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悼钱宾四先生

魏庆彬

原文鏈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e07339010182m1.html


在台风来袭的惊恐中，获闻钱宾四先生下世的凶耗，震悼之情，实难言表。

钱先生治学，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中，一直是个传奇。早先，他与王云五先生一样，为“自修成名”的典型。因为钱先生的正式学历，只不过是常州府中学堂的肄业生，未毕业便去教小学、教中学，然后以一中学教员，受聘为北平燕京、北京大学教席。其后浪迹南北，凡教书七十余年，著述亦七十余年。晚近报章或称之为“国学大师”。国学二字，含义不甚确定；但大师的称谓，想来是当之无愧了。民国以来的学术史上，能有先生撑撑场面，总算还不太寒碜。

先生的成名作，肇于《先秦诸子系年》。而奠立其学术规模者，应推《国史大纲》。晚期致力于朱子学较勤，自《朱子新学案》以后，多就理学申述历史文化要义，期于警世振俗。先后所著书数十种，几千万言，精勤浩博。现在的学者，根本不能望其项背。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由于钱先生天资过人。例如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七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

从纯学术立场说，钱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至今仍是讨论春秋战国史的最主要参考书。《国史大纲》则仍为最有价值的通史，对近数十年来国史专业研究具有典范意义，益人神思，启沃后学最大。《近三百年学术史》更是先生独辟的学域，继黄梨洲、全谢山之后，可谓无愧于先贤。许多资料与论题，也都是他发掘出来的。《朱子新学案》体大思精，亦为治宋明理学者所必备。除这几部大书之外，别有属于古地理、古代经学史考证的书如《史记地理考》等等。未勒成专书者，则辑为《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大册。这些书，要说是今日治中国文史之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恐怕并不正确；比较恰当的说法是：不通读钱先生的书，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但钱先生的渊博，不只是天资超卓，恐怕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也就是说，在钱先生那个时代，某些人做学问，是以整个人投浸在整体历史文化关怀之中，对文化问题做总体的掌握，而非以学问为客观的材料，并以学科来限制自己。所以他不同于现代学术规格中某一科门的专家，其论述也不求符合学术市场上的规格。他以他雄浑的生命力以及对历史文化的热切关怀，随时可以对文化上任何一个问题深入钻研，热烈发言，但又不能以某事某问题囿限住他，因为他所关切的乃是整个文化的生命与出路。这样的人物，在清末民初极多，如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甚至胡适、熊十力等都是。为学之途不一，然对文化之整体关怀则无二致。现在的学风，不容易再培养，也不易再容许或欣赏这样的学者了。

虽然如此，钱先生的历史文化总体关怀，毕竟也有其着力点，也有他的基本方向。故他治先秦诸子，治古史、古地理、宋明理学、近三百年学术史……却不致泛滥无归。这个着力点，其实便是诸子学。许多人认为他是个史学家。是的，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右者。但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此乃钱先生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钱先生根本是寂寞无助的。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人无异辞，都承认他的地位；但论到钱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时，争论就多了。

钱先生初成名时参与顾颉刚所主持的《古史辨》工作，但他对古史的态度实与顾颉刚迥异；在北大时期跟胡适、冯友兰等人治学之方法议论亦不相合：故钱先生虽属北大却又实非北大系统。后来南下香港，在港与唐君毅等合办新亚书院，情况自与北大不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他与唐先生当然是比较合契的，但在整个大环境中他们仍然是孤独的。当时于沧海横流之际，他们执着于文化教育，其识见之高迥，适足以造成其处境的艰难。在那个时代里，先生之孤寂应不难想见。等到新亚书院逐渐办出个规模以后，英国政府又横加干预，硬逼得钱先生离开新亚退来台湾。其中之辛酸恐怕难以尽述。而原先号称当代新儒家主要基地的新亚，人员内部也产生了分化。新儒家中，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先生，都与先生凶终隙末：牟先生不同意钱先生尊朱的观点，徐先生、张先生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政治传统较具温情的讲法。争论的结果，钱先生当然益形孤独了。本来是风雨如晦，故嘤鸣以求友，不料在共同对抗时代的阵营里，却因策略及见解之不同而分道扬镳。在我们后学看来尚且觉得遗憾，先生本人必然更为感伤罢。

因此，从整个形势上看，钱先生虽有重名，虽戮力于文化、教育，但他本身便是时代错误的产物。他一生在对抗时代，在平衡他所认为的时代偏差。但他的主张在整个学界中却是孤独的，他治学的方法亦无嗣音。学界之外，对他更是钦其宝而莫名其器。此一形势钱先生不可能无所感，亦不可能没有一点伤痛。但我猜想他是不会在意的，因为“劳者自歌，非求倾听”。对钱先生而言，学习中国历史文化，谈论历史文化，即是他生命的本身。他晚年视力衰退之后，最后一本著作，名为《晚学盲言》，不就体现了这种意义吗？好学不倦，不知老之将至，且目虽盲而仍要言，这便是钱先生人格之可尊敬处。信道之笃、向学之诚以及传教之心，都是我们这一辈人所仰望的。

