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怀想朱维铮先生

狂人

按：10月18日，史学家朱维铮先生的落葬仪式在上海滨海古园举行。我们在此刊发一组关于朱先生的文章，以及他的遗稿，以纪念。“他生前没有任何世俗的光环，他生后也许在很长的时间里会一如平常，但他将长久地影响我们，这有他留赠后人的著作证。”

      临赴美国的前一天下午，到龙华殡仪馆参加朱维铮先生追悼会，看着灵堂前一遍遍播放的录像，脑海中不断闪回二十六七年来与朱先生交往的片段，音容笑貌犹在，难以相信斯人已逝。虽然在朱先生刚刚离去的那几天里，接受过《文汇报》的访问，也说过一些有关朱先生思想与学术的感想，但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说。从龙华回来后，再次翻检当年朱先生往来信札，仍然在想那过去的二十六七年。

　　我把这些信札从复旦带到了普林斯顿。

　　我和朱先生是1985年认识的。那一年，高校古委会邀请我到复旦大学给古籍整理培训班讲版本目录学课，先后见到了章培恒先生与朱维铮先生。那时，他们不过五十岁上下，章先生正如我去年说的，既是“心细如发”，又是“任情使气”，而朱先生则如同李逵下江州劫法场，月旦世事的时候，“抡双斧排头砍去”。两人都眼界甚高，是性情中人，一样爱喝酒，便成了复旦引人瞩目的两道风景。我很快和他们熟悉起来，其后几年，我多次在复旦挂单开课，都是缘于章先生或者朱先生的邀请。1992年我调到清华大学，不太能够常到复旦，便多依赖书信往返。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留下来的章先生信很少，但朱先生却有好多封。朱先生写信很有特点，一是按照古代的方式竖行书写，抬头落款都很规矩合传统，二是方方正正又略有圆角的“朱体”，与朱先生锋芒锐利和肆意纵横的风格并不吻合。

　　这也许透露了他的真性格，外表犀利而严苛，内心却柔软而善感。有些小事可以说明，虽然朱先生对同辈往往不留情面，但对晚辈却很热心扶持。现存最早写于1991年的三封信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情。一件与我有关，那时，他曾极力动员我去北京的历史研究所，当时我正在办理从扬州师院调往清华大学的手续，他一面向当时负责中国文化史研究室的步近智先生、张安奇先生极力举荐，一面在给我的信中劝说：“非因历史所是理想去处，而因某某某同意此室可从京外高校或社科院调人，我想你去清华，在事成之前未必可算已成，何妨增一种可能性?故未征得你同意之前，即复函步、张推荐了你。”(1991.8.28)

　　但我当时已经答应清华，所以在见过步、张二先生后仍婉拒了邀请。得知消息，朱先生又写信劝我说，虽然历史所并不理想，但是“大环境不好，小环境未必不好”，调往清华大学的事情，不到最后落实，仍然要留一个后路，“中国的事，凡事都必须退一步着想，所谓‘到手才是真的’是也”，甚至说到“况且户口入了北京，‘跳槽’也不在乎”(1991.9.6)。

　　另一件事与一位年轻学者有关。朱先生对年轻人更是尽力帮助。当时，这个年轻学者正在被打压而“失业”中，我和他熟识，便向朱先生推荐。并不认识他的朱先生爱才心切，也对他被无端打压相当愤怒，所以反复疏通复旦大学接收。不知为什么，当时那位年轻学者却没有痛快地从北京到复旦，也没有及时寄来材料，这让朱先生很失落，但在给我的信中，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理解当今年轻人的心态”，并说“今后要我帮助，仍愿效劳”(1991.8.6)。

　　稍后，朱先生又委托学生李天纲为他活动上海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并且亲自出面找了唐振常先生关说。可惜简历寄得太迟，不能通过。但朱先生仍然托我转达，希望他尽快拿到他老师的推荐信，“只要评论他的学问人品即可，用不着写收信封条，望他尽快寄给我”(1991.9.27)。这件事情直到五年后才算办成，打心底里欣慰的朱先生又给我写信说：“某某某已到敝系报到，此事凡历五年，内中曲折极怪，可谓中国特色。”(1996.9.16)至此他才放下心来，出了一口长气。

