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焜:王念孫批校本《呂氏春秋》後案

狂人

王念孫批校本《呂氏春秋》後案

李宗焜

中研院史語所

本文是提交“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年6月13日-14日）的論文。

一

高郵王念孫（1744- 1832，字懷祖，號石臞、石渠）、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諡文簡）父子，是乾嘉學術中的重要人物。王念孫的主要著作有《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等；王引之主要著作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等。[1]

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中，對《經義述聞》的作者頗置其疑，認為「《經義述聞》為石渠所著，伯申則略入己說而名為己作」，所據主要有兩點：其一，王念孫〈與宋小城書〉云：「念孫於公餘之暇，惟耽小學，《經義述聞》而外，擬作《讀書雜記》一書。」其二，緣於王念孫的〈呂氏春秋雜志稿本〉。劉氏說：

去歲傅氏斯年收得王懷祖〈呂氏春秋雜志稿本〉，以較《讀書雜志》，則凡引之說者，皆為念孫案也。

劉氏又說：

校讀〈呂氏春秋稿本〉，條數較今多數倍，藏聊城傅氏。許駿齋全收入所著《呂氏春秋集解》。[2]

劉盼遂因此認為《經義述聞》為王念孫所作，《讀書雜志》中的「引之曰」原來也是「念孫案」。

我在編撰史語所收藏《高郵王氏父子手稿》時，對劉氏的說法曾有簡單的討論。關於第一個問題，我相信王念孫對《經義述聞》確曾投注相當大的心力，而且一再增補。除了劉盼遂所舉的〈與宋小城書〉外，我又舉出〈與朱郁甫書〉「《經義述聞》增補未竟」、〈復朱郁甫書〉「《經義述聞》新刻者譌字甚多，……此書年來又續添三四百條，擬于都中再刻之」，證明王念孫的增補功夫。但我並不認為《經義述聞》即為石渠所著，王引之只是「略入己說而名為己作」。

關於第二個問題，因為當時對傅斯年所收的〈呂氏春秋雜志稿本〉，沒有充分的認識，只是根據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所收錄的條文，比較《讀書雜志餘編》，發現刻本《讀書雜志》的「引之曰」，在許氏《集釋》中，仍是「引之曰」。許氏是見到〈稿本〉的，但在《集釋》中似未見到「凡引之說者，皆為念孫案」的現象，因此我對劉盼遂的說法未為苟同。

2000年整理出版《高郵王氏父子手稿》，旨在刊佈這批未刊稿，出版之後並沒有繼續關注這個問題。

其後陳鴻森先生在多次公開演講及論文中，對王引之的著作頗致其疑，[3]各文引證與持論大略相同，資料頗為翔實，主要認為署名王引之撰著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康熙字典考證》，甚至《廣雅疏證》第十卷等，其實均出自王念孫之手，歸美於引之；呼應坐實劉盼遂的說法。主要的思路是王引之歷任要職，「政務煩冗，不復能用心於學」。

2009年一月，我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研討會，讀到張錦少博士的會議論文〈讀新見王念孫《呂氏春秋》手校本雜志〉，文中提到劉盼遂所說的「呂氏春秋稿本」，即是傅斯年圖書館收藏的王念孫手校本。[4]其實許維遹在《呂氏春秋集釋‧引用諸書姓氏》中已提到王念孫「著《讀書雜志‧呂氏春秋校本》」，原註「即〈呂氏春秋雜志〉初稿」。我當年囿於對「稿本」的定見，沒有把它跟批校本聯想到一起，劉盼遂把批校本叫作稿本雖然不科學，但從許維遹書中所引，和張錦少文中的比對，所謂〈呂氏春秋雜志稿本〉，確實就是這個批校本。[5]



二

根據這個批校本，我對《讀書雜志》、《經義述聞》等書中，王引之的角色有一點補充的看法；對王引之著作的「作者」問題，也有一些補充意見。

論者以為《經義述聞》等書實是王念孫之作，歸美於引之者，是類似「文王愛子」的做法。但我們不能理解，王念孫這樣做的動機何在？以王引之的歷經要職，在官場上地位顯赫，多幾條讀書筆記對他有什麼意義？如果確實有加分作用，王念孫疼愛兒子，大可讓全部文章都歸美引之，讓引之「名為己作」，何必在全書中選一部分算自己的，又選一部分算王引之的？或者在同一條中某些段落「念孫案」，另選某些內容「引之曰」？即以《呂氏春秋雜志》而論，刊刻本有38條，其中「引之曰」只有十條，[6]如果這些也都是王念孫的作品，我們固然不知「歸美」的動機何在，也不知「念孫案」和「引之曰」分配的標準在哪裏？

