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萬里 ：劉咸炘與《推十書》散論

狂人

“千古文章未盡才”，這是夏完淳哀悼妻舅的詩句，也是自己短暫一生的詩讖。郭沫若不僅將之哀夏完淳，也用以悼聞一多。其實懸之用來憑吊、感懷劉師培、吳芳吉、張蔭麟以及古今一切天縱之才，又吝予壽的靈傑，都無不契合又無不令人唏噓太息。劉咸炘（1896～1932）無疑也是一位堪當後世用此詩句來追懷的英年早逝之天才。




大凡天才，多有一個良好的遺傳基因和書香環境，劉鹹炘與劉師培一樣，其曾祖汝欽精《易》學，祖父劉沅究心六經四子，儒道並重，著作等身，開創槐軒學派。歷觀神童，多有一段讓館師拱手敬謝不敏、另請高明的佳話，咸炘幼年的穎慧也曾使堂兄鹹荥深愧不如，只能讓父親躬自任教。咸炘與吳芳吉同鄉、同庚，兩人互以“國士”相許，是同氣相求的金蘭之交，最後竟同年辭世。芳吉畢業清華，任教西北、東北、四川等大學，以詩名噪一時，回鄉後又與咸炘同任成都大學教授，但吳對這位國士猶自稱“半友生半私淑之弟”。經史通人蒙文通說他是“一代之雄”，或可理解為他們曾同辦敬業書院；少所許可的張孟劬說他“自成一家”，也可原情他們都繼承、精研實齋之學；但像史學大師陳寅恪，在劉身後抵成都，也四處訪求其著作，稱其“識見之高，實為罕見”：足見其在當時傑出學者心目中的地位。




一位學人能夠讓並世學者敬仰、折腰的無疑是他的著作。咸炘自二十一歲撰《易》及《小戴記》箋記起，至辭世之前撰《顔李之學》絕筆，十六年中著作達二百三十一種，一千一百六十九篇，四百七十五卷。1926 年至1937 年間陸續刊印六十九種，但早已星散難覓。1996 年成都古籍書店選印六十五種，冠以《推十書》總名。唯影印本模糊不清，閱讀困難，故廣西師大出版社近期將推出《劉咸炘先生著作選刊》整理本。 ① 就《推十書》所收六十五種一百五十一卷約計，已達二百七十萬言，與《劉申叔遺書》篇幅相壘。觀其內容，舉凡經史子集，內聖外王，人心道心，世風學術，宏觀微觀，無所不包。以傳統四部觀之：



經部有《易易論》《周官王制論》《禮記溫知錄》《儒行本義》《中庸述義》《禮運隱義》《春秋平論》諸篇。雖無專書，卻語多警策。如《中庸述義》謂子思之時，儒流多歧，子思不得已而著書，以存儒術之真，為《孟子》“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一語下一注腳。




史部有《太史公書知意》《漢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等九卷，或辨析史傳，獨下己意；或引錄成說，間予按斷。另有《史學述林》二十五篇，對于史題史目、合傳分傳，紀傳編年之體例，記注實錄之史源，條分縷析，各歸于當。




子部成篇雖僅《誦老私記》《莊子釋滯》《荀子正名篇诂釋補正》《呂氏春秋發微》數篇，然皆極精微。而《子疏定本》高屋建瓴，闡述研治諸子應分為考校、專究、通論三步。指出明以前人疏于前二步，故流于粗疏；清以還只作考校，故失于局狹；清末民初始作專究，卻誤于尚異。料簡舊說之後，獨出機杼，將先秦兩漢數十家學說之源流傳承作了精辟的評述。



集部除自己詩文集外，尚有《骈文省鈔》《風骨集評》《風骨續集評》，其《文學述林》四卷二十二篇，可以補正、開拓文學史各領域的研究。即《謎考》一篇，考索物謎、字謎各類謎語的起源，足以啓示後世應該將它納入文學史的研究範圍。至于《右書》中的《漢後唐前學系考》《魏晉名士論》《唐士風論》《南宋學風考》《宋太學事輯》《宋元明實學論》《明末三風略考》諸篇，完全是當今撰述學術史之重要節目，而他在八十年前就已經有了系統的規劃撰述。




咸炘繼承章學誠文史之學並有所發揮、補充和修正，故不僅有《文史通義識語》三篇，更著《續校讎通義》十七篇和《校讎述林》十三篇，其中《藝文勢變表》一篇，已將古今學術性質、傳承和著作形式演變大勢統括殆盡。




《推十書》包羅萬象，其中的學術火花觸目閃爍，許多真知灼見與同時代和後世學者或不謀而合，先後輝映；或蜀山鴻寶，為人所遺。這裏拈出幾則，以備撰寫學術史者取資。




康有為《新學僞經考》、崔適《史記探源》出，將劉歆僞造經文說推向極致。1929 年錢穆著《劉向歆父子年譜》，一連舉二十八條證據斥責其說之不可通，這是最具影響的著作。而1927 年咸炘撰《經今文學論》，表明自己絕不偏今袒古，從史實分析推論，就今文學家對待古書、孔子、孔經、劉歆以及治學方法等方面進行了嚴厲的駁斥，其中所舉公孫祿、範升等諫立《左傳》而不言其僞一事，與錢穆同，而謂“《左傳》制度之不同《周官》也，歆既改《周禮》，何不並改《左傳》” 一條，則在二十八條之外。其他諸論，亦可互補。



