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沧桑（寧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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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一

先来两首明人词陶冶陶冶性情。

调寄临江仙（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调寄南乡子（杨升庵）
携酒上吟亭，满目江山列画屏。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虎啸龙吟几战争。
一枕梦魂惊，落叶西风别唤声。谁弱谁强都罢手，伤情。打入渔樵话里听。

这两首绝妙好词，是词作者一辈子的总结，他们两个都算是历尽了人世百态，故而产生这样的体会。而这也正是我的最深感受。人这一辈子，穷也罢、富也罢、贵也罢、贱也罢，化成灰以后，不过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够被“打入渔樵话里听”，更多的人則是形神俱灭，从此不知其人其事，岂不可叹！

下面我所写到的，是一个叫位庄的村子的历史、人物、事件等。由于他们中没有贾雨村所说的“秉天地正邪之气而生”的名公巨卿，所以本来也没有人把他们“打入渔樵话里”或“付诸笑谈中”。但他们好多都是我的长辈，所以我想，如果我能把他们生活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记录下很小的一部分，留言语于万一，也算尽一份微薄的力量，不使他们百年之后化灰灭迹，庶几可以慰先人、启后人，应该有一定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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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庄历史

河南省西北部、黄河以北、太行山南麓有个宁城县，全县北山南川，北部是山区，南部是冲积平原，属于黄、沁河流域。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位庄村”就在这个冲积平原上，晴天的时候，站在村子大街往北望，能看到太行山脉，山体高低起伏，犹如卧龙一般，别样壮观。看着看着，我们这些在平地长大的人也会顿生豪情，随着心潮起伏了。
                    
几乎正对着村子的山体有个豁口，它曾被位庄的严氏家族利用了起来，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但凡是人类的聚居地，必有它自己的历史，比如我们位庄的历史就很值得说道说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国家组织编纂了一系列的志书，比如：河南省志、河南戏曲志、山阳市志、我们县的“宁城县志”等等。现在经济发达了，还出现了“镇志”等更低一级行政单位的志书。据现年六十四岁的严光平讲，他小的时候见到过“位庄村志”，就是记载位庄村的志书，倒不知道是我们位庄哪一位先辈撰写的，可惜现在找不到了，书中记载位庄最初叫双位乡，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村子原来只有谢、黄两姓居住。后来徐、吴、严等姓氏的居民逐渐迁居至此，就改名叫多位乡。我曾见过村中孙真人庙乾隆二十年的碑刻，上面写的是“魏庄”，后来又查看道光二十年知县冯继照编纂的宁城县志，发现位庄当时叫“卫庄”，至于后来为什么改“卫”字为“位”字，不清楚。后来在翻看我的二爷严九达在民国三十五年誊抄的《严氏宗谱》时候，发现写的就已经成了“位庄”。也可能这小地方的地名用字本不讲究，不知何时更名了。

按照民俗家的说法，以上这番话可以算位庄的地名考了。

2003年中招考试前一天的下午，陶庄初中副校长徐玉（位庄村人）给就要参加考试的我和严光学两个人聊了一下午的闲话，其中讲过位庄的另一段传奇故事，在此要絮叨一下:

如果你历史学得不错的话，就应该知道，南宋的时候，黄河两岸就是宋金战争的缓冲带了，经常开展拉锯战。根据传说，那时候我们这里不太稳定，今天是宋朝天下，百姓要挂宋朝牌子，明天成了金朝天下，则要挂金朝牌子，来来去去不胜厌烦，百姓们想了一个好办法：门外挂个木牌，正反两面分别写上宋、金二字，谁赢了谁就朝外，据说有一天岳元帅前来查看，一阵大风，把写着宋字的木牌给吹翻了过来，岳元帅何等人物，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很是生气，老子辛苦恢复宋室江山，这些刁民全然不挂心上，视为儿戏一般，就毁了（杀害）我们这里不少百姓。所以，虽然民族英雄岳飞被大家敬仰至深，在我们这里却对他不太感冒。

到了元末，朱元璋夺取天下，我们这里的人反抗较为激烈，他老人家一怒之下把我们这里清剿了，结果这一带荒无人烟。无奈洪武年间只好从山西洪洞县往这边移民，老话：“问我祖先哪里来，山西洪洞槐树下” 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如今我们的方言不同于山西话，也不同于河南中州方言，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怀庆话，只流行于古怀庆府一带，似乎于此有莫大关联，不过南阳那边的人也说自己是洪洞县迁来，大概是地域差异，使得他们的语音更偏向于中州话。

埋骨终须桑梓地，中国人都是重视乡土的，在外做官，能有一块“老娘土”，就很是珍惜。据说当年祖先们都不愿意迁来，朝廷下命令说：不愿意外迁的，就到大槐树下集中。结果洪洞县的人差不多去完了，殊不知此乃一计——当大家聚集到大槐树周围的时候，命令变了——谁到大槐树下，谁就必须要外迁。无奈大家只好南迁了。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这里的族谱上面，各姓的始祖就都光荣的成了“廪善生员”。

最初来到位庄的是谢、黄两姓，黄家没有什么传说，倒是这个谢家，很是威风，他们家号称“十八竿银枪”，干的是“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的勾当。后来竟敢打劫皇粮，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时候位庄北边还有个叫兰营的村子，兰营的人和谢家通力合作，共同从事打劫事业。位庄东边是个很大的寺院，名字叫龙泉寺（也有人叫它龙王庙），据说此寺庙隶属于位庄，谢家干的是专业打劫，则寺里面的和尚也不是正道的出家人。

却说当年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路过此地，觉得太不像话，于是下令剿灭，主要干了三件事，略述于下。
第一件事：把龙泉寺给拆了，把这些出家人全部拘禁起来。理由是寺里和尚们，为非作歹、拦路打劫、奸淫妇女等。犯下这样大罪，下令统统砍头。

接下来的事情，颇有神话色彩：据说当年处死这帮出家人的时候，他们的头被砍掉一个，就又长出来一个，宛如孙大圣车迟国受刑一般。后来住持看这龙泉寺实在是气数已尽，劫数难逃，无奈的叹道：“事到如此，罢了！”

这一个“罢”字不打紧，官兵们听明白了话里有话，马上行动起来，他们在地上挖出大坑，把和尚们埋入地下，只露出脑袋，用耙（与“罢”字同音）——不同于现在用来耙地的被拖拉机牵引的机械耙，而是八十年代以前还在广泛使用的那种在木制框架上钉了很多大长钉的老式耙，使用的时候，需要负重（放上重物或人站在上面），由牲口拉着，铁钉深入土地之中，起到破碎土地的作用，谓之耙地——在和尚们的脑袋上面耙了一遍，这下没有长出新的头颅，才算是处死了这群为非作歹的出家人。

后来这个事情被编成了怀梆戏。但是无论哪个戏班在我们位庄唱戏的时候，都不能唱火烧龙王庙（龙泉寺）。因为此乃位庄旧痛也。

现在位庄村民在北地劳作的时候，不断能挖出大的砖石来，据说就是龙泉寺的遗迹。

第二件事是把蓝营这个村子给剿灭了。在道光二十年的宁城县志里，蓝营就已经消失了。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知道位庄的北地在近300年前是个村子。

第三件事就是把位庄的首家住户、靠打劫为生的谢家满门抄斩。但是现在谢氏家族在位庄并没有绝户，仍有子孙繁衍。这里面有一个传奇故事，留在下面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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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庄概况

位庄只是个普通农村，大范围的地图肯定不会标出来，就是山阳市地图，也只是标到类似利平镇这样的镇级行政单位，在宁城县的地图上，位庄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过也只是个圆圈罢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在学校团委办公室见到了利平镇辖区内各个自然村的平面图，终于知道位庄的“疆域”到底是个啥样了。居民区的形状是四四方方的，经过大队（我们这里把村委会叫大队，把镇政府所在地叫公社，都是大集体年代留下的称呼）多年的规划，形成了南北方向三条主街道，东西方向各个街道平行的经纬交错形式。按照村民们的习惯，以村子中间正大街为界，把村子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叫南街、北街（上年纪的也叫后街）。村子东边习惯称为东地，是村子的一等地，旱涝保收。再往东就到郭村了。村子南边原来是好几个大坑（鱼塘），近几十年来，位庄的地下水位越来越深，大坑存不住水，只好填平了。往南一公里处有条人工河，70年代以前，过来河是八里长的一条大沟，人称八里沟，比河还深。在大集体的年代，每年秋天种麦子前，趁着地上没有啥庄稼，便于起土，大队给各个小队分派任务，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依靠自己的双手，从高处起土，硬是填平了这条八里沟。造出了不少良田，人称南岗，现在南街的人户口本上面籍贯一栏填的都是岗上，指得就是南岗。后来在河边建造了不少厂房，号称工业区。往东南方向和戎村交界。村子西边地方不多，不多远就和陶庄交界了，分布了一些砖窑，所以今天在卫星图上看位庄，西边就不是庄稼那绿油油的颜色，而是焦黄的土色，是因为砖窑制砖挖土，没有植被的缘故。如今国家禁止土砖窑烧制，大部分砖窑都停办了，但在此地还有部分漏网之鱼，乃是行贿偷办也。村北是大片耕地，土质很好，但由于地势较低，过去搞引黄灌溉的时候，常被水淹，那时候村民可没少拿桶去地里捞鱼，当然，水淹的话这会导致减产。近年不搞引黄灌溉了，就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也是村子里的一等地。和宁城县北山南川的地势正好相反，村子的地形是南高北低，据测算：最高的南岗要比最低的北地高四米半。

村子里都是汉族，比较多的姓氏有徐、吴、严、蒋、谢、王等，也有黄、张、洪等人数比较少的姓氏。其中黄姓据说是村子最早的住户之一，但是人数不多。据说早年还有姓刘的，可叹后来乏子无后，从位庄消失了，刘家坟也被部分村民盖成了房舍，却没有把里面尸骨移出，另行安葬。到后来那一道街连着死了几个年轻人，众人颇有愧意，然悔之晚矣。

宁城县号称“薛半县，范满城”，意思是薛姓占全县人口的一半，范姓几乎全部住在县城周围。我们位庄可以说是“徐半村”了。北街住的几乎全部是徐姓。南街分布了其它人口比较多的姓氏。

2003年的时候，位庄注册人口达到了3600人，加上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报上户口的大小“黑户”们（工人户口在本单位，但是在村里生活。以及躲计划生育的那些小娃娃等等），估计有四千余口。也算是比较大的村庄了。

我初三的班主任许根旺老师曾经精辟的总结道：各个村子有自己谋生的主流方式，陶庄主要是饲养蛋鸡和往南方贩卖鸡蛋；而他所生活的安村则主要是干泥水匠活，就是给人建造房子；由于砖窑较多，位庄人主流的谋生手段就是卖砖。

然而这话只能代表一时，考察位庄的历史，会发现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老百姓们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或富或贫，或甜或苦。年轻人送走了老辈人，擦干眼泪，生活总要继续。下面我将会用自己的方式，介绍位庄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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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犯律谢氏灭满门   
为行义严姓落位庄

