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计划生育，与老师信

魏庆彬

殷老师好：

我是你的学生马伯里。虽然是师生关系，但感觉我们是同龄人，就不再以您相称了，第一次上课就从你说话口音里听出似曾相熟，昨天上课听你说老公老家周口的生育文化，生孩多，并说自己的老家信阳就与周口不同，生孩少，才豁然，那就是信阳口音，我在信阳上过4年学，把信阳视为第二故乡，亲切是自然而然的。信阳是很小资很讲情调讲享受的地方，和周口是明显不同的，周口是很传统的，当然，周口抓计划生育比较宽松，只要交钱就给指标，正合老百姓传统，还愿意生孩，这也正好成为当地政府来钱的渠道。信阳抓计划生育可能比较紧，我老家是驻马店的，历史上，驻马店和信阳是一个地区，在政治年代，信阳地区的传统就是特别“左”，紧跟中央，看上层风向，跟风，饿死人的信阳事件发生在信阳地区，那不是偶然的，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信阳和驻马店计划生育抓的很紧，公职人员很少敢生二胎，但周口地区公职人员也生二胎的，很多，驻马店一旦发现生二胎，据我所知，以前是要开除公职的，至少95年时候老家遂平县还有这样的例子。你的很多观点我都认同，可能是我们的专业背景比较近似。但有些不够深刻，特别是你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提到计划生育，说到我们国家计划生育只准生一个，太少，真是太独裁了，我既有知音的感觉，又稍感遗憾，特别是你是法律人，竟然没有从天赋人权角度来肯定人固有的生育权利（不能因为有了国家有了政府就限制人的生育权），我很遗憾，生育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是法律问题，是人权问题，当局把生育政治化了（其实计划生育政策是执政无能造成经济落后的替罪羊，50年代我们和日本韩国大致经济上处于同一起点）。你提到你写过生育权的文章，生育是权利，不是义务，如果生育是义务，殷老师，今天政府不准我们多生，那明天政府就可能不准我们少生，不准我们不生，不生可能会像原苏联和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一样，不生少生要缴不生少生税，也一样是没有生育自由，生育是自己的事，多生少生不生是自己的事，不存在超生之说。应该承认生孩子是对社会做贡献，因为孩子长大，绝大部分成为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劳动者，不仅是纯粹的消费者，废物是很少的，当然精英也是很少的，大部分是普通劳动者。可以预测，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只要体制不变，很难废除，但会改变，怎么改变？由限制多生到限制少生转变，由鼓励少生到鼓励多生转变，但一条不变的可能是：会继续侵犯生育权，更不变的一条是：捞钱敛财，过去是谁多生罚谁的钱，以后谁少生不生罚谁的钱，我们知道过去独生子女费是什么标准，超生罚款是什么标准，少生能得到多少看不出来，多生会失去多少是一目了然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不可能把超生罚款都拿来奖励少生者，更不可能额外再出钱奖励少生者，因为政府总是要得利的。我反对你第一次上课时候人云亦云地说那些多生的穷人家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似乎说人家不负责任地生，我反对你这种人云亦云不假思索，除非是在没有避孕手段的情况下，人生育都是有自己计划的（因此不需要政府给家庭夫妻定生育计划），是有自己权衡的，穷人家养孩子，投入少，成本低，虽然一时吃饭穿衣都可能艰苦一些，但过去这个时候，就很可能因为孩子长大而转机，脱贫致富，老有所依，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这些价值观我并不看重，但不等于一般人不看重），很多时候的越生越穷是政府造成的（其实，由于遵守计划生育一胎制而陷于危机的“计生困难户”，是计生委不打自招承认的，名字也是计生委发明的，计生困难户纯是计划生育一胎化政策造成的，而且以后还会有更多潜在的计生困难户浮出水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会是喜剧），生育在人生是一大困境，但政府不但不雨中送伞，不雪中送炭，还趁火打劫，罚钱，过去还扒房子，还牵连处罚亲戚邻居，要知道他们多生的孩子，长大也不仅是家庭的挣钱机器，也是社会和国家的贡献者，他们占有的资源绝对比不上庙堂之高的人哪怕是极微小的百分之一，他们做出的贡献，可能并不比庙堂之高的人小，他们引发的罪恶，也很可能比不上庙堂之高的人大。社会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富人和官员总会多占的多，穷人总是只占一小部分资源。我认同你提到的安全感低的情况下，倾向于多生孩子，以孩子求得安全感，是啊，无论妻子面对丈夫，还是夫妻面对政府，孩子都是他们安全的希望。在政府不能给平民安全保证的情况下，他们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多生几个孩子，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而且生的孩子不是自己养的吗？