拟立的有12类，即：后妃、诸王、藩臣、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友、隐逸、方伎、烈女、宦官。应该说，这也基本反映了史馆其他多数人的意见。我们将此统计和《清史稿》史目相比较，可以看出，《清史稿》史目，大致没出这些例目之左右。如《清史稿》志16，其中15是上述5人以上建议拟目，只增了少数人拟立的交通一项；表10，取上述5人以上建议史目有8，另增了少数人拟立的皇子和外戚两目；传15，而上述5人以上拟立之12目全在其中。

史馆在采纳馆内外人士条陈建议，拟定史例史目后，曾将拟目公诸报端，由社会人士评议。这是史馆体例讨论的第二步。如1915年，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的易培基，在看到公布的例目后，即在《甲寅杂志》1915年第一卷第6号发表《清史例目证误》一文予以评论。文曰：“曩于报端，见缪君荃孙所编清史例目，误漏逢午，触目皆是”。而易培基所评论“曩于报端”所见之缪荃孙所拟清史例目，并非他和于式枚合上《开馆办法九条》中之拟目，经比较，当属清史馆初拟之例目，例目为：

纪12篇：太祖至宣统。

志19篇：天文志、灾异志、时宪志、地理志、国语志（附国书）、氏族志、礼志、乐志、舆服志（附卤簿）、选举制（下分制科、文科、武科、学校、荐擢、推选、封选、封荫、考绩、捐纳）、职官志（下分官制、内官、外官、内务府、宦官、女官）、食货志（下分户口、田制、赋役、漕运、仓库、盐法、茶法、钱法、矿产、俸饷、征榷、国用）、河渠志、兵志（下分八旗、绿营、防军、乡兵、土兵、水师、海军、边防、海防、训练、制造、马政）、交通志、刑法志、艺文志、邦交志、外教志。

表9篇：诸王世表、公主世表、外戚世表、诸臣封爵世表、藩部世表、宰辅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交通年表。

列传19篇：后妃列传、诸王列传、诸臣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文苑列传、畴人列传、忠义列传、孝友列传、明遗臣列传、隐逸列传、艺术列传、烈女列传、卓行列传、货殖列传、土司列传、客卿列传、属国列传、叛臣列传。

易培基认为，该例目错误有十二。主要为：志目过繁，“致误之处，即在各目伪增”。如《国语志》、《氏族志》及《兵志》中《防军》项，均不合体例；传中有诸王而无公主，是男女不等，未存古义；诸臣列传范围太广，概念不清，如同蛇足等。[21]

史馆在听取社会人士意见后，对所拟草目做了进一步修改补充。如：减去了国语志、氏族志、外教志，志目由19改为16；传减诸臣列传等。在此基础上，最终确定了《清史稿》史目：

纪12篇：太祖至宣统。

志16篇：天文志、灾异志、时宪志、地理志、礼志、乐志、舆服志、选举制、职官志、食货志、河渠志、兵志、刑法志、艺文志、交通志、邦交志。

表10篇：皇子世表、公主表、外戚表、诸臣封爵世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

传15篇：后妃、诸王列传不立目、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友、遗逸、艺术、畴人、烈女、土司、藩部、属国。

3．史例之讨论

定史例，是《清史稿》体例讨论的又一重要议题。涉及史例的建议很多很杂，包括纪传志表的撰写方法、撰写格式、撰写顺序，以及用字、加注等各个方面。其中：

于式枚等6人建议中关于史例者有8：1仿明史。2办长编。3三品以上臣工列传用阮文达儒林文艺传例撰写。4所采事实，详注出处。5有异议之事件，“经折衷附考并于下，将来另成专书”。6全史告成后，再由数人分卷对各传加论。7两摄政王传，仿史记屈贾例；明遗臣遗民传，仿欧史唐六臣传例撰写。8仿范班史传，各传名、字并书。[22]