上面提到了谢氏被满门抄斩，但是仍然有不少后代生活在位庄，这是为什么呢？

据现年七十五岁的严九河跟我讲，当年剿灭谢氏满门，实际上是有遗漏的。话说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日子到来之前，谢家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计严斌套着马车，拉着谢家一位带肚的年轻媳妇（我们这里把怀孕叫带肚）、她不到十岁的闺女到原阳县娘家去走亲戚。那个时候，伙计是不能在亲戚家过夜的，严斌把她们送到后就套车回去了，快到家的时候他听说了谢家被满门抄斩，赶快回去报信。结果在那场风波以后，谢家上下就剩下那娘儿三个了。特别是那个后来生的孩子，成了谢家唯一的男丁，后来起名叫谢江。现在位庄的谢氏族人，就是他的后代。

事态渐渐平息以后，仗义的小伙计严斌没有另找主家，而是留下来帮衬着这娘儿三个在位庄一起过活，到后来，那个小他十余岁的幸存下来的谢氏小闺女和他成了家。他们的后代在位庄落下脚，从此，位庄村有了严氏居民。

光阴荏苒，转眼三百年了，现在位庄严氏祖坟里，始祖严斌的墓碑上面刻着的谢氏太君就是那个幸存的小闺女。

由于谢江是严斌的小舅子，所以在今天的位庄村，谢、严两姓成了姑舅亲，谢氏族人成为了严氏族人的舅家人。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谢氏在那场风波以后以后，七代单传，第八代才得了弟兄七个。要知道在以前的岁月，独门小户，生活着实不易。好在严氏家族人丁兴旺，严斌生了一个儿子叫严文祥，严文翔生了四个儿子，他的孙子辈就更多了，所以帮衬了谢家不少。后来谢荣庚曾经对严九田感叹过：严家的外甥们来了，都要好好招待！可见在过去的岁月里，严氏对舅家谢氏的帮助着实不小。

特别要提到的：另外由于严斌比他小舅子大十多岁，所以在现在的位庄，谢严两姓的人，在年龄相当的情况下，谢氏通常比严氏高出一到两个辈分。如果一个姓严的孩子见了和他差不多大的姓谢的孩子，最起码要叫叔，个别要叫爷才对，根本不存在叫哥的情况。不过以后族众人广，辈分参差，或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里要多絮叨几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人们生活比较贫困，那时候的孩子们盼望过年，主要是因为过年了可以吃好、喝好、玩好，关于那个年代过年的事情，我们以后还要再说，下面要说的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因为谢严两姓是姑舅亲，所以通常在每年的最后一天下午去墓地请祖先们回家过年（有的时候是初一早上去墓地送回祖先回来）以后，严氏族长会带领众儿郎去谢氏族人家中拜年，当时谢氏人家也不多，所以凡是姓谢的，都要去聒噪一番。到了人家那里，长者在屋中散烟、烤火、叙话，小辈们就在门外、院子里趴下磕头，根据各自年龄、辈分的不同，口中呼喊伯、叔、爷、老爷等不同称呼（我们这里把爷爷的父亲叫老爷，而不是太爷。再往上面高出一辈，就叫老老爷，以此类推，不过老字太多，就失去了意义了，通常就用老爷代替）。随后每个人到屋中拿点东西饱腹，说笑一会儿，去另外一家。这在谢严两姓的村民看来，不过是过年了都高兴，耍笑一场罢了。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穷，而且这亲戚关系也实在太古老，加上来的人也多，所以这些严氏晚辈们并不会被给压岁钱。

早年实在是不好过，能提供油炸点心的家户很少，好的也不过是一个孩子给一个“小花”（油炸的一种面食，长条状）。有个谢纯喜，最怕院子里的软枣树死去，常常感叹：“院里不管榆树桐树死不死，软枣树你可不敢死”。因为他没有像样的东西招待客人，年年都要用这树上结的软枣待客，每年最后一天，他都会给严姓的孩子们分软枣，你一个，他两个…孩子们当他面自然装作高兴的小心窝在手里，实际上软枣净是皮和核，几乎没有果肉，孩子们根本不吃，出来他家门就扔到大街上了。

然而这种拜会关系是比较特别的，严氏族人有一个传统：别人家的东西哪怕不要，到了谢氏族人那里，不给都不行，必须要东西吃，因为那是他们的舅舅家。根据这样的情况，再想想我们这里老话说：“外甥是舅家的狗，吃饱就走”。真是一点也不错。

这个特殊的拜会过程，偶尔也会比较混乱，如果带队的长辈不能好好约束下面的人，到谢氏族人家里就会引起麻烦。有几年当严氏众人从祖茔回来的时候，村里外姓看热闹的外姓乡亲们就会说：日本鬼子进村了！接到这个警报，谢氏族人家中比较贫困的，就要赶紧上住门（我们这里把锁门叫上门），防止这一帮“外甥”们把本来就不多的准备过年的吃食给抢个底朝天。

改革开封以后，人们生活好了，但是好像亲情也削减了不少，随着人们家里存款的增多，原来的很多老习惯却越来越少，以至于消失不见。终于，谢严两姓这种老亲戚的拜会活动由原来的每家必去，到后来的只捡较富裕的家户去，以至于最后终止了。乡亲们认为这是族人增多和人变得越来越有钱，越来越薄气的缘故。严氏外甥们最后一次到舅舅家是九七年，那年过年的时候，木匠严光明心血来潮，突然领着一帮后生到医生谢改元家中，狠狠地拜了一回年，把谢改元家的柜子都给撬开了，临走还把人家过年准备的鸡、鱼、肚、猪肉等吃的吃、提的提。严光明最孬，他把裤腿用袜子束紧，把人家的鸡蛋也塞到裤裆里弄走了。谢改元的媳妇翠珍到严氏族长严太晚家里哭诉，说过年准备的东西现在一点也没有了，可叫人作难死了。严太晚知道事情太过火了，赶紧叫上族中父老严九河、严九兵等，到供销社买了一堆东西，亲自到谢焕年家里致歉，为侄孙们擦屁股。不料，谢改元他爹谢荣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严厉的批评了翠珍的告状行为，认为自己既然有俩钱，让亲戚们拿点也是可以的，拿完了再去买就行了么！不过这到底是老年人的想法了，年轻人可不管你这么多，到底别扭了起来。第二年过年，大家想起来这件事情，就不好意思再去舅舅们家里，于是这姑舅亲过年来往的习惯算是彻底结束了。

我国是礼仪之邦，细细观察你会发现，在农村，礼这个概念，早已融入在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液之中，并且世代相传。可不能以为他们是农民，没有文化，对“礼数”的要求一点也不低。

比如九一年的时候，严氏祖坟由于茔地面积不足，迁到东北地去了。谢氏族中专门对钱，抬了肉食盒，拿了鞭炮、锡箔等前来祭奠。并且参与严氏始祖严斌夫妇坟墓的迁移。

同样的，二零零九年阴历十月初一，谢氏举族迁坟，严氏族中也是凑份子参加。礼单上是六尺的白布大帐一个，由位庄的书法好手严九彪书写“银枪传人、谢严世交”八个大字。礼金二百元，四样祭品。头天晚上和第二天去都是足一万头的鞭炮，还有好多礼炮。第二天去的时候，谢氏族众充分显示了对严氏外甥们的重视，派响器（乐器）从村东头一直迎到村子十字口的水塔下面。为了体现对先人的缅怀以及世亲的重视，严氏族中专门派了四个大汉把老祖婆婆（就是谢氏太君的母亲）的匣抬到谢氏新坟。

由于谢氏族人辈分比较高，吃饭的时候，那些媳妇们被严氏族中派去的四十多岁的汉子叫名字、叫嫂子的时候，本来是声叫声应，“菊香，来给我添点菜！”，“嫂，快来再添点米！”。后来突然明白原来这帮“兄弟”们都是自己的侄子，于是不答应了，纷纷还嘴道：“来叫婶给孩儿们再添块肉！”闹了不少笑话。

海风

村庄虽小，也可做出一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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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人生惜人生由命
述成败叹成败在天

说完了位庄两大姓的渊源，再说说几个现在还被乡亲们津津乐道的民国人物，以及他们各自的结局。

一、县长严太英
抡起辈分，我应该叫严太英叫老爷（太爷）。第一次在书上看到这个名字，还是在我的二姑给我的一本宁城县志上面看到的。上面记载：“严太英，民国三十三年知事、县长。”据说他还在沁阳县任过县长，在河间府也当过县长，后来在新乡市任过军职，最后在开封市河南省国民政府任专员。他的侄子严九功的确是在开封上学、长大。现在到霍村或辉县、新乡那边，提起严太英，大家都会称赞不已，说他待人和蔼，没有架子。相传在开封国民政府大院，哪个屋子说笑热闹，肯定就有严太英。估计他并不是像电视宣传的民国官僚那样凶神恶煞，不仅没有引起民愤，相反百姓们还比较爱戴。
下面是访来的几个他的事迹，可以帮我们了解他。

民国时期，位庄人主要的谋生方式是卖菜、卖笔墨。卖菜是把自己种的菜挑到县城去卖。一段时期内，位庄人在县城内是很气势（霸道）的，因为县长严太英是我们位庄人。当时的位庄人口很少，大家相互都熟识，做买卖的都是县长的本家、发小、乡党。哪个敢惹？所以那时候，县城里的人一般都不敢惹位庄卖菜的人。
当时相邻的清化县清化镇有做毛笔的，乡亲们常挑着担子，走乡串县卖笔墨。出了两个典型人物。一个是名叫吴征的人，他腿脚快，做生意的时候，如果人家不要，挑起担子就走，一天能跑一百多里地。另一位叫严太尉，他属于能言善辩类型的，我卖的东西，你不要不打紧，慢慢来，轻摇三寸舌，说动客人心。生意总能做成。现在位庄流传了一句老话：吴征的腿，太尉的嘴。就是说的他们各自的特点。

我们还回到严太颍县长的故事来。
一天，村里买笔墨的徐春德到惠县县城去，在一家商铺外边落脚，店主见他是外乡人，故意刁难他，外面闲置的凳子也不让他坐，还说什么挑担在此，影响生意云云，想撵他走。正好这时候县长严太英骑马路过，见到家乡人在做生意，忙翻身下马，坐在路边说了一会儿话后起身告别。店主赶忙问徐春德：严县长是你什么人？徐顺口诌道：表哥。慌得店主赶忙搬凳子，递茶水。算是被吓住了。
那时候和他同辈的太字辈的兄弟们都很顽皮，其中有一个叫严太极的（下面要介绍他），生性喜欢打闹，带着众弟兄们跟邻村郭村的一帮人打群架，严太极抡起磨盘上胳膊粗的铁链子，轮转如飞。把人家郭村人打得不成样子，郭村人忍耐不过，抬起伤的最严重的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路都走不成了），去县城告状。这边严氏众人合计：他们会告状，咱们不会？于是找来一只鸡，一刀剁掉鸡头，塞到严太有的衣服里面，结果没有头的鸡扑腾他脖子、身子上面都是血，众人叫他装作万分痛苦的样子，并把他弄到个破担架上，也抬到县城告状。到县里的时候，严太英县长正在听郭村人诉苦，一眼看到自己同族兄弟被打得浑身是血，不成人样，顿时怒从心生，喝道：这郭村的真是恶人先告状，把俺的人打成这个样子，还在这里血口喷人。
自然这官司位庄的赢了。