　　有时候，了解一个人很难，严苛的外表下未尝没有柔软的内心。

　　当然，朱先生始终标尺很高，说话也始终很坦率。或许是因为彼此熟悉，也因为他是长者，所以，有时信中的话说得很直白。1993年我在《东方》杂志上写了一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杂文讨论胡适，或许意思写得不清晰，他便写信告诫说：“恕我直言，似属草率……直抒胸臆非常可贵，然而行文之际，似当考虑不为媚俗者留下把柄。”(1993.5.15)

　　1997年我在清华大学为他人操办“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会议，代主持者写信邀请朱先生。因为正式的邀请信中有一个讨论题是“国际汉学影响下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文学术之趋势”，所以他皮里阳秋地讽刺说：“那是跨世纪人才的专利，我连本世纪已过去的‘人文学术’也不甚了了，何敢谈‘趋势’?”(1996.9.16)更写下了一篇《聋子的对话》，“题虽不雅，且有伤众之嫌”，但他的实话实说，却给会议留下了一致认为“可以引向深入的讨论话题”(1996.9.16)。

　　还有一次，当他看到《文汇报》上我关于学术规范失落的文章，他便不客气地说，文史学界的弊端不能仅仅归结为我所说的“市场的影响”、“媒体的推波助澜”、“行政官员当学术之政”，应当直接指出弊端来自一切以“政治挂帅”，他责备我“格于势禁，未能畅发宏旨”，只能“婉而讽，怨寓怒”(2003.3.9)。

　　更多往来信札因为涉及思想学术界，朱先生便不假辞色了。在这些私人信札中说的话，他也大多在公开场合说过，所以我不妨引用，可见他表里如一地“嫉恶如仇”。例如，对某京中著名学者，他很鄙夷地讽刺他“大事招摇，发言亦大吹自己，隐然以京中学界班头自居，甚觉可笑”(1992.10.20);对参加国外某会议的中国学者，评论说“没有论出什么名堂，大陆去的几名‘青年理论家’尤其令人失望”;对当时的上海学界，他说“还是那样，用六十年前鲁迅的话，天气与文气均不像样，天气变幻无常，乃此季节之常规，文气之低落，文人之瞎碰，文坛之混乱，学界之凋零，均为多年罕觏”(1993.1.1);而对一些曲学阿世之人之事，他直言不讳地怒斥，“一批‘鸟人’热衷献策，纠集起来搞所谓国情报告，大吹大擂，取媚当局，旨在渔利，令人作呕”(1993.5.13)。

　　这就是他的风格，因了这风格，他成了复旦甚至上海的一道风景。

　　《文汇报》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曾经说到朱先生“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是我们现在人很少去做的，就是他作为学术的组织者和资料的整理者的工作”。

　　人人都知道，编(纂)校(勘)注(释)这些资料整理工作是琐细的苦活儿，既要焚膏继晷地排比对勘，还得上天入地地查找，更需一点一点地爬梳。朱先生何尝不知道自己为此耽搁了太多精力?1996年的信中他说：“被《传世藏书》稿纠缠不已，至今尚有八种校样待定，当初却不过钱伯城的情面，答应担任经学史类及先秦至五代诸子类两部分主编，岂知没学会当‘甩手掌柜’，结果九十种千八百万字校点稿，得通读两过，有多种等于重搞，而湖南的编辑部迭相催命，致使别的事都不能做，总之大倒其运。”(1996.9.16)

　　朱先生去世后，我看到他的弟子记载，他在病榻上还鼓励学生要抓紧时间写书，对自己没有拿出更多的著作，似乎也有一些懊悔。1998年，旧金山大学的马爱德教授在香港去世，老朋友弃世的消息让他很伤感，也联想到自己的今后，他给我写信叹息道：“我大概命中注定碌碌无为，总在穷忙，总拿不出‘专著’……我也年逾花甲了，得想想后事，在学问上留下点什么，因而以后不想再打杂，真的潜居，理理旧稿。”(1998.2.9)可是，他的事情太多，事情太多是因为表面孤傲严苛的他，其实往往心软抹不开面子，抹不开面子就被一个又一个“友情出演”的“活儿”所累，以至于他的《经学史》、《史学史》都没有完成。不过我想，正如前贤所说，那些看上去结构宏大的著作也许时过境迁就烟消云散，而朱先生留下的基础资料却天长地久始终有人会用。就像他编校的那十册《近代中国学术名著》，曾为很多步入近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学人提供了方便，虽然他也在信中向我大发了一通“得不偿失”的牢骚。