缴纳了罚款或者叫社会抚养费之后，政府就给他们养了孩子吗？他们的孩子从政府得到的照料，按市场价，值那个钱吗？从我来说，根本不在乎政府那个所谓的福利，有给没有差不多的福利，不要也罢。所以，我希望殷老师能从黄宏宋丹丹超生游击队的丑化里完全走出来。我并不是超生的孩子，我也没有超生孩子。但我也受到一胎化政策所害，如果不是一胎化政策，我妻子不会去流产去打胎。我很能体会你上课提到的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就养老来说，政府准备好了吗？政府真的打算做好准备吗？政府有能力为全民提供养老保障吗？我很怀疑，我很质疑。殷老师，你是知道当今中国老龄化有多严重的，是知道老龄化深化的速度有多快的，好像你说到2025年？中国每4个人里就有1个老人？我觉得比较接近现实。我们的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带来的，也是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我们知道我们是未富先老。中国的养老品质本来就非常差，到25%老龄化的时候，会更好吗？全社会的老年人，需要全社会的年轻人来养活，是亘古不变的经济学道理，展望20年后我们老时候的老龄化状况，我们能有多大的安全感？服务不能现在存银行到用时候取出来，养老能用机器人吗？有体制内的人可能深以为幸，看别人老无保障而自己老有保障，暗自得意，这种人有良心没良心就不说了，殷老师，我们是学法律的，对政治不会一无所知，我们国家这种分而治之的特权体制还能持续多久？社会保险特别是退休双轨制，欺负了企业人员二三十年（当然，也欺负了农民更久，几十年，我也是老师，当我了解到同级别的退休公务员和退休教师的退休待遇比企业同级别的高出两倍，一个顶仨的时候，心里不是庆幸，而是一种酸楚，到底是谁创造社会财富，到底是谁在销售社会财富啊，这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国家，还有多少公平？），随着国门洞开（我一直认为对外开放的意义大于对内改革），还能继续忽悠下去吗？占人口更大比例的没有特权的人，还能容忍这样继续忽悠下去吗？随着阶层分野，平民子弟被堵塞了上升进入上流社会的渠道，占人口主体的平民还能接受这样继续忽悠下去吗？随着老龄化，随着劳动者特别是体力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市场意识越来越强，还能继续忽悠下去吗？国情论，越来越没人信了。削减公职人员显性待遇是不可能的（因为会激起这一群体的强烈反弹，失去这个群体的支持是很危险的，因为支持力量已经不多），但必须增加非公职人员的待遇，通过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来达到收入分配相对均衡。即使政府不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市场也自会增加，并且已经增加。只是就在这两三年，中等收入阶层，一不留神，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低收入者，甚至已经沦为穷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重新上升了，曾经洋洋自得悠然自得自诩为中产阶级的中等收入者，猛然间，发现自己兜里的钱，越来越少，不知何时被人偷跑了很多。再看看身边，竟然还很孤独：一个孩子，还渐渐远去了。我相信，以后，公职人员，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越来越维持不了现在和过去的兴盛局面，因为老龄化，因为人口红利不再，维持不起，平民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平民不愿意，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让自己起作用，没有人天生愿意供养别人而自己屈居人下。我想，正基于此，越来越多公职人员开始在工作之余投资创业，其实也是潜意识里意识到了不安全的因素。精英，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正在离国他去，带走的都是财富，这个国家，走向又老又穷。有朋友担心这个国家会破产，我很难相信会破产，但我相信会有重大改变。
这些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有机会有条件时候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创办一个养老院，政府对这种事，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积极性的，反正高官养老有保障；社会也没什么积极性，街上幼儿园一个接一个的办，养老院却少见；看见老人，步履蹒跚，很多人是不想自己也会老的，很多人是把自己的孩子当做宝，把老人当做草的，老人不能供自己压榨了，就想一脚踹开（这也是政府转嫁养老责任的牺牲品，本来，现代国家，养老已是政府责任）。
拉拉杂杂乱七八糟写了一大堆，自己先一厢情愿地把殷老师当好朋友了，哈！当然，我也是“好学生”啊，我听你的课很认真，很投入的（当然，听别人的也一样，除了听领导开会不行）。

学生：马伯里
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