那个年代，村里严姓居民并不多，严县长有空就会回家看看，据云：他骑着枣红马，穿着高筒靴，带两个卫兵，村里凡有不肖子弟，他都会找到家里，严加训斥。这种行为至今为人留念。
严太英和位庄北街徐汉山（民国十四到十六年任宁城县第一区党部负责人，国/*/党左派，解放前曾任安徽太和县县长，曾在北平国民政府任职）两个人关系很好，按照乡亲们的说法，他们两个都是一在两党。按照现在书上的说法，他们应该都是地下党员，暗中保护了不少进步人士以及共/*/ 党员。

可惜的是，解放后，严太颍在位庄西地执行枪决，按照我九奎爷的理解，四九年改朝换代，共/*/ 党打败了国/*/党，你严太颍当过国/*/党的县长，就没有好下场，这就叫站错了队伍。枪决的过程中，大部分是本庄的乡亲们，他们专门看热闹去了。多年以后，严铭恩问起长辈们这件事情，他们还是一副无关紧要的态度。
而且，当时人们迷信的认为人脑子可以治羊羔疯（癫痫）。当时看枪决的人有几个外村人是专门来等要人脑子，为的是给他们的家人治羊羔疯 ，又被严太英的侄子严九功给追了回来。后来我学到鲁迅先生写的《药》那篇课文里茶馆主人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医病的故事，一点都不惊奇。
——麻木的中国人。

半年以后，成为共/*/ 党要员的徐汉山写的证明严太颍真实身份的材料寄到宁城县，可惜斯人已去，为时过晚。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提起严太颍和徐汉山，前者，乡亲们会惋惜的说：命不好。后者，乡亲们会感慨的说：人家徐汉山是三开干部（国/*/党上台，吃得开；日本人来了，吃得开；共/*/ 党来了，还吃得开，谓之三开），真不简单啊。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逻辑。

二、两个地主
位庄有一句老话：北街徐正凯，南街老严汶。
先说徐正凯吧，此人是一个恶霸地主，大家对他评价很低，他和我们上边提到的徐汉山是亲弟兄。不过他的觉悟低多了。比较有名的事是当年他买了两头骡子，一头马骡一头驴骡（这两种骡子不一样，以后要说到），却搞摊派，让全村人给他掏钱，办法是一亩地一斗麦子。因为他有势力，有钱，乡亲们敢怒而不敢言。
他干尽了各种坏事，由于情节恶劣，再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解放以后，他在位庄西地被县政府执行枪决。同时被枪决的还有严太颍。对于他的下场，人人叫好。

另一个地主叫严汶，他和徐正凯是截然不同的样子，他在县里担任过职务，当过教书先生。徐正凯就是他的学生。他有文化，有才能，是一大家子的掌柜。也比较会办事，族人都很信服他，当时严氏家族有个婚丧嫁娶，都会请他去知客。他也对族人很客气，不以贫贱而待人不同。严氏第一本族谱就是他编纂写定的，把整个严氏按照始祖严斌的四个孙子的后代分为四门人，就是他的首创，现在还在沿用，成为大家衡量彼此血缘关系远近的标准。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于1936年修成的族谱，后来在破四旧运动中被严瑞甫冒险塞到了衣袖里，幸免于难，没有被付之一炬，辗转保存到了现在。

在我看来，论辈分要叫老老爷的严汶最大贡献在于组织为严氏家族修家谱、盖祠堂（就是严汶自己说的创修宗谱、修盖家庙），这个举动的影响持续到现在了，所以要比他民国时候当过宁城县东南路的小吏有意义，所以说政治行一时之力，文化持永恒之效。
话说当年严氏家族众人共同管理一个土地庙，每年由一家为会首领起，大家轮着做，不偏不向。大概在1927年的时候，革命群起，当时社会兴起了破坏庙产的运动（见毛氵东选集，农民调查一文），严汶自己想：族中拥有的土地庙，让人家毁了，还不如咱自己毁了它。于是和当时的会首严源商议，二人一拍即合，卖掉土地庙产，并且卖掉的钱不分，由公中做生意攒钱，用这个钱，买下了日后严氏宗祠以及两处新坟的用地。这个事情，在严氏宗谱里叙述很详细，再此不多叙述。不过是让大家知道，地主坏的很多，但也有会办事的。

他一生娶了四个老婆，第一个是北街徐家的，无出。后来他又娶了第二房，是个陕西人，名字叫小宽儿。据说曾在东北参加过革命军打过仗，很有一番经历。她被七蒙八骗的拐卖到此。还是没有生育。后来又娶了第三房，是利平镇人，姓薛。娶的时候，他年龄已经太大，感到实在没脸去迎娶个黄花大闺女，就让徐正凯押轿，徐妻做媒，代他前往。过了几年，还是没儿子。而且这个小宽儿，用水浒传里的话来说就是“母大虫”，和三房薛氏几乎天天打架，闹得不可开交。不上一年，竟把薛氏给气死了。严汶见实在是管不住她，就让同村吴文杰把她弄到外地卖了，不知所终。后来他又娶了第四房，姜堤的吴氏，到六十二岁那一年，算是有了个儿子。

这时候已是解放前夕，他心里一点也不糊涂，非常清楚如果天下一变，共/*/ 党饶不了他，于是终日郁郁不堪。一天吃过晚饭后，突感身体不适，忙道：“快叫老五”，想交代后事。随后身体一挺便离开了人世。
在当时，地主们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且由于出嫁的嫁妆很丰厚，有的地主把娶妻纳妾当成了一种敛财手段，并且对新媳妇的残害是很严重的，好多都是刚进门就被婆婆、地主本人以及他的其他老婆给折磨死了。有句老话说：一年死一个，运气才转活，说的就是多娶、多死、多得东西。你看这真是万恶的旧社会。

而且女人么，总比较争风吃醋。比如位庄北街徐正言的外公是地主，有两个老婆，他的亲外婆是大房，当时年龄已大，不当家了。年轻的二房当家。小的时候他去外婆家，给外婆们磕头，他给他亲外婆磕头的时候，嘴里叫：“婆婆”(我们这里管外婆叫婆婆)，而给二房磕头的时候叫人家“小婆婆”。结果那个二房一听叫他小婆婆，怒从心头起，起身到里屋去了。这边徐正言还等着给他压岁钱，自然分文未得。

你一定会比较较奇怪，一提到地主，大家会想到吃香的喝辣的，剥削贫雇农，凶神恶煞。怎么像严汶这样的地主还比较好呢？
当然地主么，总是坏的多，好的几乎没有。事实上，在我们这里解放后被划成地主的，生活条件并不是那么优越，解放前穷是普遍现象，后来贫农所谓的地主们顿顿吃好馍，也只不过是十天半月吃一顿由胡萝卜丝和玉米面糊糊搅到一块儿摊的比较软的菜馍罢了。那个年代的人，对土地有特别的向往，有俩钱都用来花钱置地上面了，吃的和普通人比起来，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基本上是大家吃啥他也吃啥。比起来周立波暴风骤雨里面的大地主韩老六，餐餐高粱酒，顿顿狍子肉。那差的可是远了。

三、武师严太极
严太极弟兄五个，行一。年轻的时候脾气很坏也很怪，除前面提到的打架事件以外，还表现在对人的无端敌视。在位庄，严姓、吴姓家族住在南街，他们有一个小集体，会点拳脚，练的是大洪拳，严太极在里面是主干。后来北街徐正凯请了个冯师傅，也成立了个武术小集体，从此严太极就对北街住的人怀有敌意，如果北街的人从南街走过而且被他看到了，他就破口大骂，说狗日的怎么怎么。以至于后来北街人扬言要毁（杀）了他。族中长辈们想了想，劝他出外避避风头，不料想，一出去就是六十年。

话说当年有个山东人，姓冯，人称冯师傅。因在家做下人命案，逃出外乡，以教人武艺为生，而且带了一个年轻老婆。后来冯师傅落脚位庄，应徐正凯之邀，在此传授武艺。严太极后来不知怎么的偏偏做了冯师傅的徒弟，留下家中的年轻妻子，一起出外闯荡。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极有天分，不但把冯师傅的功夫都学到手了，而且和年轻的师娘产生了感情。终于在辉县界面，他带着师娘私奔了。冯师傅发觉以后，前去追赶，终于追上了他们，但是这时候的冯师傅已经不是徒弟的对手了，最终严太极把他打败，带着师娘跑了。两个私奔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严太极带着师娘四处为家，最远到过内蒙古包头那边。（关于这个故事，也有另外的版本，说是因为冯师傅受北街徐正凯兄弟委托，担任武术老师，与位庄南街原本有的武术班子相抵抗，这时候已经是“成手”的严太极为了出冯师傅的丑，故意拐走了他带来的年轻妻子，在此不予采用，以广泛流传的前一个版本为准）

谁也没有料到，六十年后，年过七旬、口音略有变化的严太极赶着毛驴，拉着早就没有了花容月貌的师娘回来了。这时候他的原配董氏早已下世。对于一个在记忆中已经模糊了的人的到来，大家都很惊奇。兄弟们给他腾了一间房子。就在地上弄了个草池子，算是有了床。因为他的师娘原来是冯师傅的老婆，大家都叫她老冯婆。此时她双腿残疾（她去世的时候，由于腿部变形，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棺材盖子合上），已经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只是在饿的时候嘴里乌拉乌拉叫几声要吃的。不过严太极始终没有嫌弃她，她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感情归宿了吧。后来我续家谱的时候，想弄清楚她究竟姓啥，结果没人知道了。后人在牌位上面写的“冯氏”，是照着冯师傅写上的，当然不对。

严太极一生习武，精于大洪拳，绝对可以称得上武艺高强。不光手背上是茧子，指头缝里也是茧子，指头很粗，也很有力——他的一指禅功夫十分了得，他的小侄子严九彪曾见过他用手指把放在石头上面的绿豆一个一个的点碎。他晚年常拄着拐棍，脾气比较怪，经常骂人。严九奎年轻的时候曾想让严太极教他两招，严太极对他说：“你看我这手，手背上打烂又长好，现在这骨头都长到一起去了，我这一个反掌打过去，你的鼻子就折了。”他还说：“就现在你站我前头，就叫你先出手，不管咋样，你出招到不了我前面，我这一脚下去，你的腿要折。”边说边比划，用脚尖点了点严九魁的腿。这时候严九魁只觉得一阵剧痛，又不好意思说。等他走了以后，严九奎掀起裤子，发现小腿肿了起来，流了不少血。