有學者對此提出說明，認為王念孫是戴震的學生，對於與戴震見解不同的，不便以學生的身分去辯駁，於是出之「引之曰」。但這種把兒子當擋箭牌的做法，與「歸美」的動機是矛盾的，何況並不是所有的「引之曰」都是反對戴說的。梁啟超對「戴門後學」的學風評價為「夫豈不將順古人，雖其父師，亦不苟同。段之尊戴，可謂至矣。試讀其《說文注》，則『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說非是』諸文，到處皆是。」[7]「戴派」之宗風如此，同為戴震弟子，段玉裁敢言先生之非，而王念孫需以「引之曰」相迴避，恐怕也與事實不符。

另一個與「動機說」有關的例子是《廣雅疏證》。《廣雅》十卷，王念孫為之疏證，唯最後一卷，王念孫說：「子引之嘗習其義，亦即存其說」。[8]有的學者認為第十卷也是王念孫寫的，理由是王引之那時「方習舉業」，怎麼可能有工夫寫這些東西；之所以託名王引之的原因是，當時盧文弨詮釋《廣雅》，「已成第九、第十兩卷」， [9]王念孫於第十卷自度未必能勝過盧說，因此託名引之少作。此說有二可疑：石渠既於己作無信心，遂託名引之少作，此非學者磊落行徑，亦非愛子之道；盧注除第十卷外，尚有第九卷，何以王念孫於第九卷敢居作者，而於第十卷竟恍若無能？

總之，對於王引之著作的質疑，雖有若干學者言之鑿鑿，且亦非無據，但王念孫託名王引之的動機何在？殊令人難信。



三

傅斯年圖書館收藏的《呂氏春秋》批校本，有校語435條；[10]王念孫故世後，王引之刊刻的《呂氏春秋雜志》只有38條，就此數目上的巨大差距，已可見從批校本[11]到刻本必然經過多次的改動，而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就是這最初和最終的兩個本子，中間數易其稿的過程則全付闕如。以我整理王氏父子手稿的經驗，王氏父子一文常有數稿，即使謄寫整齊可謂之「定稿」的稿子，也與刻本的字句常有出入，其間當然是經過不斷的改稿。《呂氏春秋》的批校本跟刻本，當然也不例外。

除了數字上的大差距，在內容上也有極大的不同。批校本多數極為簡單，甚至只有短短幾個字，而刻本則有完整的論述，篇幅也較長。從數字上看，批校本有435條，刻本只有38條，表面上看起來，是放棄了397條，而增強了38條。實際上則不然。刻本除內容與批校本詳略不同外，38條中有十一條完全不見於批校本，其中「念孫案」有八條，「引之曰」有三條，即此而言，刻本的條目與批校本同的只有27條，可見刻本並非全由批校本而來，中間必定經過許多增刪的過程。

主張「引之曰」均為王念孫託名的人，就是根據刻本的十條「引之曰」，其中七條為王念孫所校，只有三條未見於批校本，這三條就是前面提到的三條，雖然比例不高，但也證明王引之並非一無所說。當然，如必說其先也是念孫案，從批校本到刊刻本之間的改稿過程，王念孫未嘗不可另寫三條歸美引之，要說「引之曰」這十條全出王念孫之手，自亦言之成理。

反之，刻本中的「念孫案」，也有八條不見於批校本，如果王念孫要把這八條都歸美引之，也是神不知鬼不覺。這未見於批校初稿的十一條，如全出王念孫手，何以王念孫選擇八條算自己的，而三條歸美引之？其「分配」的標準何在？衡之事理，實不可通。

