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怎樣讀《禮記》

狂人

中華禮學是以禮法、禮義之學為核心的學術文化，其理論形態則是《周禮》《儀禮》《禮記》三部經典，《三禮》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産生過極為深遠的影響。今天先介紹《禮記》。

一、性質與源流

    孔子教授弟子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中國古典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載體，但是文古義奧，不易通讀，因而每每需要有輔助性的讀物，為此，《易》有《十翼》，《春秋》有《三傳》，而《禮》則有《禮記》。
    六經中的“《禮》”，後來稱《儀禮》，主要記載周代的冠、婚、喪、祭諸禮的“禮法”，受體例限制，幾乎不涉及儀式背後的“禮義”。而不了解禮義，儀式就成了毫無價值的虛禮。所以，七十子後學在習禮的過程中，撰寫了大量闡發經義的論文，總稱之為“記”，屬于《儀禮》的附庸。
    秦火之後，西漢人能見到的用先秦古文撰寫的“記”依然不少，《漢書·藝文志》所載就有“百三十一篇”。《隋書·經籍志》説，這批文獻是河間獻王從民間徵集所得，並説劉向考校經籍時，又得到《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等數十篇，總數增至二百十四篇。由于《記》的數量太多，加之精粗不一，到了東漢，社會上出現了兩種選輯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習稱《大戴禮記》；二是他的侄子戴聖的四十九篇本，習稱《小戴禮記》。
    《大戴禮記》流傳不廣，北周盧辯曾為之作注，但頹勢依舊，到唐代已亡佚大半，僅存三十九篇，《隋書》《唐書》《宋書》等史乘的《經籍志》甚至不予著錄。《小戴禮記》則由于鄭玄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風光無限，暢行于世，故後人徑稱之為“《禮記》”。
    唐貞觀年間，孔穎達奉詔撰作《五經正義》，其中的“禮”，用《禮記》替代《儀禮》。《禮記》由此躋身“經”的行列，“附庸蔚為大國”，與《儀禮》地位發生逆轉，成為《三禮》中最顯赫的經典。

    二、分類與作者

    《禮記》一書，緊緊圍繞儒家的政治理想、治國方略、天人關係、典章文物等展開，多角度、多層次探究禮樂文明奧蘊，闡發其學理與規則，內容廣博，題材豐富。其中稱引的孔子語錄數量很大，而且大多不見于《論語》，對于研究儒家思想，彌足珍貴。
    《禮記》四十九篇，古人對它的分類比較瑣碎，而且多有歧異。我們按照“經與記”的關係，約略分之為三大類：一是與《儀禮》有直接對應關係的；二是與《儀禮》有間接對應關係的；三是脫離《儀禮》經文的，如《禮運》《王制》等篇，或記載孔子言行，或論述經世之道，與《儀禮》無關。
    《禮記》一書，《漢書·藝文志》籠統地説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各篇作者大多不知，僅少數幾篇有人提及，如《隋書·音樂志》引梁沈約説，《緇衣》《中庸》《表記》《坊記》均出自《子思子》。遺憾的是，《子思子》一書，大約在隋唐之際就已亡佚，沈約之説無從驗證。宋代以來，學界有不少人懷疑《禮記》是漢儒假托七十子之名而作。千萬意料之外，1995年在湖北荊門郭店出土一批楚簡，內容以儒家文獻為主，其中居然有《緇衣》篇的完帙，文字與傳世本《禮記·緇衣》幾乎相同！此外，《性自命出》篇的文句、思想，與《中庸》極為接近。《六德》《尊德義》等篇與《禮記》相同或相似的語句時有所見，專家認為，它們當屬《子思子》的佚文。此後，上海博物館入藏一批楚簡，其中的《性情論》與郭店簡《性自命出》相同，《緇衣》與郭店簡《緇衣》相同，《武王踐祚》與《大戴禮記·武王踐祚》相合。此外，《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顏淵問于孔子》等篇，行文與《禮記》非常相似。可見，沈約關于《緇衣》《中庸》出自《子思子》之説，絕非空穴來風。新出竹簡證明，至遲在戰國早期，《禮記》的某些單篇已經流傳至江漢流域。由此可以推斷，《禮記》四十九篇中的主體部分應該作于先秦，作者確實就是“七十子後學”。