严太极七八十岁的时候，有且仅有两个年轻的侄子也想试试他的本事，均告失败。很值得说道说道。
一个就是上面提到的严九魁，当年二十四岁了，正当年富力强，他站到坐在椅子上晒太阳的严太极面前说：“太极伯，练了一辈子了，你到底多厉害？”严太极眼都没有睁开，说：“不厉害”。就在说话的时候，一个扫堂腿，把严九魁扫翻在地，狠狠地摔了一跤。
还有一个是严九兵，当年二十二岁，孔武有力。那天在九队马房外，他对严太极说：“太极伯，现在我也没啥事，不中咱俩练练，叫我试试你的功夫？”严太极说：“哎，我老了，不中了，真想试试？那你随便拿个什么先打我吧。”严九兵显然没有听懂这话里有话，丝毫不客气，拿了喂牲口用的搅草棍子（就像今天的铁锨把一样粗）站在严太极对面，正当他拿着棍子打下去的时候，严太极突然来了精神，以极快的速度伸出右拳挑飞了严九兵紧紧握着的那根搅草棍，同时落下右手扣死严九兵的右手腕，使他不能动。同时左手把拐杖一丢，却没有扇严九兵的右脸，而是用左手背在严九兵的左脸上结结实实的扇了一巴掌，由于他手背上也都是茧子，本身就比较涩，而且速度奇快、力度极大，就好像大号砂纸在严九兵脸上狠狠磨了一回。打的严九兵晕头转向，趔趄着退了丈把远才停下来，好几天都是红个脸吆喝脸疼。这一套动作干净利落，大家都佩服不已。从此再也没有人要和他比试了。

我曾经想过，如果遇到一个好的作家，严太极这传奇的一生可以写出一部很好的作品来，但是现在能知道的他的事迹太少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们能接触到的才有多少人多少事？人就像庄稼一样，生生死死，一茬又一茬，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特别本事，特别经历，但是都化作过眼烟云，没有人为他们留下只言片语。实在可惜。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会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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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伦理代代有字派
明世系辈辈知近远

也许你会觉得我的叙述很奇怪，为什么以上出现的人名都是整齐划一式的，好像弟兄一样，为了不至于理解错误，在下面的故事开始以前，我再说点故事，解释一下这种起名方式的来历。

人类的繁衍，一代一代，生生不息。一个姓氏，从一个始祖传下来，支分派别，子孙多了以后，总会面临一个辈分问题，因为同一个祖先下来，会出现这么个情况：甲的大儿子的儿子也就是甲的长孙，可能与甲的小儿子年龄差不多。而更多的是，甲的大儿子的后代，在若干年以后，会比甲的小儿子的后代所繁衍的代数多。而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辈分这个问题是绝对不能乱的，在同一个家族里，可不能因为年龄大小，乱称弟兄。红楼梦里面贾芸说得好：怀里抱的爷爷，拄着拐的孙子，说的就是这个辈分问题，贾宝玉虽然比他年龄小，可架不住人家是玉字辈，贾芸只能叫他二叔，而贾宝玉说要认贾芸作干儿子，虽然不嫌害臊，但大理可通。
单说孔孟这两个望族，千年来多次续修宗谱，为的是清楚子孙支脉，不至于后人见面以后，不知远近，不晓称呼。而且由于孟子是孔子的学生，他们这两姓之间还有固定的辈分差，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

我们宁城县有“薛半县”之说，薛氏在宁城县绝对可以称为望族了，始祖名讳薛澍，据说是元朝吏部尚书，不过正史并未记载。大概在清乾隆年间，他们宗族内部没有一个统一的字派来规定辈分，于是各个村落的薛氏族人随便起名字，很是混乱，两个姓薛的见了，不知道互相怎么称呼。后来他们族中统一商量了，各村以后从某一世起，统一采用 “勋猷垂万载，声望跃三才，德裕延世泽，伟业昭麟台”作为以后每一代薛氏子孙统一的辈分用字，在起名字的时候照着这个方案来，保证“昭穆里然，有序不紊”。比如两个一般大的姓薛的孩子见面了，甲叫薛垂亮，乙叫薛载仁，那么乙就不可以随便和甲开玩笑，因为论辈分讲，甲是乙的爷爷。这样起出来的名字，我们这里叫做“官名”，显得很重视，一般来讲，每一个男丁百年以后，牌位和墓碑上面写的，就是这个名字。一般不用于女孩，但也有例外。

在我们位庄并没有姓薛的，但是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一套字派来作为分别备份的标志，并且由于以前文化人比较少，往往拟定出来的字派会很保密，也就是说通常写在族谱上而不外示（比如刻在石碑上），怕别的姓氏抢了去。
位庄的第一大姓是徐姓，他们从“绍”字辈以下，有统一的字派，依次是：绍、春、正、学、乃、然、钦、成等等等等。
而另一个大姓吴姓，他们从“会”字辈以下，也有统一字派，依次为：会、（缺）、文、世、乘、云、兴、业等等等等。
而我们严姓，从始祖严彬以下，就有一定的字派，依次是：（缺）、文、（缺）、思、顺、凤、（缺）、太、九、光、铭、栋、本、道等等等等
要说明一点的是，标注“（缺）”的，可不是说没有字派，而是这一个辈分所起的“官名”统一是两个字，比如前面提到的买笔墨的吴征，和他同一个辈分的起的名字都是两个字，吴章、吴英等等。

例如我们严姓，始祖名讳严彬，自然没有字派，他的四个孙子分别叫：福、禄、贞、宁。自然也没有字派。而凤字辈以下那一辈，是另外一种情况，不仅规定了只能起单名，而且只能起带三点水的名字，比如前面提到的地主严汶，他弟兄三个，分别叫汶、沛、瀛。同辈的弟兄中也有叫淮、江、海、洌、沦的，用的就是这种起名方式，这个类似于红楼梦。

在这种严密的起名方式下，偶尔也有例外，比如我们严姓“顺”字辈那一辈人，有几个不叫严顺某，而叫严某顺，这是一种例外。另外就是凤字辈那一辈人，有一家在县中做小吏，孩子们统一叫严“六”某，因为这是位庄严氏第六代子孙。同样的“光”字辈也有几家用“清”字代替的。只要不乱，也可以。

三十年前，原阳县有个小村子，姓严的只有一大家子几十口，派了他们的老大来到我们位庄“寻老根”，想和我们连宗。但是他们搞不清楚自己有多少代，也不知道祖上叫什么名字。只是祖上相传他们的始祖和我们位庄严姓的始祖严彬是亲兄弟。当时来的人70多岁了，受到我们的热情接待。经过询问，觉得他们人丁不旺，应该比我们辈分大，但是买笔墨严太尉显然不想这么来，他说，这样吧，干脆给你安排个“九”字辈吧，那人表示同意，结果他们村全体成了严太尉的侄子、孙子。

在一九九七年，小冀的严姓祖庙协领黄河以北一百多个村庄把所有严姓统一起来，续修了一次宗谱，决定采用“恒宝鸿业兴，培本道增隆。家修志在邦，升朝怀晋忠。这二十个字，作为后代统一的字派，这样到了另一个村庄，就能明白互相的辈分了。
用来选作字派的字，一般采用意义好的，音韵上容易起名字的，比如凤、太等字。但也有例外，比如严姓所用的“九”字，并没有特殊意义，只不过是因为那是用在第九代子孙身上，就用了它，但起出来的名字也很好听。这些字一般由族中有文化的人选出。有时候字派用在名字的第二个字，有时候用在最后一个字，这要看自己族中的规定，比如严姓在用“栋”这个字作为字派的时候，考虑到不太容易起名字，就把它放在名字的最后，于是出现了严齐栋、严朝栋这样的名字，而不是严栋某。

有的姓氏由于文化人少，或者人丁单薄，采用字派比较迟，比如谢氏，他们家族遭祸，上辈人的名讳早就搞不清楚了，后来才排了荣、堂等几个字派来。
而且有意思的是各个姓氏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总有一个约定俗称的规定，比如上面介绍的这四个姓氏，严姓的“九”字辈，大体上等同于徐姓的“正”字辈，以及吴姓的“文”字辈。

当然，如果双方存在姻亲关系，就是另外一种方式了。比如严九某娶了徐正某的女儿为妻，那就要低人家一辈，这也无可厚非。
而另一种情况就是谢、严两姓了，由于他们的世亲关系，谢姓的“荣”字辈严格的（不是大体上）等同于严姓的“太”字辈。如今我们严姓“太”字辈的男丁只剩一个了，就是严汶老先生六十三岁所生的严太晚，也已经六十多岁。而谢姓虽然人口不多，“荣”字辈的男丁却有十好几个，最年轻的才四十出头。所以可见谢姓总体上比严姓辈分要高。

在农村这个大环境里，这样的官名不是伴随着人的一生的，过去的人年轻时候往往叫小名（乳名），但是那时候人们起名字不讲究，而且认为给孩子叫越贱、越难听的名字，反而越好养活，于是诸如：蛋儿、娃儿、三儿、牛儿、狗儿、粪叉、尾巴、丫头之类的小名，很是普遍，但是当他们年老的时候，后辈人显然不能这么叫，比如我见了我一个叔叔，小名叫狗，总不能叫狗叔，好像把自己也骂了。所以叫的好听一点，他大名叫“清海”，叫一声清海叔，总显得庄重一点。
到了后来，人们吃饱穿暖，精神追求愈发高尚起来，在起小名的时候，就不起的那么难听了，这样下来。官名反而受到了冷落。在位庄，从严姓“光”字辈以下，很少有人叫官名，而是有别的大号，甚至于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官名是什么。

现在生出来的孩子，更是精益求精，不吝花钱请人起名字，批八字、分析五行、取舍方案、采用五格法，起出来一个在网上查询九十九分以上的“好名字”来。
而这种字派的起名方式，这种整齐划一的起名规矩，终究快要停止，或者说沦为一个装饰而已。
所以在这一章我不惮用自己罗嗦的叙述，大概说出来这么个方式， 以示纪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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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造急如闪电
人心变更缓若病牛

提起来一九四九年，按照书上的说法，就是一大堆历史意义：……（此处省略若干字）。用我九贵爷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四九年改朝换代，共/*/ 党打跑了国/*/党。实际上，也就是个这，再多说就是扯淡了。
满清重农抑商，把明朝时候的资本主义萌芽搞死了，后来天朝落后挨打，和这个有莫大关系，此故命也，不可强求。农业的确是国家的基础，尤其是社会不发达时期，任你天大本事，吃不饱啥都白搭，这就是唯物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指导，共/*/ 党在建国以后对农业进行了分步骤的改造，大体经历了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这三个状态，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往后就到了人民公社时期了。
解放初期，位庄人严九斯是乡长，在他的间接领导下，我们位庄成立了许多个农业互助组——由关系不错的几家农户组成的小集体，平等互换人力和农具、牲口。注意这时候生产资料还是自己的，也就是说个人的农具、牲口还是个人的。这是第一个阶段。
后来把大家集合起来成立了初级社。按照乡亲们的说法，这时候开始把人都聚到一堆了。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和土地开始部分的属于集体了，统一经营，按劳分配。这是第二个阶段。