另一方面，在批校本中明署「引之案」或「引之云」，而未見於刻本的有三條：

卷四〈誣徒〉「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簽條有：

昌齊案：「見權親勢」據注當衍親字。引之案：「權親勢」當作「親權勢」，「親權勢」、「有富貴[12]」相對為文。

卷二十〈召類〉「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直」，天頭墨筆有：

引之云：「犨之為出，古無此訓。《新序．刺奢篇》犨作擁，疑擁字隸作 ，因誤為犨也。」

卷二十六〈辯士〉「熱別脩」天頭墨筆有：

引之云：「脩讀為『暵其脩矣』之脩。」

這三條的前兩條，許維遹全引入《集釋》中，第三條則引陳昌齊說（與引之說同）。

如果說王引之「政務煩冗」不暇治學，甚至一無所長，[13]需要王念孫歸美，則於此三條「引之云」，實屬珍貴稀有，何以於刻本中竟捨棄不用，豈不可惜！而此批校本只是王念孫讀書底本，本不示人，更無歸美的必要，何須在自用圖書中預為分配「念孫案」、「引之曰」？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廣雅疏證》。論者或以為「石渠先生成《廣雅疏證》第一卷時，伯申年纔二十二，從事舉業，而書中已屢引其說。」[14]即認為《廣雅疏證》中的「引之曰」，也是王念孫所歸美，跟不相信第十卷是由「引之述」一樣：王引之既從事舉業，又不長於此道，何能有說，凡引之說者，皆念孫案也。

但《廣雅疏證》刊成之後，王念孫又續有補正，這個批校稿本輾轉歸藏羅振玉，羅氏將補正文字單獨抄成一書，改正之處多達五百餘處，其中即有若干條補「引之曰」。[15]該書為王念孫親自修訂之稿，「其補自文簡者則冠以『引之曰』」，[16]這是王念孫自用的修訂本，其中的「引之曰」，必然就是王引之有此說，不然，將謂王念孫於自己讀的書上已對「念孫案」、「引之曰」預為分配？

從《呂氏春秋》和《廣雅疏證》上王念孫的自用批校本中屢見「引之曰」的條目，足證王引之對這些學問絕不是狀況外，也不可能毫無見聞，只能仰賴王念孫的歸美託名。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認為見於《呂氏春秋》批校本而不見於刻本的三條「引之曰」，必是王引之所作或有此說，王念孫記之於書眉，後來改稿時或因其內容不夠重要而未選錄。[17]見於刻本而未見於批校本的三條「引之曰」，則是修訂過程中加進去的，作者就是王引之。



四

前面討論了見於刻本而未見於批校本的三條「引之曰」，作者是王引之；那麼見於王念孫批校的七條，是否必是「念孫案」呢？有人因此認為「引之曰」其實都應該是「念孫案」，甚至擴大解釋到王引之的其它著作，都是王念孫代為操刀。我們從動機及各種批校本所見的情況，未便苟同這樣的說法。在此擬從《呂氏春秋》批校本和刻本中的變化，討論王引之在王氏父子學術中的角色。

批校本的內容極簡，刻本的內容則有完整的鋪陳論述。如卷十三〈應同〉「旱雲煙火，雨雲水波」一條，批校本只有「煙字據抄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改」一句，具體內容則無可知，乍看似據《北堂書鈔》改為煙字。刻本第十七條「煙火」條下，則有「引之曰：『煙當為熛，字之誤也……。』」詳盡的論述，所引古書也遠多於批校本的《北堂書鈔》。又如卷十七〈任數〉「嚮者煤炱入鄫中」，批校本「盧詩本作炱煤，作煤炱者俗本耳。」刻本第二十八條「煤室」條下，則有「引之曰：『煤室』當作『臺煤』，臺與室字形相似而誤，蓋正文借臺為炱，而注讀臺為炱也。……」，「臺煤」之說已非批校本「炱煤」指涉所及。

即使見解完全相同的，「引之曰」的內容也比校語有更多的論證。這可理解為王引之的想法與王念孫不謀而合，或王引之得到王念孫的啟發而續有發揮。不可否認，在批校本的校語中，確實王念孫獨有發覆之功，而王引之據以發揮鋪陳也在情理之中。不必因為王引之所論已出校於批校本，遂疑其為王念孫之作。王念孫在《呂氏春秋》和《廣雅疏證》的批校上多次引用「引之曰」，這些自用書上的批校，完全沒有歸美託名的必要，此必是王引之有此說或有此作，因此，一定要說其它書中的「引之曰」，都是王念孫所作，恐是論之太過。