　　可是，至今我仍然认为这些编校注，也许是他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很多人都说，朱先生好骂人，好议论时局，而且一说起来会情绪激动。朱先生有时会过于偏激，会遣词过度，这我理解。不过，这是那一代知识人压抑的情结，他们虽身在学界，却未能忘情社会。

　　1999年1月，情势让人感到困惑和压抑，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已经改用电话联络，写信已经不多，但我仍给朱先生写了一封信说：“北京越来越不让人愉快，各种主义和学派浮出水面，但水下却并无冰山之硕大底座，唯旗帜与口号而已，颇如孔明于新野所布疑兵，‘远见旗旌招展，尘土大起’，却不曾有真兵真卒。说话者面对听众，心里却预设了另一些有权有势之‘知音’，希冀‘听者有心’时的喝彩，于是‘学术’多掩着‘政治’，‘思想’多直取‘利禄’。能谈谈的人越来越少，只好闭门读书——却也不曾真闭得了门。”那时，恰逢朱先生在香港访学，他辗转看到来信，便回信说，在上海也同样寂寞，“你在京尚感寂寞，以为(无)可谈学之人，不知在沪江感觉如何，此间氛围更令人气闷……”(1999.2.1)我能理解他的寂寞。

　　因为寂寞，有时会愤激。他曾经自嘲，他无权无势，只有“秃笔”和“臭嘴”。所谓“秃笔”就是写横扫千军的文章，所谓“臭嘴”便是口无遮拦地快意评说。也许，很多人会把它归结到“性格”，我却宁可把它看成是“立场”。和光同尘便不至于情绪激动，黑白分明却容易嫉恶如仇，我理解，朱先生所骂所斥，并不全是个人的恩怨情仇，多半是来自政治判断和思想立场。

　　近乎固执的立场，带来不假辞色的表述。这也表现在他的学术论文和演讲谈论中，无论他对孔子的评说，还是对经学的看法，无论是对时下潮流的讥讽，还是对学界人物的月旦，我想都与他习惯的启蒙立场有关。他的老师周予同先生继承五四新传统，用走出神学时代的态度对经学史进行研究，也许很影响了朱先生那些“走出中世纪”的想法。他多年来始终不断地编校周予同有关经学史的论著，也始终用他的老师的态度，对待同样的经学史领域，裁量各种思想与学术的风气。

　　1998年，我曾经给他编的《近代中国学术名著》写书评，他信中一面客气地称道书评“认真而精彩”，一面坚持陈说他对近代学术和思想的不同看法。正是在这一封信中，他提到了后来被广泛引用的、有关传统中国“学”与“术”的著名观点，表示要与某种思潮针锋相对，也开一系列讲座，“仍然旧调重弹，以为中世纪中国‘学’和‘术’实二致。倘说有一以贯之的传统，只能说指‘学随术变’”(1998.12.11)。

　　如果“学”不肯随着“术”变，就只好站稳脚跟，在各种扑面而来的潮流中挺直脊梁，趋势让人趋时，趋时便得安稳，安稳便可雍容，可是，不趋时、不安稳、不雍容，只好针锋相对，“抡大斧排头砍去”。他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如果不这样，那怎么办呢?”

　　在美国普林斯顿小镇，星月当空，夜阑人静，想起二十六七年来的往事，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我当然知道，“亲戚或余悲”，不久就会“他人亦已歌”。我不太愿意说后两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样的话，总觉得那多少有些自我安慰。不过，有的人离开了，几度夕阳红，风景却已不在;有的人先走了，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留下了异样的风景。朱先生呢?也许那些一掌一掴血、一鞭一道痕的快言快语，会让我们始终记得这个肆无忌惮、口无遮拦、快意情仇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