1956年，全国掀起了加入高级社的热潮，位庄当然不例外，由于位庄比较大，自大队一下又设十三个小队。比如我们八队就是以十字为界，往东是星火社，取毛主席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义。往西是美满社，寓意生活美满。这个是第三阶段。
在入社的时候（加入高级社），骡马、工具（马车、水车）、土地都要充公。按照中央的指示，入社的个人生产资料要给予一定的报酬。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显示出国人歪嘴和尚的工夫了。比如农户徐春友在入社以前刚好花十几担麦子买了一头骡，没有几天组织入社了，他的骡子当然也要归于集体。那给他报酬不给呢？社里的答复是：给！不过很对不起，由于刚刚组织高级社，集体没有钱。咋办呢？先记账，等以后有钱了再给你。然后社里就很碰巧的忘记了这件事情。而徐春友当然不敢主动向社里要钱，所以他的那头骡子就白白捐给集体了。
不仅仅是徐春友的骡子，本来在互助组的时候，家里还可以喂个鸡、猪、羊等，到入高级社的时候，那真是一扫而光，鸡鸭都被“抓”归集体，猪羊都被“赶”归集体了。而虽有失去这些的农户，都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报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敢站出来要这个钱，实在是不敢。

要说明的是，这个时候群众家里还有锅碗瓢盆，还是在自己家里吃饭的。
当时凡是上中农、富农、地主等成份的人，统统入社。不入就到了被收拾的时候了。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贫农徐正莫就坚决不如社。他的理由还很冠冕堂皇：我太穷，怕拉集体的后腿。结果也没有人勉强他。这其中缘由，一方面是因为徐正莫是铁杆贫农，成分好，惹不起。另一方面大概是因为他太穷，没有什么东西“贡献”给社里，就由他去吧。而地主们就不一样了，不能再任他们独立下去，必须置身于人民的监督之中。直到后来，大家发现当自己一年到头只能被拴在地里而徐正莫却偶尔还能打打零工，偶尔还吃个白膜的时候，当大家面对蔫了的庄稼，懒洋洋在地里不愿意干活而徐正莫兢兢业业的伺候自己长的水灵灵的大豆的时候，当自己奔共产主义大步流星而小日子还不如徐正莫过得好的时候，就非常不满意了。于是大队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除了徐正莫，大家一致认为：作为一个贫农，不拥护革命，不投身到高级社的怀抱，分明是思想懒惰，不热心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并对徐正莫下了最后通牒：入社到还罢了，不入社的话，以后不允许走村里的路——因为路是集体的，你既然喜欢搞个人主义，当然不许你走。
无奈的徐正莫终于向集体低头了。没想到入社以后的徐正莫，就像变了一个人似地，干什么都懒洋洋的。不过鉴于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就没有人找他的毛病了。

以我们八队为例，入社以后，社员们每天的生活模式是这样的：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队长郭凤英敲着挂在那颗榆树上面的破车圈，各户听到以后，就从家里出来了，一起往地里去。到那里，队长会给大家分派任务，你去跳水，你去挑沟，你去除草等等。那时候也没有表，日头比较高的时候（大概八点多），队长宣布下工，大家就放下工具，回家吃早饭去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遍地是贼，是没有人偷东西的，原因么，一方面在毛氵东思想的武装下，乡亲们这方面的觉悟是很高的。另外就是，普遍都穷，没有什么可偷，再一个偷了也倒腾不出手，没人敢要，被人发现就大事不好了，故而没人偷东西）。吃罢饭，还是队长敲钟为号，重新到地里干活。十二点的时候下工。下午两三点就又到地里去了，下工的时候随季节不同而不同。天长的时候晚一些天短的时候长一些，一般都以太阳将要落山为信号。到麦忙天的时候，晚上还要在场上收麦子。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今天的人再也看不到这种人头攒动、分外热闹的劳作方式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豫剧朝阳沟的电影，或许会找到一些感受。

你一定会很奇怪了，现在的农民们是八仙过海，各人找各人的挣钱门路，做生意、打工等等。方能生活下去。那时候社员们一年到头为集体干活，零工不能干、副业不能搞，衣食住行以及日常花销怎么办呢？
当年的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很严密的系统，很值得说道说道。而我们这些人对它已经很陌生了，待我慢慢道来。

由于这不是共产主义阶段，不能搞按需分配，故而当时采取的是按劳分配的方式，实际操作中就是工分制，年壮的人一天可以挣二十分。年弱的挣十七、十八分。少的还有九分的。小孩子们不上学的时候去地里面干活，每天可以挣六分——每晌两分。
例如队里安排垫地。这一片地垫起来总共是五十个工分，五个人拉车去垫地，凭他们五个人自己安排每个人多少个分，自然是力气大的得分多。
社员们自己不能挣钱，但是集体是可以的。队里每年上交公粮以后，剩下的东西——粮食、棉花、农副产品等，可以卖成钱。有的生产队有自己兴办的企业比如砖窑、瓦窑、碗窑等，可以卖这些手工业品。总之通过这样的一系列动作，队里的账上会有一笔钱，当然，这是属于集体的。
到年终的时候，队里把一年到头挣得钱分开，留些一部分为再生产所用，而把用于分给社员的一部分除以所有社员的总工分，得出每个工分折合的钱，这个数字经常变化，早年有几分钱的，到后来一个公分能值两三毛，这就很不少了。但是如果队里赔了，那就一分钱没有了。按照每一户总工分的多少，给每一户发钱。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一般都是一百元左右。多的也有二百元的。这样看来在那个年代，人们手里可都有钱，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穷，不过这些钱也仅仅是刚刚够杂事所需。而且那时候供应很紧张，所以用到票证会比较多，布票、粮票、邮票等等。
至于粮食，当然要分给社员们作为口粮，但是分的方式也很特别：分粮食，不是一个标准，而是两个：一个按照人口分，一个按照公分。一般来说是人六劳四——比如队里今年有一千斤麦子分给社员，那么按人口人，分掉六百斤，按劳动量（公分）分，分掉四百斤。
那么这两种分法又有什么不同呢？是这样的：按人口分是说按照人数平分，没有差别。按劳动量分就是按照每一户所得公分的多少分，这就有差别了。
在这个分法下，劳动量充足的家庭，属于余粮户，比如你一家五口，都是劳动力，那就会分到够吃不少粮食，除去口粮，还会有结余。另一方面是出现缺粮户，什么叫缺粮户呢？就是这一家人口很多，而劳动力很少的家户。比如社员吴振兴，他有五个孩子，老婆是残疾，一家七口，就他一个能挣工分。这样在分粮食的时候，按照人口分的粮食还说得过去，按照劳动量分粮食的时候，他家凭他一个人挣得公分得到的那一点粮食根本不够七个人吃，这就成了缺粮户。有个很有名的故事：有一回六队开会商量分南瓜，吴振兴也是群众代表之一，队长吴会元问：按劳动量分吧？吴振兴马上说：那不中！（他家就他一个劳力，公分太少，太吃亏，所以不同意）队长说：那咱按人口平分吧？吴振兴马上又说：那不中！（他清知道按人口虽然能沾不少光，但太露骨了，别人肯定不同意，他自己也不敢同意，所以这样说）队长吴会元就故意问他：那振兴你说咱该咋分这点南瓜？吴振兴狡猾的回答：该咋分咋分！此后人们就编了个话拌（我们这里把俏皮话、俗语叫话拌）取笑他：吴振兴分南瓜，该咋分咋分！
由此也可以看出，队里规定按照人六劳四分粮食，很明显要照顾这些缺粮户。

要知道的是，由于缺粮户们粮食不够，但也不能饿死他们，所以每年他们要额外的吃到属于集体的粮食，按照规定，他们必须向集体交钱才行，但是他们吃都吃不饱，还怎样向集体交钱呢？所以这个帐是年年拖欠，越欠越多，到最后散队的时候，不了了之了。
在这个劳作模式中，有些现象值得进一步交代一下:
当夏秋两季天暖和的时候，妇女们吃完早饭去上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拿上一双自己准备纳的千层底、针和实现自己搓好的三四根麻线。到地里的时候，队长说：休息了。她们就开始纳鞋底，当时这个情况有一句口号专门来描述，叫：“下定决心，拿底带针”。抓紧这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纳鞋底运动中。不过当队长宣布下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到家里不需要做饭的，就慢条斯理的继续纳鞋底。如果回家需要自己做饭的，就会争取在下工之前纳完，然后拿着纳好的鞋底赶快回家做饭。这也有一个口号专门来形容，叫：“排除万难，坚决纳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慌忙纳鞋底的情况呢，因为当时的管理方法是很死板的，人们在上面说到的的时间只能在队里面地里干活，不能有别的事情。而当年没有人买鞋，都是自己做鞋，一家大小需要很多双鞋底，而且天天干活，纳的千层底也很容易坏。为了尽可能多的纳鞋底，这点休息时间也被人完美的利用了。
又比如冬天的时候，男人们晚上要到公社棉站去送棉花，虽然是晚上去，但是并不能耽搁第二天上工。比如规定每个人送200斤去，如果你一晚上跑了五趟，天明（天亮）的时候正好送完。恭喜你没有耽搁第二天上工，不能休息也不要休息了，随大家去地里干活吧，这样还不扣第二天的工分。而不像现在这么自由，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
再例如社员严太澜，由于他是个木匠，需要在外干活，一天能挣一块五角钱，不过他每天回家还需要向队里交一元钱用于购买工作日，因为大家都在地里干活而他没有。而且如果他不交，就没有公分，年终队里分红的时候，他就分不到粮食，分不到钱，人没有吃的了要钱有什么用。可能你会说他应该用自己的钱买粮食才对，很抱歉，这正用到了西游记镇元大仙手下小童那句话：有银子没处买去。在当时粮食紧张，根本就没有卖粮食的，而且他是队里的人，就要吃队里的粮食。别无他法。
这个规定一直持续下去，上世纪七十年代，严铭恩的父亲严光舟当时在宁城县通用机械厂当工人，每月挣三十六块钱工资，而这三十六块要向队里交二十块钱用于购买工作日，严铭恩爷爷那时候有腰疼病，要花十块钱左右给他买药，这样每月工资就所剩无几了。
而且，安排什么人出去干活，都是队长说了算，队长不让你出去，你就不能去。如果你给别人帮忙挣了钱、吃了好吃的（那时候的人特别厚道，虽然穷，但是互相之间很热情，都是尽自己所有对待别人，很多人自己舍不得吃，但在招待给自己帮忙的人的时候，会很大方的烙油膜、蒸油卷），回来却不给队里交钱买工作日，那么首先你这是私自搞副业，要受到严厉的批评斗争，另外下回再需要人给别人帮忙的时候，队长就不会让你去了，你就只能老老实实的一天三晌在地里干活吧。