抗戰期間，馬一浮在浙大作國學講座，倡言“六藝該攝一切學術”，“ 西來學術亦統攝于六藝”， 成為馬氏學說的主要觀點之一。而 咸炘在1924年著《 中書·認經論》，亦揭示“凡文皆本六經”、“ 六經可該學術之流變”，隱約、簡略地表達了同一學術思想傾向。馬一浮固然是融會六經，自成一家，未必因劉說而得到啓發，但他出生在成都仁壽，與咸炘家鄉的雙流不遠，這或許也是區域學術思想史上的一則佳話。




余嘉錫曾就漢魏以上古書一般通例予以類次，分為案著錄、明體例、論編次、辨附益四章十一節，詳加注釋，著成《古書通例》行世。余氏胸羅萬卷，其書明晰條暢，久為筆者欽仰。而劉氏于 1928、1929 年中撰《經傳定論》《子書原論》《文集衍論》三篇，本實齋之說加以發揮，亦將經子集三部之産生、演變、源流闡釋得極為明白。將二書參照對讀，唯有感歎探赜索隱，賢哲所同。



四十年代初朱東潤在四川樂山鬥室中將傳敘這一文學形式從定義、産生、發展一直到風格、流別等都作了詳細的梳理，著成《八代傳敘文學述論》，辨析精微，文辭暢達。或許因為戰爭烽煙的隔斷，他似乎沒有參考就在樂山北面不遠的雙流學者劉咸炘于十多年前寫過的《傳狀論》。至今閱讀兩位先賢的論著，可以體味到朱書的文學色彩濃，劉文的史學眼光銳。



五十年代劉伯骥在美國作《六藝通論》，圖列孔子到班固各家的六藝順序，不知咸炘早已作《六藝舊說表》，不僅圖列其說，更敏銳地指出其有二脈：“ 西漢以上，止言其本體，小異而大同；西漢以降，乃有配合象數之說，小同而大異。”是為劉伯骥所未曾措意。



章實齋于《易教》篇提出“六經皆史”之說，早已盡人皆知。錢鍾書《談藝錄》和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二書都用專章溯源發微，余英時還特地標舉現代學者多篇相關論文，但均未征引劉咸炘的論述。咸炘既自稱“吾宗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說”（《經今文學論》），對此自有深刻的研究和見解。其《先河錄》敘言中已經對“六經皆史”之源流有詳盡的揭示與清理。錢、余二先生皆博學多聞，這只能證明《推十書》流傳不廣。日本山口久和著《章學誠的知識論》，用四五萬字篇幅專論此一問題，也參考了劉氏《文史通義識語》的觀點，但在具體探討“ 六經皆史”說本意時，仍然漏略劉咸炘對章氏本意的表揭，劉氏說：“夫章氏所謂史者，乃指典守之官，與後世之史部言示學者以書本記事，古今同體耳。要之為官守之政教典章。以其官與下流部目言，則謂之史；以其為秩序言，則謂之禮；以其為典章制定之常法言，則謂之經。三名一實，義不相該。”（《六經之本體》）這樣界定是否探得章氏本意姑且勿論，但忽略一位承繼章氏衣缽學者的闡釋，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咸炘意氣風發，睿智電射，文思泉湧，每每想等各領域篇什積攢到一定程度，彙集整理寫成各種大著作。可惜天不永年，赍志以殁，所有宏圖都成鏡花水月。尤為可歎的是，蒙文通、唐迪風等曾以重修《宋史》之重任相托。《宋史》署脫脫之名而實成于歐陽玄，其蕪雜錯舛久為人所诟病。元明清以來，繼纂、續補、重修者代不乏人，已成未成，或刊或佚，雖紹繼不衰，而終未能鑄就鴻著。咸炘雖覺“茲事太大，未易著手”，卻也怦然心動。事後他作《重修宋史述意》，清理前人纂補情況，提出自己要以章學誠所設想的義例撰述《宋史》，無奈亦成遺願。聊綴一語，馬一浮友摯葉左文也有《宋史注》稿，抗戰時毀于日本炮火。就今日而言，重修《宋史》之條件似已成熟，其迫切性與成功率高于纂修《清史》，只要國家資助，學者同心，成果指日可期。



咸炘之整個學術體系，系以深厚的國學為其基礎，上繼浙東史學，以章學誠“六經皆史”思想為其治學方法，復又融入了西來的哲學和史學因子，達到了“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境界。故其思想如天馬行空，風卷殘雲，發而為文章，則恣肆汪洋，莫測崖涘。浏覽《推十書》，視覺的享受是山陰道上，目不暇接；聽覺的感受卻如空中人語，難以應對；理性的感應則更覺根基淺薄，湊泊不上：因而所得有限。像這樣宏深的大著作，應該由傳統的經史子集或現代的文史哲乃至社會學、民俗學等學科的學者分工合作地進行研究，各得其一鱗一爪一角一鬛，綜而觀之，方能得見神龍之首尾。
               

                                              2007-4-10 于榆枋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