当然，钱先生之人格与风骨不仅表现于此。例如他不愿如高玉树先生那样占住公舍而主动搬入市尘，便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去年我赴北大，主办纪念“五四”七十周年会议，期间曾在燕南园拜望了冯友兰先生。冯先生老耄失听，视力昏茫亦如钱先生。他对我们说，甚为想念钱先生，希望能读到先生的《晚学盲言》。返台后，我们几位朋友便向钱先生报告此事，并请先生寄示新著。钱先生只说老了，题了钱穆二字，上款缺。我想钱先生大概是对冯先生信执道守的态度有所保留吧。聊举此一事例，供世参悟。其余有关先生的道德文章，相信不会永远寂寞的。《中庸》所谓“君子之德，暗然而日彰”，中国文化如果还有未来，一定会有人重新倾听他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发表于《中央日报》）

书生备注：上周购得此书，周一早晨开读，先读两篇序言、一篇后记外加三篇正文，晚间进展尚可，读正文十三篇。我这本《多情怀酒伴》，乃台湾散文大家周志文主编“台湾学人散文丛书”之一，世纪出版集团二〇〇八年八月第一版。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曰“含情”，共十四篇；第二辑曰“伫思”，共十一篇；第三辑曰“知人”，共十七篇；第四辑曰“论世”，共十九篇。这次未按目录一贯而下，而是随兴而读，昨日每辑各读数篇：第一辑有三篇，“吻”“爱”“夜话”；第二辑有三篇，“国王的大道”“知识的翅膀”“我的书房”；第三辑有八篇，“北海遗音”“童心入世”“高闱诗心”“欲枕髑髅问梦痕”“天下第一”“悼钱宾四先生”“张之淦先生事略”“德里达哀辞”；第四辑有两篇，“知识人往何处去”“知识人的反省”。书中所收文章，篇幅一般不长，当然也有例外，如第二辑之“论孤独”一文，长达五十余页，约占全书篇幅六分之一，准备留到最后再读。最近一年读过几部学记作品，如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三部学记，书中收入同时或稍后之学者、弟子、亲朋之纪念、评述性文章，不少文章固然比较中和，也有一些参入太多个人情感元素。另外，对于传统派（姑且借用此名）之学者，后起之人由于学养不够深厚，难以契入前贤学术境界，因此不能给出中肯评价，往往只能隔靴搔痒，或肆无忌惮地批判（贬义），类似情况着实不少，余杰之于钱穆先生便是一例（包括李敖这位狂人，他也未能理解钱先生之学术境界、文化情怀）。关于钱穆先生，此前我只读过余英时先生之几篇文章（如《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新儒家”等），另外还有严耕望先生之文章（《治史三书》），不过余严两位都是钱先生之弟子。龚先生这一篇悼念文章，则可视为一位后学者之典范（相对于钱先生，龚先生自然是后学，但对书生这一代人来说，龚先生又是一前辈学者）。文中对钱先生及其重要著作之评述皆比较中肯，不过也有一些说法容易引起争议：如谓“《近三百年学术史》更是先生独辟的学域”，此可从成就上理解，若说开辟之功，尚有梁任公在（钱先生刻意与任公之书同名）。又如称钱先生学术“着力点其实便是诸子学”，恐怕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其实我对龚先生这一分析路数也非常认同，毕竟将钱先生视为单纯之史学家，实在只能道出钱先生学术人生之一端。不过是否以诸子学为着力点，我却持有不同看法。其实龚先生后面也说到：“但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孔子、孟子、朱子虽都被尊为“子”，却不必等同于“诸子”（即以四部而论，经学、子学不可混同）。当然，将孟子、朱子乃至孔子都视为百家之一，也是近代以来学术界之趋势（与此同时，经学地位下降，逐渐被子学与史学超越），但此趋势果真合乎情理？恐怕依然有待商榷，至少有待历史考验。其他不必多说，再说一条感受：我读龚先生此文时，看到龚先生对钱先生学术人生之论述，确实感喟不已。其实从某一角度看，钱先生与马先生之人生、学养比较神似。论述钱先生之文字，若挪来放在马先生身上，同样若合符契。不妨借用龚先生一段话，稍作改动，用来形容我心目中之马一浮先生：“对马先生而言，沉浸圣贤之学，如实践履义理，即是他生命的本身。好学不倦，读书明理，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不知老之将至，这是马先生人格之可尊敬处。信道之笃、向学之诚以及传教之心，时人皆难望其项背。”龚先生最后说：“中国文化如果还有未来，一定会有人重新倾听他的声音。”于钱先生如此，于马先生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