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吉：论“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学术性

狂人

论“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学术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 唐文吉

    乍一看这个题目似乎毫无意义，但这恰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国当代学术界长期以来忽略的一个问题。因此，思考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学术性问题，不仅仅是对 “当代学术史研究” 学科定位的一些思考，而且是对中国当下学术现状的一次反思。
一、何谓“学术性”
    近年来，对于何谓“文学性”、何谓“现代性”等问题的讨论屡见不鲜，而对于何谓“学术性”，人们几乎从未提及。但“学术性”一词，却被人们很随意甚至很暧昧地运用着。比如，有人将“学术性”和“大众性”、“实用性”、“经济效益”等对立起来，认为学术性的著作受众少，必然没有市场，进而呼吁“让学术书少出一些”。殊不知，现在充斥在图书市场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高头讲章根本没有学术性，不是“学术书”。而学术与市场，也不是截然对立的。由于学科分支越来越细，学术著作的受众范围有限，是事实，但如果一部学术著作能引起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的人的兴趣，对他们有一定的价值，那么，它的市场依然会很可观的，为什么相当一部分所谓的“学术著作”即使在其同行中也没有市场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质疑它的学术性了？
    现在通行的观点，将“学术性”理解成了那种引经据典、一论九章、道貌岸然的文字，其实这是“学院性”，并不等于“学术性”。我们可以对“学术性”作一个概括：
首先，学术性不等于知识性，重复不是学术；学术性要有思想的成分，任何不动脑筋、思维模式化、没有创见或不能体现作者超乎流俗的思想境界的著作，都是没有学术性的。
有人把学术性和思想性对立起来，认为这是两回事，其实不然。纵然不能说思想性和学术性是完全统一、毫无二致的，也不容否认，两者在很大程度上相辅相成。即使是那些纯考据性的学术性文字，也要有思想性的因素作为后盾，或者直接就是思想性的。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考据性的，而通过这样的考据，明清之交一代文人的心路历程正轰轰烈烈地被展开，余英时的《方以智晚节考》的考证和论述也有同样的意向。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也是考证性的，但他的考证全程理清了先秦学术发展的脉络，并提出与当时北平上海各大报章杂志上纷纷出现的先秦诸子之论大异其趣的见解，极富创见。无可否认，这些著作都是有思想性的。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思想性，它们也不会有如此强的学术性。而余英时在《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中所批评的，正是那种没有思想性作后盾的失败的考据。当时反驳余英时的“方以智自沉惶恐滩”之说的两位大陆学者，举出了白纸黑字的证据，但他们没有想到这白纸黑字的证据背后还有很多东西等待慧眼去发掘，仅凭一种“立异的冲动”就拿出这几页故纸，赤膊上阵。
    其次，学术性还意味着一定的针对性。章学诚在说：“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以挽之。” 虽然中国现代学术已经摆脱了以往“经世济民”的实用主义，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但“现实”却依然是它的活水源头，它不得不关心现实问题，并从中找到立足点。所谓“开风气”，首先是形成一种较为普遍的良好学术环境。“开风气”是许多学者共同完成的，这就需要这些学者讨论的问题有一定的针对性，形成一个交流的氛围。在这种交流中，学者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介入问题，考古书古史也好，评时贤著作也好，举出老子、孔子、王阳明也好，抬出海德格尔、福柯也好，但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契机而出现的，它们应当针对一个更大的、有一定公共性的问题。不然大家各说各的，无法沟通，连学科内部都不能形成交流和对话的氛围，这样作出的所谓学术成果也就没有意义，更谈不上“开辟风气”了。没有一定针对性的学术，是没有学术性的。
    思想性和针对性，是衡量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学术性的两条最基本的标准。但在这样的标准下，中国当代真正称得上有“学术性”的著作就不多了。
二、从“学术规范”到“学术性”
    面对当代学术的种种弊端，“学术规范”问题被提上学界讨论的日程。杨玉圣主编的《学术规范导论》说：“学术规范问题的提出、讨论与建设，主要是基于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界和学术界存在的严重问题，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违反学术道德等学术失范问题、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现象。” 这无疑是相当有意义的。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仍有相当多的论著，即使符合学术规范，依然面目可憎；相当一部分硕士博士论文，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泡制出来的，但依然被人视为垃圾，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学术规范多是在学术的形式上的要求，它是模式化、强制性的。每个人都能在这种模式化和强制性的学术规范这下，能够做出合乎规范的论文、专著，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写出充分体现自己的才华和见识的有学术性的文章。只有当对学术的追求成为一种自觉、一种良知的时候，真正的学术才能问世，此时的学术无须严格的规范，而自然无懈可击。这种对学术的追求体现在学术成果中，便是鲜明的学术性。