吴士鑑建议有4：1本纪，“当以史馆历朝本纪为依据，复以圣训、实录、方略互证之，删繁就要，准诸前史体例。”2 传，“列传以国史馆本传为依据……其中既无勋绩，又无章奏，更无著述者，皆从删削，将其人散列于大臣疆臣表中”，全史告成后，每传加论，“再由数人分任之 ”。3表，分格编撰，按格认领。4初稿加注，“俟全史有定稿，缮清本时，再行删去注文”。

袁嘉谷建议中关于史例者亦有4：1分认编纂。“ 或一人认一门，或一人并认数门，或数人分认一门”。2详注出处。“以一代之史，属数十人之手，何其重也！漏略可虑，敷衍尤可虑；杜撰可虑，徇私尤可虑。是必先定一例，除序赞外，凡所采之书，签注出处，俟全馆互校，翕然无疑，发刊有期，再将签注全删，以昭信史”。3润色定稿。“编纂既成之时，再由总纂专任润色”。4酌定期限。“期限之长，至迟当不过十年”。

另外，吴廷燮、朱钟琪、金兆蕃、卢彤、张宗祥、朱希祖等人建议中关乎史例者还有：1正史之外多作表，正史之外多作图。2先作志表，后作传记。3地舆、舆服、礼仪志加图。4名人传前加肖像“今修清史，似宜于中国正史外，别创新例，将名人肖像手迹及最有关系之图画，刊印简端，则名人精神事迹，均赖是而永传千古矣”。5增载记。即将列传不能容，而又必须详记之事件载而记之。6撰写时，以事附人或以人附事，两者取一，防止志传中一事重复出现。7总纂分主任。如“开国至康熙，一人领之；雍正至嘉庆，一人领之……一朝纪传，出一人手编订为宜”。8内容求详。“以成完史”，“毋使后人引以为憾”。9用明史例，“每卷卷首，列目篇各为起讫”。

对上述种种史例意见，经讨论，史馆大致仍以于式枚6人建议为主，兼采他人建议而用之。但总的说，当时对史例议得多，形成统一规定的少，还有些，“当时议定凡例，而有遵有不遵”。

对本纪，当时曾按旧史成例，拟订《清史本纪书例》，共16条：1每帝首书徽号名讳；2郊天；3年月重要政治；4征伐；5巡幸；6大赦；7大灾水旱天变地震；8蠲免钱粮赈灾恩政；9外国朝贡；10订约改约；11改定制度；12大学士、军机、各部尚书、都察院升迁，外省督抚罢免；13封爵之重要者；14卒葬某陵；15上尊号及立后；16郡邑增改。“但本纪书例，虽有讨论建议，然未尽实行”。[23]

对列传，经过多次讨论，直到1922年，修史时间过半，才在夏孙桐等人一再建议下，开了一次会，拟定了撰修办法和凡例。据《清史述闻》记载，“七年，缪筱珊先生来京，力主先拟定传目，以时代为段落，择人分任，久之，议乃定……然仍不能划一，至十一年，始有邵伯絅提调，再议统一列传之举”。

当时所拟列传撰修办法有十余条，其中有关凡例者主要有三条：一、“臣工传分卷方法与页数：甲，不分子卷；乙，每卷极多以四十页为限；丙，归卷格式，仍照前议，仿明史例；丁，专传界限从严”。二、 “附传之体例：甲，附传以不提行为原则，其有不能不提行者，仍可提行”。三、“传论之办法：甲，每卷一论；乙，目前所拟之论，别纸附各卷末，以备总阅时之参考”。列传具体撰写凡例为：1）名字姓氏籍贯；2）世系出身；3）升擢差遣；4）降革遣罪；5）升衔勇号花翎赏赍及荣典；6）赠谥恤典祠祀；7）著述轶事；8）年月日；9）地名官名；10）录载奏疏。既便规定如此详尽，由于有的人并未认真执行，所以“两年事毕，其中咸同光宣四朝，皆不合用”。

总之，《清史稿》体例的讨论，还是比较认真的。特别是史馆成立初期，清朝灭亡不久，撰修清史，引各界重视，馆内外知名人士，大都参与了讨论。只因时人思想认识所限，加之政局不稳有些订的不细不妥或订而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