那时候每一家有一分的自留地，但是不能在上工的时候干活，只能趁着午休时候去干一会儿，因为这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段。而这一分的自留地，社员们可不舍得种菜，都是种的粮食。那吃菜怎么办呢？队里面专门找有上年纪的种菜老汉来种菜，菜地里面栽有不少楔子，上面写着各户的名字，你谁家的，就吃谁家的菜。
每年到了收秋的时候，就是队里比较繁忙的阶段。现在你到农村去，收麦子的时候，会看到收割机连收带打出来就是麦粒，机动车接住麦粒直接拉到柏油路上去晒，如果赶上好的天气，收到家里入仓，不过三五天工夫。而在当时，来来去去要两个月之久。而那些繁杂的麦收方式，今天的人也无缘见到了，这里大致介绍如下：
当麦子成熟以后，先要用镰刀把它们割下来（今天几乎见不到镰刀了）。割麦子是个比较累人的活，通常妇女们干得比较快。然后把割下来的麦子装到小平车上，由于头部比较沉，需要把麦穗那一头朝里面放，边堆麦子还要有人在上面踩来踩去把麦子踏实以防堆得高了会倒。然后再拉到场上。拉到场上，要用叉摊开，趁上午的太阳晒麦子，下午用牲口拉着石磙碾，起先的时候八队很穷，一个小队一百多口人只有两头毛驴，所以还要一帮汉子们拉石磙一起碾压麦子。天快黑的时候收场——把麦秸杆挑出垛起来，再把碾出的麦粒扫到一起，晚上趁风还要扬场。
如果是像现在这样一家一家人干自己的活，当然很快就结束了，这叫化整为零。但是当年却是化零为整，大家拥到一起干集体的活，本身工作量就很大，上心的人不多，肯出力的也不多，反正是不出活，再加上有的年景雨水比较多，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按照正常应该是阴历五黄六月收麦子，有一年阴历七月初九位庄老会（一年一度的庙会），好多队还没有收完麦子。我们八队在严九林当队长那一年，八月十五的时候还在场上晒麦子，拖拖拉拉竟然有两个月之久。

关于这个场，要着重介绍一下。场，就是二亩或三亩的空地（可不小），地面被夯的很瓷实且很平整，可以在上面晒粮食（秋天玉米热天麦子）、拓砖胚、囤积粮食等。每年收秋以前，队里都会派人去修整队里的场。方法如下：如果很长时间不下雨，那就要往地上浇水，用来沓湿土地。如果这时候地里有墒（水分），就不需要沓地。然后用牲口把土地耙一遍，起到破碎土块的作用。然后用石磙碾压，使之平整瓷实。然后再泼水，再用石磙碾压，在石磙碾压土地的时候，要在土上面撒一层麦糠，并用一捆上面放有重物的杨树枝（带叶子）跟在石磙后面拉来拉去（我们土话叫耢来耢去），用来把土地打磨的比较光滑。
通过这样的程序，做出来的场表面的一层土就比较坚硬而且光滑。但是如果下雨，就坏事了。看着非常坚硬的土地就会变得松软不堪，不能踩在上面，需要及时“耢场”，就是等天晴以后，重新用石磙碾压并用树枝重新打磨。这样才能继续使用。
最迟到一九九五年的时候，各家各户还有场，不过这时候已经包产到户，各家的场都是就着地头做出来的，比较小，而且只在收麦子前才会有，其余的时间还要把它破坏用来种庄稼。严铭恩小的时候，随大伯晚上在地里看场，躺在麦秸堆上面，软软的很舒服，迎着徐徐凉风，数着漫天星星，说着牛郎织女鹊桥会的故事，偶尔的天空还会划过一两颗绿色的流星，倒也很是有趣。往事不堪回首，这都成了他永久的记忆，如今他大伯早已谢世，也没有人费劲去打场了。

我们这里种地一年两季，主要是麦子和玉米，下面说说那时候收玉米的情况。
我们这里把玉米叫“玉黍”，掰玉米的时候，大家在地里直接掰下来的叫“毛穗”（就是带外面包着的几层黄色皮的玉米穗，我们这里管这几层皮叫“玉黍裤”），然后全部拉到场上，把那层皮撕掉，变成“光穗”。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在地里掰玉米的时候，由于玉米叶子以及花粉等，会使人身上痒痒的很难受，而且天气也比较热，所以能在里面少呆一会就是一会儿，掰毛穗的时候，每一个玉米穗少了撕掉外皮的时间，当然快一点。然后由于收获的玉米大部分要分到各家，而外面包着的玉黍裤有的很干，有的却很湿。这样玉米的分量就不准确了（也有的队不计较这些，就着毛穗直接就分了）。大家要的是粮食，玉黍裤并不能吃（不过后来都吃了，这是后话），所以到场里面要斯成光穗。至于玉米芯（我们这里叫玉黍芯），它和玉米粒的分量基本成正比，就没有人去计较它了。
分到各家的玉米，乡亲们用一个个木棍从玉米穗的尾部插进去，然后把它们穿到一起挂起来，任其自然干燥，等到冬天有空了再把玉米籽粒脱下来。如果是自留地的玉米，大家把玉黍裤给系到一块儿，挂到树上就可以了。比穿木棍要省劲。
各家分完以后剩下的玉米，就是队里面的集体财产了，这不能放到私人家里，怎么办呢？大家在场上用玉米杆什么的编一个圆柱形的“圈”，把剩下的玉米放到里面。冬天农闲的时候，大家到场上拿木舂把它们捣烂，检出玉米籽粒就行了。

下面说说那时候人的日常。
那时的人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纺的老粗布。那时候的女孩们十几岁就开始学习纺花织布。吃罢晚饭，女人们就坐在煤油灯下，开始织布。油烟把鼻孔都染黑了。现在位庄还有这种织布机。一些妇女们去买经好的线，纺成粗布自己使用。粗布的好处是吸汗，天热的时候睡在上面比较凉快，但是就是“粗”，没有洋布柔软细腻，过去的老粗布现在根本没人用了，大家都说：给孩子当尿布都嫌它涩，看来也快退出历史舞台了。
   当时位庄几乎没有自行车，因为一辆自行车要百十块，没有人买的起。50年代的时候，大家干活的时候都用独轮车，就是为淮海战役立功的那一种。由于是一个轮子，掌握不好平衡就容易翻车。乡亲们说：推小车没有巧，只要屁股调的好。意思是只要恰当的扭动身体，就可以保持平衡。后来出现了木制的两个轮子的车，我们这里叫“小平车”，成了干活的主要用车，它的制法，我在讲木工的时候会说到。
   在这个时期，人们还是有粮食吃的，生活还不错，所以今天看建国以后到一九五七年期间生人有好多。严铭恩的父母就分别是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但是到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就几乎没有成活的幼儿。以后我们会提到。

   以前人们住的都是土房，墙体结构都是泥土，没有用砖头。可不要觉得这种房子很好盖，实际上非常的复杂。现在乡亲们说：以前的人就是笨，咋想不起来省劲的方法呢？实际上，这已经是最好的方法了，不过是限于建筑材料、工具的限制罢了。
   下面我把我所知道的造房子的过程，尽量清晰的叙述一遍。
   在盖房前需要起土，拓胚。
起土，就是看哪里地势比较高，取点土用来垛墙。
拓胚一般在场上进行。需要两个人，一个人和泥，一个人拿模子。拓胚的时候，拿模子的人用手蘸点水，把胚模的内壁润湿（胚模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木头模子，相当于去掉底的抽屉，规格是一尺二乘以六寸，有的尺寸稍有变化，但是长边都是短边的二倍），这样在取出胚模的时候，不会和泥胚粘连。然后和泥的人把和好的泥（和好的泥，说是干的，不干，说是湿的，又不湿，也就是半干不湿吧）铲倒胚模里面，这时候拓胚的人用手把泥往胚模的四角摊去，不能留有死角，当胚模里面泥的总量和胚模容积相等时，用手端住胚模两头的木头把。轻轻向上拔出胚模，就拓好一个胚了。等它晒干就可以用了。
一般铲倒胚模里面的泥要多于胚模的容积，多出来的泥用手顺势抹出，当拓下一块胚的时候，就把胚模摁在多出来的泥土上面，这样反复进行就可以了。一般一块胚重十八斤重。
乡亲们有一句老话：拓胚垛墙，活见阎王。意思是拓胚、垛墙这样的活，非常的累人，累人之处主要在于和泥、扔泥这样的活，太消耗体力。
乡亲们还说：“胚是把泥，借了永不提。”意思是说：胚是泥做的，借了一般是不用还的。引申的意思是由于拓胚非常累人，一般没有人去找别人借胚使用。当年村里有个懒人严太兴，他家里翻拆房子，需要用胚，他自己害怕拓胚，于是就到处找胚使用，大家知道他太懒，借了肯定不还，就找出种种理由，不借给他。后来他碰见了吴文义，就问：恁家有胚没有，我用用。这个吴文义也很有意思，他说：有，你去俺家吧，叫俺家人都挪出来，你把房子挑了（拆了的意思），山花头那些胚你想用多少用多少。搞的这个严太兴红个脸走了，到底没有借到一块胚。
到盖房子的时候，先要下地基，有条件的还用点砖头或者石头作为地基，以求房子牢稳，而且也不像现在这样，全用砖石，而是仅仅垒成一个轮廓来，当中是空的，填进去一些烂砖碎瓦就行，当时人们在路边见到有烂砖碎瓦就拾到家里去了，攒到一起，等将来盖房子下地基用。也有很多是“就地起”，就是不要地基，直接在地上建造房子。
既然造土房，和泥是很关键的，单纯用黄泥是不行的，里面要掺一些麦秆以增加粘合力，和泥是个非常累人的过程，用工具翻转，用脚踩，以求达到建筑标准。泥的干湿程度要掌握好：干了，泥块垛到一起的时候相互不粘连，不行。湿了，垛起来的墙往下淌泥水，也不行。和好的泥都被平摊在地上，好像一块厚石板。下面就要开始垛墙了。一个人拿一个叉（有很长的两根齿），像切豆腐一样，切下一块泥，基本上就是一块没有干的土胚，然后用叉叉住递给另一个人，另一个人负责把这些泥块整齐码放在一起，不能倾斜。由于每一个泥块有十来斤重，而且当墙渐渐的升高以后，就不是把泥块递给而需要扔给另一个人了，所以一般人胜任不了这种累人的活。故而产生了“拓胚垛墙、活见阎王”的说法。
由于泥土本身强度不够，当土墙垛起三四尺的时候，就不能在往上垛了，要不然就会整体塌陷。怎么办呢？只好等这三四尺的墙体完全干燥以后，继续往上垛。现在的房子是越盖越高，越宽敞。当时的墙普遍不高。能有七尺高就不算低了，更多的是一伸手就摸到房檐的那种很低的房子。
墙体垛好以后，就要起山花了，山花就是我们农村住的房子两头呈三角形的那一部分，和大梁是平行的。由于像一个小山一样，就叫山花。由于这个部分比较高，扔泥块不划算，就用拓好的胚取代泥块。
然后把房顶部分的骨架搭好，就是把大梁、椽（和大梁的叉平行的木棍）、檩条（和房子的方向平行的木棍）一一订好。
关于大梁，要说几句：最早的时候用的大梁，力学结构不太科学，重量都压在了梁上，就是横搭在房子的前后墙（檐）上面的那根木头。一般是榆木或槐木的。这两种木材比较结实。次一点的用杨木。后来出现了叉手梁。泥水匠们形容这种梁说：“叉手顶住墙，麻杆能当梁，”是因为这种梁改变了老式梁的结构，使来自房顶的重量压在了房子的前后墙上。故而大梁细一点也无所谓。
下面就开始铺房顶了，这是最复杂的。铺在木质骨架上面的第一层（就是在屋里能看见的那一层）用的是剥去外皮的高粱杆，光滑好看。铺的时候，粗的一头在房顶，细的一头在房檐。铺完以后，还要用一条麻绳在上面拉来拉去，使它们平整均匀。
下面铺第二层，用的是一捆一捆拿稻草捆好的高粱杆，铺完一层以后，两头固定好，用火柱（一根铁棍，用来烧火用）伸到两捆高粱杆之间，迫使这两捆高粱杆分开，往缝里面填高粱杆，迫使这第二层高粱杆尽量致密。
下面是第三层，用当时人们种的黑白豆的豆杆铺一层。
铺好以后，再用麦秸均匀铺上两三公分，这样做是为了防水。
下面要往这一层麦秸上面加一层泥，意在固定那一层麦秸。刚盖好的房子，还会漏水，必须等这一层泥干了以后，继续添一层泥，一般上三四层泥以后，就不会漏水了。而这时候房上的土层达到了五六十公分厚，有的房子由于房顶土层太厚，大梁都被压折了，没办法只好在屋子里用一根木头顶住大梁，这根木头就是人们说的人们说的“顶梁柱”。所以有的时候，还需要把房子上的泥去掉一层以减轻重量。至于瓦片，那时候是没有人用的，后来才出现了瓦片，省去了那些繁杂的程序。