《呂氏春秋雜志》其中一條「念孫案」，也許有助於說明這個問題。《呂氏春秋‧孟春》：「蟄蟲始振」，王念孫認為「振」下當有「蘇」字，在批校本裏朱筆寫著「蘇字據注增，又據《淮南．時則訓》。」又〈仲春〉：「蟄蟲咸動」，批校本有簽條寫著「昌齊案：蟄蟲咸動下據注當有蘇字，《淮南‧時則訓》亦有蘇字。」見於《呂世春秋雜志》的第一條「蟄蟲始振」、「蟄蟲咸動」下的內容為：

念孫案：如高注則始振及咸動下皆當有蘇字，今本無蘇字者，後人依〈月令〉刪之耳。蘇本作穌，《淮南．時則篇》「蟄蟲始振穌」，高注曰：「振動穌生也」；又「蟄蟲咸動穌」，注曰：「穌生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

完全沒有提到陳昌齊。這大概有兩種可能：一，從〈仲春〉的簽條，王念孫當然知道陳昌齊有此說，而〈孟春〉的天頭朱筆說明王念孫亦見及此。天頭朱筆在前，簽條補充於後，[18]既然所見相同，就沒必要特別提陳昌齊。二，陳昌齊只有簡單校語，[19]而王念孫有更多論證。無論如何，這裡的「念孫案」必是王念孫所作。我想對「引之曰」的內容，亦應作如是觀。

又如〈仲春紀〉「擇元日，命人社」，王念孫批校本「人」圈改作「民」，許氏《集釋》引其師孫人和說法云：「孫先生曰〈月令〉、《淮南》『人』並作『民』，此疑因唐諱而未經改正者。」[20]許維遹是見過王念孫批校本的，卻未提王念孫有此說，正因孫說內容較完整。學者目的在講通古書，誰是「首發」似乎不是那麼重要。

　　王引之《經傳釋詞》自序云：

始取《尚書》二十八篇紬繹之，而見其詞之發句、助句者，昔人以實義釋之，往往詰鞫為病，竊嘗私為之說而未敢定也。及聞大人論《毛詩》「終風且暴」，《禮記》「此若義也」諸條，發明意恉，渙若冰釋。益復得所遵循，奉為稽式，乃遂引而伸之，以盡其義類。

「發明意恉」或非伯申所長，「引而伸之」當優為之。而「由大人之說，觸類推之，以志義方之訓」， [21]正是引之學術之本色。梁啟超論惠棟、戴震之差異謂惠棟「述者」，而戴則「作者」，[22]以之方二王，似亦不甚遠。成一家之言，引之或有未逮，但光大庭訓，力所能任。[23]若謂凡「引之曰」者皆出念孫手筆，引之實無學術，彼豈能欺當世學人而僭列戴、段、二王之名？

事實上，王引之也並非只能述聞之輩，梁啟超已指出「王引之《經義述聞》，與其父念孫之說相出入者，且不少也。」[24]這裡且舉《經義述聞卷一‧周易上》的「幽人」條為例。《述聞》引虞翻之說，惠棟贊同虞注，「家大人曰」以為「惠從虞說，是也。」而「引之謹案」則論虞說之非。由此可見王引之的說法有與王念孫不同的，同時可證其必非念孫託名代作。除非硬要說王念孫對自己的說法游移不定，而以「引之曰」另備一說；或者如前引學者之論，念孫不便反對戴說而託名引之一般，託名「引之曰」而論惠說之非，念孫唱白臉，託名引之唱黑臉。未聞王念孫如此鄉愿，如此權謀！

最後談一下王念孫「增補」的問題。如《經義述聞》王念孫增補數百條，論者據此以為全書石渠所作。然王引之自叙其書為「謹錄所聞於大人者」，即以述念孫之學為職志，則王念孫增補其書理有固然。退一步說，即使王念孫對王引之所作條文內容有所增補，也是在情理之中，實不必因此而疑其作者。