    重振中国当代学术，就需要从用“学术规范”对学术进行外部要求，发展到通过追求“学术性”促进学术主体的学术自觉。学术不仅要求学者有学术的良知和敬畏，而且要求学术殿堂里里外外的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正确地在学术谱系上给自己定位，一旦认识到自己不适合这个学科或这个行当，就马上退出，不要再尸位素餐，浑水摸鱼，把学术作为个人功名利禄的跳板。学术规范很容易被人理解成形式上的要求，它的漏洞在于更容易使那些不学无术之辈拿一套非常严整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庸俗之作招摇卖弄，我们就经常看到一些著作或论文，没有什么内容，但注释、索引、参考书目一大堆，甚至各国文字都有，这难道没有卖弄之嫌么？而“学术性”是学术的内质所在，它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它的标准在人心里。
三、学术史研究的史学本质
    “研究”一词在当下已经泛化，几乎所有的名词后面都可以加“研究”二字。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有学术性的。学术史研究，因为牵涉到史，需要做相对较长时间的考察，所以不同于一般学术评介和学术批评，它的学术性体现在它的史学本质上。
    “史学”并不仅仅是“史料”、“史考”之学，也就是说，学术史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史料的罗列和梳理，而应该是一种体现着“史识”的文字。对于古代学术史，尤其是先秦学术史而言，史料的发掘和梳理极为重要，因为这些史料极少，且要经过考年月，辩真伪和训诂文字等一系列工作，才能使之浮出历史的地表，作为史家进一步立论的依据。而对于当代学术史而言，这个过程可以跳过去，因为我们的史料太多了，很多历史甚至是大家亲历的。当代学术史如果仅仅是对这些人所共知的历史进行重复，就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只有书写者的“史识”才是决定当代学术史研究成败的根本因素。
    司马迁这样论述作为史书的《春秋》的意义：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所以，正如郑玄所言，孔子作《春秋》，是“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
“史”的书写，其实是一套法则在对过去的事实进行自觉的评判。因为有事实，评判有了对象，所以法则不再是空言，转而更生动，更能深入人心。“史”之所以成为“学”——也就是说，史之所以有学术性——原因也就在这里。这是史学的基本原则，更是学术史的基本原则。
    学术史的书写者应该在史中体现自己的学术法则、学术见识。这决定了继承、反思和批判是学术史的基调。而在当代，这种基调被简单化了。
    首先是“继承”成了简单肤浅的重复，甚至望文生义。简单肤浅的重复往往忽略某一观点背后更为复杂、微妙和丰富的东西。如，讲顾颉刚就讲“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讲钱钟书就必然讲他的“比喻”理论，讲马寅初就讲他的“人口论”，讲福柯则言必称“权利话语”。一个无比丰富的学者在所谓的“学术史”里被简化成了一个术语，像一块砖被砌进了一堵墙，与其说是被发现，还不如说是被埋没了。简单地对学术上的任意一个事件或观点进行肤浅的重复，不能构成有学术价值的学术史写作，而且甚至会对学术史本身造成破坏。他所重复的东西，甚至不能继承前人的万分之一。望文生义的重复则更可怕，因为它很可能造成误读。当然，当今有人搬出西方的阐释学，认为误读是允许的，其实他们正好是望文生义，误读了“误读”一词的意义。
    批判方面，情况要复杂一些。由于当代学术史上很多人物今尚健在，甚至正活跃在学术界，所以当代学术史的书写者往往对他们的批判是慎之又慎，出于学术该有的批判在这种慎之又慎中趋于无踪，而不出于学术的，出于个人意气的批判却往往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中国当代学者的学术反思批判能力是极弱的，他们不能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和推进学术，相反，由于批判的简单化和模式化，前人的学术遭到了非常不公的处置。其一，是不在统一话语层面上的批判，如批判庄子的消极、王阳明的唯心；其二，是在预设的“局限性”中进行批判，于是控制住有“奴隶主阶级的局限性”，朱熹又有大地主阶级的局限性，不管是谁，都有其时代局限性，都可以据此对其学术进行批判。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论调少了，但这种思维模式依然存在着。这样的批判，只可以作为图解或强调某一主义或某一理论的手段，无益学术本身的进步。
四、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使命
    中国当代学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对象。它在整体上并不是很令人乐观的，其中充斥着大量不具有学术性的作品，有的作品虽然红极一时，但其学术性仍值得斟酌。当代学术史面对的是一个学术性不是很强的所谓的“学术”，但这并不妨碍它本身的学术性，相反，通过对当代学术的反思和批判，反倒更容易确立其学术性。正如写一个黑暗、庸俗年代的历史并不妨碍历史书写者在他的史书里表现他的的远见卓识和美好向往。
    中国当代学术要走出以往的种种学术误区，重建学术性，首先要通过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扫清扫清中国当代学术的“奥吉亚斯牛圈”。当代学术史研究只有本着对“学术性”的追求，才能站在“史”的高度，对中国当代学术进行审视和清理。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有难度的，很多对当代学术尤其是当下学术的论述，其实是在逃避对学术性的追求，逃避“史”的高度。当今学界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即使是在有“史”的性质的论述中，也喜欢把当下学术或某一学科的现状描述为“众声喧哗”。这是一种极不责任的说法。其实，“众声喧哗”并不是我们这一代学术独有的特征，每一个时代的学术都是如此，只是经过历史的沉积，“喧哗”淡去，真正有意义的、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成就的东西浮现出来了。过去的喧哗我们听不见了，而听着今天的喧哗，我们要做的，决不是仅仅描述这种喧哗，而应该保持独特的清醒，于这片喧哗之外，有评判，有取舍。心无定见，存而不论，不是史家的行为，也更无学术性可言。
    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是一个难度极大的领域，研究的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离我们都不远，有的甚至是进行时，当局者迷，我们很难站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高度对其作出有深度的反思和批判，而所谓的“继承”，也更容易流于重复。因此，这个学科最容易成为没有学术性的学科。然而，也正是这样的学科最有可能作出重大的有学术性的成果，因为这种研究是于当代重量级学者进行的直接对话，构成对当下学术最直接的反思，这正是学术的生长点，我们当代的学术由此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