已上是当年盖房子的大致程序，其间的细枝末节繁杂不已，难以尽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至少八九人通力合作。而且由于所用材料限制，整个过程非常麻烦。现在有了钢筋水泥，建筑质量越来越好。但是不能说那时候的人笨，只是条件限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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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运坎坷国家艰难
命途多舛民生苦困

1958—1966年期间
以上的时间段，可以用以下的几个词语加以概括。
人民公社、大跃进（包括大炼钢铁、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
懵懂、混乱、无奈。是我对那一段时期人们生活状态的总结。
我们从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这四个大方面来了解一下位庄人在那个时候的生活。

一、人民公社化
自1958年起，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按照严铭恩父亲严光州给他讲的，就是举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人们都大步流星的冲向他们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
总路线，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八大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注意啊，在这个很能激励人的路线里面，多，是第一位的。快，是第二位的。好，是第三位的。省，是最后的。实践证明，下面的人很能吃透文件精神，把多快落实的过于到位。由于过于到位了，好省就顾不得了。也是一大悲剧。

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我们宁城县是全国闻名的。在县委书记张洋芹的领导下，全县的15个乡，1个镇，245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了一个统一的宁城人民公社。这在全国是唯一的一县一社，实行供给制，大食堂，人人都吃大锅饭。
以前我们说过，不管是互助组还是低级社高级社，社员们还是在自己家里吃饭的。但是自从人民公社时代的到来，强调的是“一大二公”，公社要大，公有制的成分要增多。开始的那一天，驻队干部严九思对八队社员们说：都来食堂吃饭，今个都不回家了！众人不敢做声，默默前往。严九思还说：着人民公社大食堂万年万万年！本着上面的精神，第二天，他又要求继续到食堂吃饭，不准回家，还要干部带头下火（就是去掉自己家的锅灶），结果最后来个一扫而光，消灭几乎所有的私有制，个人家里的锅碗瓢盆统统不能使用了，大家要到公社大食堂里面去吃饭，也就是说，不允许私人锅灶的存在了。在这个模式下，很多习惯也随着改变了。
以八队为例，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都食堂去，那里地方很大，放着一张张的桌子，每一家围在一张桌子吃饭，桌子上面放着，从该家户收来的锅碗瓢盆等。开头的一年，说是进入共产主义了，好生活，敞开了吃。一般上中午主食都是大米饭，黄窝窝，煮红薯。都在大框里面放着，由于是供给制，随便吃，想吃多少吃多少。每家出人拿着自己的锅、盆等去打饭。吃完了，洗刷干净。还放到桌子上面。严铭恩的母亲常说：猪多吃抢食。一点也不错。我国人民普遍有占便宜的心理，既然让随便吃，人又多，就男女老少齐上阵，可劲拿，可劲吃。比原来在自己家吃的还香、还多。不过这样的光景只持续了一年，大把花的是公家钱，没人心疼，但是总有折腾光了的时候，等队里没钱了，伙食质量就迅速下降，由原来的好馍好菜，变成了“清起汤，后晌糠，黑起端碗照月亮”了（清起就是清早，后晌就是中午，黑起就是下午）。吃的就成了豆面汤、红薯面汤，反正不是稠的，严铭恩他爷爷严九全曾对严铭恩的三老奶严崔氏说过：“三婶啊，稀饭绿豆汤，咕嘟，咕嘟！”边说边用手顺着胸口往下指，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民以食为天，就像笑傲江湖里面被五岳剑派设计杀害的魔教十长老一样，武功虽高，没有吃的，等于零。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何况天天吃不饱，乡亲们对于吃不饱的记忆是很深刻的。这一点留到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去说。

二、大炼钢铁
大炼钢铁，其背景在于毛主席号召大家要赶美超英，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要钢铁元帅升帐，大搞土法炼钢，上下全面支持炼钢运动。
在这场全民运动的大潮中，位庄只留下了很少的人在家，大部分年壮的人都到山阳市北边的侯庄去炼钢铁了。

炼钢铁的过程大致如下：
1.背矿石：年轻人和老年人负责背矿石，把矿石从山上背到炼铁的高炉附近。
2.混合：矿石背来以后，就要用锤子敲成拳头大小，与敲成红枣大小的炭、煤混合到一起。
同时还需要制作炼铁用的容器：把从山上找来的白矸粉碎，筛成面状，用水和成泥状，贴在一根木头下，干了就成一个圆柱状的容器。混合好的矿石就要堆在这里面。
3.入窑
垒成的小高炉就像一个短巷子，里面铺一层炭，把装矿石的白矸容器一个一个摆好，把破好的劈柴一堆一堆的放在当中，用来引火。火点着的时候，什么时候火败了，赶紧把事先准备好的木炭往里面添，三天三夜不能停。
一般是三四个人管一个高炉，每天装一个出一个。
4.出窑.等时间一到，就像炼丹一样，出炉的时候到了，一般来说，一个红枣大小的铁矿石，炼出来的铁就像玉米粒那样大小。把那一个个白矸罐子拿出来敲碎，炼好的铁就成了。可你要问这是铁不是呢？不好说，反正后来周总理到邻近的新市查看，发现绝大多数都是“海绵钢”——就是废钢，根本不能用，发了脾气。想来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这里炼铁的质量也好不到哪里去。

到了十月份，上面嫌炼铁速度太慢，于是转移阵地，大家都到了大张庄去，首先是背矿石。三十多里路，论趟数不论数量（当然要看得过去眼，太少了不行）。由于任务紧急，晚上背矿石还不能耽搁第二天白天干活。由于炼铁的地方和采矿的地方相距较远，如果跑两趟的话，睡觉的时间就很少了。不过不用担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懂得变通的民族，我们位庄的乡亲们也是聪明至极，发明了如下方法以节省时间：一般由两个人合作，一次背四块矿石，快回到炼铁的地方的时候，由一个人背一块矿石先去上交，得到一个木牌。另一个人停下来看这剩下的三块矿石（如果一个人背两块而不结伴的话，就有矿石被偷走的危险。）。待第一个人回来以后，另一个人再去送，也得到一块木牌。然后两个人就地睡觉，反正是夏天，在外面睡觉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把用来包矿石的单子一铺就能入睡。天快亮的时候，两个人起来，一人背着一块剩下的矿石去上交，又分别得到一块木牌，这样每个人有两块木牌，就能吃早饭了。要不这样的话，每个人跑两趟，来回路途较远，睡觉的时间减少了，当然不划算。

这时候大家要开始炼“尖铁”了，一个人用带来的破单子背一块“大煤胚”，也有的背柴火，到了距离采矿石的地方，停下来，大家把自己背的煤、柴火在地上铺一层，然后把就近弄来的矿石仍在上面，再盖一层煤、柴火。点着就行了。根本不用高炉，露天燃烧，号称一天炼出几百吨尖铁，实际上还是矿石，有的煤胚刚刚引燃，炼铁就结束了。总之折腾人不轻，就是不出成果。
这场被彭大将军称之为全国性的地质调查的运动，最后草草的结束了。留下的是乡亲们时不时的回忆，从他们的语句里面，听不到埋怨，有的只是不解与笑谑。

三、浮夸风
说完了大炼钢铁，我们说说浮夸风。严铭恩还清楚的记得历史书上的那个漫画：一头堪比大象的花猪，被两个孩子骑着，边上写着：一口大猪三千斤，够咱队里一年分……
要说这种幼稚的情况，先辈们清楚的知道这纯属扯淡，但是不可想象的是，明明人人都知道这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但是也按照这个目标去做了，举国如此。这不能不使我们震惊、警惕、反思。

1.“铃铃铃！”宁城县县委书记常子亮（部队老革命干部，战争年代负伤，失去一只眼球，对党极为忠诚。）给我们位庄村大队书记黄德斌打电话。主要对话意思如下：
黄德斌同志吧，我问你，邻村陶庄已经上报县委，他们的高产小麦每亩五千斤，你们村有没有值得县委高兴的项目啊？
那这……
你们村不是有高产红薯么，每亩能达到多少？
两千斤？
啥？！
呃…五千斤？
这么少？！
那那那…一万斤？！
才一万斤？你这个书记不要干了！
那五万斤？
哎呀，你这人思想“太右”！“太右”！
呃…十万斤！！！
嗯，这还差不多，好好努力，县委等着你的好消息！

这边大家都迷茫了，十万斤呐，咋办？已经跟县里保证了，最后推来推去，担子交给了旧社会拿着《玉匣记》给人看日子的严太荣，要说严太荣也着实费了一回劲，他带领大家在南岗开了一亩地，按照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光平整土地就挖了一人深，然后往里面灌农家肥，灌一层，填一层，最后把原来挖出来的土填回去的时候，发现竟比地面高了一尺，实在是下功夫不小。
本着种的多收得多的原则，红薯的栽种密度很高，而且尽量不去打搅它，就这样重了一季，发现由于肥料充足，红薯秧子长的一人多高，大家很高兴，觉得这回地底下的红薯要少说几百斤一个，谁知道挖开一看，由于平整土地挖的太深了，红薯一个劲的往地底下钻，却都忘了发粗，种出来的像我们这里的土特产铁棍山药一样，又细又长。
但是人有多大产，地有多大胆。严太荣有句名言：掘工下蛋，不是一千就是一万。大胆而又果断的向县里报产量：我种的红薯，亩产十万斤！
结果很出人意料：严太荣从此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号——严劳模——他成了宁城县县级劳模。

说实话我是佩服这个远房老爷的胆识的，当时敢这样做的人绝对不多，此可谓识时务者矣。
这是说的红薯，大宗作物，大家怎么处理呢？比如小麦，严铭恩在高一的历史课上和大家讲过这个事情——当时为了高产，完全不顾及种植密度的问题，一般种麦子，拉着耧走一遍就可以了。这时候偏不，要耧四遍才算罢休，怎么播种呢？采用的是快速写“米”字的方法，横着播一遍，竖着播一遍，斜着再来两遍，才算罢休。结果麦子争水争肥，结出来的净是“秕子”（小而干瘪），甚至于不能留种用。