五

前面討論了「引之曰」的作者問題，這裡附帶談一個類似的例子。

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一書，因經王國維親筆寫印，學界對其作者曾有質疑，認為「名為羅著，實係王作」，羅振玉以400元的代價向王國維買來。[25] 當時學界對此固言之鑿鑿，連交易的價碼都繪聲繪影，後來仍有人續疑其作者。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提到，他曾買到《考釋》的原稿本，[26]後來王世民先生曾在陳夢家夫人處，借閱羅振玉原稿，並與刊本詳加比對，發現王氏校寫時對原稿的更動不大，「半數以上屬個別文字的加工，其次是訂正筆誤和查核原文，幅度稍大的改動極少。」[27]原稿現藏上海博物館，200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該書原稿和當年羅振玉致王國維的信札，[28]一切作者疑雲不攻自破。

王國維在幫羅振玉校寫時有個別的改動，這是很正常的情形，本無關「作者」的問題。王念孫對王引之所作有所增補改易，亦在情理之中。[29]由羅振玉這個例子，正可提醒我們，對作者的質疑必須非常慎重。



2009/5/20初稿

2009/8/18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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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氏父子著述，參見劉盼遂《段王學五種‧高郵王氏父子年譜》附錄〈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

[2] 許維遹（1900—1950） 號駿齋，山東威海石島鎮人。著《呂氏春秋集釋》，此處《集解》當是筆誤。

[3] 公開演講如在史語所講論會、高雄中山大學清代研究中心演講。論文如〈阮元刊刻《古韻廿一部》相關故實辨正──兼論《經義述聞》作者疑案〉（《史語所集刊》76本3分，2005，9）、〈《經傳釋詞》作者疑義〉（《中華文化論叢》總第84輯，2006）。

[4]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1.16-18。

[5] 張文只舉其第一、第二兩卷為例加以比較。

[6] 《高郵王氏父子手稿》第43頁誤記為十一條，今正。

[7]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十二節，《梁啟超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頁36。

[8] 見《廣雅疏正》家刻本，王念孫序。王氏家刻本篇題之下，第一至九卷署「高郵王念孫學」，第十卷署「引之述」，

[9] 盧文弨與王念孫書，見《昭代經師手簡》初編，頁22。

[10] 根據張錦少的統計，手校本有435處校改訓解，許維遹《集釋》引用了 271處。張文的統計可能尚未十分精確，即以所列一、二卷而言，張文遺漏的王念孫校語尚有卷一〈貴公〉「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去私〉「四時無私行也」；卷二〈貴生〉「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等眉批或簽條，知石渠校語當不只此。又王氏校語之見於天頭或簽條，張文亦偶有誤記。

[11] 即劉盼遂所謂的「稿本」，許維遹所謂的「初稿」。

[12] 《呂氏春秋》原文為「厚」字。

[13] 如學者所論，今所見王引之諸作幾乎全是王念孫託名，則王引之幾無作品矣。

[14] 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經義述聞〉。

[15] 參見《廣雅疏證》附錄《廣雅疏證補正》（北京：中華書局， 1983），頁416-440。）

[16] 《廣雅疏證》王念孫修訂稿本黃海長跋語，同上註頁439。

[17] 批校本出校435條，見於刻本的只有27條，這27條當是選其尤為特出者。

[18] 通觀批校本，天頭批校之外，另有浮貼簽條，大致是記陳昌齊的說法。當是批校之後，見陳說有可補充者，另以簽條記之。陳說有與原批校不謀而合者，則保留原批校，不另加註。

[19] 陳昌齊《呂氏春秋正誤》「蟄蟲始振」條下只有「據注及淮南時則訓，振下當有蘇字」一語。

[20]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頁101。

[21] 節引自《經義述聞．王引之叙》。

[22] 《清代學術概論》，頁4。

[23] 龔自珍譏伯申不自著書，劉盼遂引以為念孫代作之確證，見所撰〈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我認為不自著書是無可成家之作，非謂並述聞之作亦絕無。

[24] 同註7。本條承沈培師兄提示，謹致謝忱。

[25] 如傅斯年在其自藏《殷虛書契考釋》印本上有多則題記談及此事，參見湯蔓媛，《善本古籍題跋輯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編號B147。傅先生在《殷曆譜》序言中也有類似說法，但記其代價為500元。

[26] 《殷虛卜辭綜述》，頁58。

[27] 見王世民，〈《殷虛書契考釋》的羅氏原稿與王氏校寫），《商周銅器與考古學史論集》（台北：藝文印書館，2008），頁327-336。

[28] 200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殷虛書契考釋（原稿‧信札）》。

[29] 不論其改動幅度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