    三、鄭注與孔疏

    《禮記》是用先秦語匯撰寫的，時過境遷，到了漢代，人們已經不太能讀得懂，于是有人起來為它作注，其中做得最好的是東漢經學大師鄭玄。鄭玄早年博覽群書，問學于通儒達雅，後又西入關中，師從著名學者馬融。鄭玄兼宗今古文，擇善而從，《後漢書》稱讚他“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鄭玄以其湛深的學養，遍注群經，其中以《三禮注》的成就為最高。鄭玄注經，一反當時繁瑣之風，要言不煩，簡潔明快，凡是文義明白處，均不作注，而在經義晦澀處著力，故不少篇的注文字數少于經文，如《樂記》經6459字，注5533字；《祭法》經7182字，注5409字。鄭注孤行百代不廢，絕非偶然。
    六朝解釋儒家經義的著作稱為“義疏”，當時為《禮記》做義疏者不少，如南方的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皇侃等；北方有徐遵明、熊安生等。到唐貞觀中，孔穎達奉詔修《五經正義》時，僅皇侃、熊安生兩家的義疏猶在。大較而言，皇氏稍勝。孔穎達疏《禮記》，乃以皇氏為本，以熊氏補其不備，“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禮記正義序》），故能集南學與北學之長。之後，孔氏又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等相與探討，斟酌論定，再與周玄達、趙君讚等覆更詳審，而成《禮記正義》七十卷。孔疏悉心推勘經注，雅達廣攬，詞富理博，尤以引證文獻詳盡、史料豐富見長，讀之令人有依山鑄銅，煮海為鹽之感，取之不竭，用之不盡。鄭注與孔疏一簡一繁，一精一密，被譽為經學史上的“雙璧”。
    鄭、孔之後疏解《禮記》較有成就者，有宋人衛湜的《禮記集説》一百六十卷，“採摭群言，最為賅博，去取亦最為精審”；元人陳澔的《雲莊禮記集説》，簡明可靠。元仁宗延祐年間恢復科舉，規定《禮記》採用陳澔《集説》。明代胡廣修《五經大全》，《禮記》以陳澔之書為主幹。清人朱軾的《禮記纂言》、朱彬的《禮記訓纂》、孫希旦的《禮記集解》，成就遠不及孔疏。晚近的《儀禮》研究之作，以黃以周《禮書通故》、曹元弼《禮經學》、沈文倬《菿闇文存》等最為學者稱道。

    四、價值與特色

    《禮記》是儒家思想的源頭之一，在中國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價值如下：
    首先，《禮記》中的許多篇章，是中國文化史上彪炳千古的典范。如《大學》，程子説是“初學入德之門”，朱子説是“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中庸》，程子説是乃孔門傳授心法之作，朱子評價説：“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它們自宋代被選入《四書》之後，成為家弦戶誦，流傳最廣的文獻。再如《禮運》，記載了孔子對實現其政治理想——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的最權威的論述。《學記》，提出了教學相長、因時施教、啟發式教學、循序漸進等一係列教學原則，是我國最早的教育理論著作。《樂記》則是我國最早的音樂理論著作，所表述的聲、音、樂三分、音樂與政治相同、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等音樂思想，堪與古希臘媲美。《月令》，逐月記載天象、物候、農事、當行之令，堪稱歷史上最早的生活指南。《儒行》，記儒者的十五種德行。章太炎説“大抵艱苦卓絕，奮厲慷慨之士”，“是故欲求國勢之強，民氣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至今猶有積極意義。
    其次，《禮記》的許多章節，高揚仁愛、正義、愛國、反對不義之政等進步思想，影響深遠。如《孔子過泰山側》，孔子親聞民眾寧願死于虎口，也不願亡于苛政的悲慘故事後，發出“苛政猛于虎“的感嘆，成為此後中國人反抗暴政的思想武器。《戰于郎》講述了魯國一位未成年的孩子，在祖國遭遇危難之際，執幹戈以衛社稷的事跡。《陳子亢止殉葬》，説的是陳子亢堅決阻止其兄欲以活人殉葬的企圖：“以人殉，非禮也！”如此等等，不勝枚舉。書中甚至有涉及官德的內容，如《曲禮下》説：“公庭不言婦女。”“公事不私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要求官員恪守公職，不談聲色犬馬之類，無不有益于弘揚正氣。
    第三，書中大量記載了包括稱謂、辭令、服飾、家教、尊老、喪祭、教化、禮俗等在內的古代文化史知識，幾乎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對于我們讀懂古書，傳承中華文明，是難得的文化寶庫。
    《禮記》的主要特色，是文風清麗，朗朗上口，可讀性強，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許多格言、警句、煉語，都源出于此書，如《曲禮上》：“敖（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臨財無茍得。臨難無茍免。”“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殆，謂之君子。”《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大學》：“富潤屋，德潤身。”《中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緇衣》：“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雜記下》：“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不勝枚舉，讀之尤有益于修身進德。

    五、版本與讀本

    如今學界通用的《禮記正義》，是清人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經注疏》本。阮刻本以揚州文選樓舊藏的南宋十行本為底本，參校其他刻本而成，毋庸諱言，事後連阮元本人也承認，十行本並非善本。南宋黃唐編印、紹熙初刻于越州（今紹興）的八行本《禮記正義》，堪稱善本，惠棟曾以此本校明代毛晉汲古閣本，居然校出各類錯誤幾千條，故有“稀世之寶”的美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呂友仁先生點校的《禮記正義》，即以八行本為底本，吸收阮本以及阮校之後的成果而成，繁體、豎排，經、注、疏分列，尤其適合于研究者使用。

    普通讀者學習《禮記》的讀本，可選用王夢鷗先生的《禮記今注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1990），楊天宇先生的《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王文錦先生的《禮記譯解》（中華書局，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