所以后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此言不虚。

4.三年自然灾害
与此同时，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几乎是颗粒无收，人民非常可怜，同时苏联又逼着我们还债，全国人民一道，勒紧裤腰还外债，内忧外患，此国运最坏之时也。
饿，还是饿。
没有别的字何以形容那几年的生活。苦累都不说了，因为饿，别的就顾不得了，真的是顾不得了。在这个大的饥饿环境下，催生了行为各异的芸芸众生，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怎么生活的：

1.八队食堂，开饭了。社员吴会来问：大师傅，今个啥饭？厨师徐正熙没好气的回答：炸油条！吴会来气都不打一处来了，天天炸油条，真吃烦了。
你可不要以为炸油条是炸油条，这只是个外号，实际上这是蒸胡萝卜，本着苦中作乐的精神，群众美其名曰：炸油条。
这个吴会来虽然叫会来，实际上一点都不会来事，有吃的就不错了，他还敢说风凉话，他说：老吃咱八队这炸油条啊，是“开门红”！这我得好好解释一下（以下解释部分人可能感到不适，但是一定要看）：由于胡萝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等，显得是红色，所以在吃的是而且只是胡萝卜的情况下，人排出的粪便也是红色，故曰：开门红。
很不幸，这句很有技术含量的牢骚话被队长郭凤英听到了，于是吴会来倒霉了，被带到大队进行批评教育，还要他在全村社员面前说说，什么叫“开门红”。他当然不敢说了，但那个时候干部们也非常的厉害，吴会来少不了挨打检讨，甚是可怜。

2.地里，社员在劳作。
玉米地里，悉悉索索，可不要以为大家都在干活，非也，都在掰玉米呢，还不敢让干部们发现，偷偷地来，这是个技术活，像我这样的近视眼，肯定被逮到，眼一定要明，手一定要快，抠下来的玉米籽粒，放到嘴里匆匆咀嚼，速速咽下。玉米通常是大家的首选，如果在农村长大，就知道因为玉米含糖分，能充饥，口感也好，有甜味。但是一个人吃饱了不算，家里还有人呢，咋办？带回去。咋带呢？刘老根这部电视剧里面有个药匣子，范伟扮演，他去偷人家龙泉山庄的药材的时候，在衣服里面缝上两个大口袋，被他媳妇骂了一顿。在当时，这两个大口袋几乎是人人都有的。有一句至今流传的话：社员见社员儿，比比大布袋儿，队长见队长，比比新大氅。吃不饱。咋办?偷吃。还不够咋办？带回去。用的就是这个大布袋（我们这里把衣服上面的口袋叫布袋儿）。但是队长们就不必了，人家是队长，手里面有权，不愁吃喝，不大用操这个心，只需要看看自己的新衣服就行，后来到了80年代初，队长们首先穿上了从日本进口的尿素包装袋做的衣服，因为包装袋使用尼龙做的，那时候我们还不会制造，社员们非常眼起，背地里骂他们穿的是“粪包”，此是后话，但是干部特权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消失过。
又比如还没长成的豌豆，还是豌豆苗的时候，就被吃了一大半，剩下的好不容易快成熟了，也被偷去了，趁着还有青气，被人放到嘴里吞了下去。
队里菜地种的南瓜，刚接出来一寸长短，也被拧下来吃了。饿啊，你说咋办？
虽然队里组织有“护青队”，意在晚上保护未成熟的粮食，但是他们自己看着看着就偷起青来了，那里还去护青？虽说干部们不愁吃喝，但是他们也是偷东西的，有一天晚上，九队队长徐春山和他老婆双双出马，去偷队里在岗上种的秫秫（一种高粱）。由于他老婆偷的太多，快到村口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他对徐春山说：你先回去，我真不中了，歇一会儿。徐春山也累极了，于是说：中，记着赶天明一定到家。第二天起来，他老婆竟还在村头睡觉，社员们都上工了，她还搂着偷得的秫秫躺在村头，众目睽睽之下，徐春山不得已狠狠地扇了自己老婆两个大耳瓜子。

这是说的大家偷东西，最困难的是到了无物可偷的时候，树皮都被扒下来吃了，很多人知道吃树皮，但是不知道怎样吃，实际上，也不是所有的书皮都能吃，只吃榆树皮，把榆树皮扒下来以后，外面干的不要，里面的那些活着的皮质部刮下来可以吃。榆树皮在做香用的时候，起的是黏合剂的作用，所以，用于树皮做出来的饭粘性也很大，达到什么程度呢？比浆糊粘性大，类似于果冻、凉粉那样的状态，但是又像陈糯米那样黏，喝榆树皮稀饭的时候，如果不用筷子挡着碗檐儿，你就会源源不断地喝下一整碗稀饭，因为它粘性太大，不会断……这个东西没有其他味道，还是好吃的，至今陕西省可能还有这个小吃。

蒸胡萝卜、榆树皮稀饭都是比较好的，后来吃小米糠，就是小米外面的那一层硬壳，由于这东西不消化，又太干，会出现大便干结，排泄的时候都要往外抠，但是这个东西还起到一定的作用，严铭恩的父亲当年很小，就是因为他的母亲（严铭恩的奶奶）在村里的幼儿园给小孩子们做饭，吃了小米糠，熬过了那个岁月。
小米糠也不够吃了，那咋办呢？想办法，最后发明了人造淀粉，值得说一下：具体方法是，把玉黍裤（玉米果实外面包着的那几层）在水里泡上几天，然后放到笼上蒸，然后用手或者其他方法搓揉这些玉黍裤，搓掉的那些黑黑的渣滓就是“淀粉”，吃这个东西，害苦了多少人。

那时我们村里种的白菜，好的都卖给城里边人了，剩下的没有芯的，队里面搭在柿树上晒着，严太卿时年七十五岁，饿得不行，上到树上，偷偷拿几个回家，水里边一煮（我们叫炸菜），放点盐，吃了两大海碗。

群众们都要在食堂吃饭（在家吃那是犯法的），到吃饭的时候，每一家打一锅饭。严九宫和他媳妇两口子一个锅里分饭吃，由于粮食太紧张，在吃饭的时候，严九宫恨恨的骂他老婆说：日你娘的，一会儿没有看见你吗，又多舀了一勺！——可见人们饿的程度。
造成这种现象，还是因为浮夸风，虚报产量，报的产量太高，相应上交公粮就多，以至于口粮都上交了，能不饿死人么。可怕的是，全国从上到下都知道产量是假的，但是都照着这个假的指标去执行了，结果全国饥荒，民不聊生，真是可叹！
最为可怜的是，那几年死的孩子很多，现在五十多岁的人，活下来的都是命大之人，一般来讲，姊妹多的，一定有夭折的。比如严铭恩的三奶奶，一辈子生了十个孩子，只活下来了五个，剩下的饿死的饿死，病死的病死。那几年，要么是有几个土堆，专门扔死孩子，要么就往坟里面扔，惨不忍睹。足为后世谨戒。

当然，这是比较普通的，还有些人在这个乱糟糟的社会下，偷出了技术，偷出了水平。严铭恩有个六爷严九魁，此人可谓传奇人物，现在把他当年所做之事简述如下：

1.由于徐春山他老婆偷秫秫了，大队派了严九义去当九队队长（注意，同为严姓，严九义是严九魁的远房哥哥），不过这不影响什么，话说那天晚上月黑风高，严九魁半夜起身，他向来都是独自行动，拿一个大粗布布袋，来到九队菜地，白天九队出长生了（意思是收花生，我们把花生叫长生）。新队长严九义知道这花生会有人偷，咋办？他亲自出马，排出阵势，把收上来的花生果实收到一起，在这一堆花生外，吊脚（相隔120°）搭了三个棚，每个棚里睡两个人，本以为洒下天罗地网，万无一失，无人敢来。可是——
严九魁小心来到放花生的地方，第一步：先慢慢走进棚帐，听听他们睡着了没有，好，白天干的辛苦，晚上睡的香甜。都睡着了。第二步：他慢慢移到花生堆旁边，轻轻拿去盖在上面的花生秧子，把花生果实往布袋里面装。可能你会说：那不会响么？答案是不会的，因为刚从土里面刨出来的花生是湿的，而且沾着泥土，根本不会响。就这么装个差不多了，停手。第三步：贼人有力气——严九魁扛起这二百斤的花生往家赶，要警惕，不能出声，不能慢，不能给人看见，就这么好不容易到了村口徐天才家，实在不行了，咋办？他果断的倒出了半布袋，背起这剩下的一半就往家里去，还不能给父母知道，自己偷偷藏在自己屋里。然后再回去，把丢下来的那一半也带回来，想想不甘心，又去了一回，这一会吸取教训，只背回来一百斤。这一晚上下来，三百斤花生到手。
第二天他起来的很早，假装往地干活，远远看着严九义和那五个人起来，看着这好好一堆花生缺了一角，面面相觑。只见严九义指挥他们把花生堆赶快堆好，恢复原样，重新盖上花生秧子，又不知安排什么，年轻人频频点头，想来是害怕担责任，告诉他们，谁也不许说，就这么的吧。
于是严九魁知道，自己肯定没事。

2.那时候凡是能偷得到的，大家都偷，可不是只有吃的。又一天晚上，严九田夫妇、严九中夫妇叫开严九魁的门，他们相约去北地偷花（棉花）。人家都是小两口，眼疾手快，偷得净是棉花。他自己是一个人，赶不上人家不说，摘得的净是没有张开的骨朵儿。这样进行了两个晚上，他不干了，因为七队已经把棉花都收好了，白花花的就在七队场上堆着呢。晚上他拿了一个大床单，偷偷地到七队场边，他们队的场面积很大，围墙是用玉米秆子并在一起搭成的，可以掏出来一个洞。他钻进去，狠狠地裹了一床单，扔过墙外，场大，看场的人睡得死，也不能发觉。他背着回去了，这一回棉花不沉，可是到了家门口了，麻烦来了，他要过一个夹道，但是棉花装得太多了，与两边的墙挤在一起，他原来不在意，越往里边走越困难，就这样连拉带拽，回到屋里。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次。
第二天他起来很早，发现七队报警了，书记黄德斌正在批评徐正杰，那天晚上是他带着两个后生看场，黄德斌管徐正杰叫“公公”（我们这里把外公叫公公）。他毫不客气的质问：“公公，你说，俩孩子小，不知道啥，你这么大了，连个这都看不住，看看叫偷走多少？！”不过到底没有破了案子。

事情没有完，严九魁又跑到县城南门里，那里有一家弹花铺子，他问掌柜的：“恁这里晚上弹花不弹？”掌柜听了，低声说：“那咋会不弹，指望着晚上的生意呢，都是黑货，白天啥也没有。”于是严九魁和他父亲严太玉趁着晚上一道去县城，他把棉花送到以后就回来了，他父亲把花弹了再扒火车去沁阳卖，一斤两块钱……

余下事情，不及多述。说这些，意在说明，那个时代，也不是说都饿死了，个别能很钻营的，还是没有挨多少饿的。
幸运的是，六十年代初期，各种形式开始有所好转，此也是物极必反之道，坏到极点了，自然会好转。用乡亲们的话说是：刘少奇下来“私访”了，发现底下干部们太不像话，让我们老百姓饿成这个样子，发了怒，于是慢慢好了。

我们八队解散食堂的前一天晚上，消息灵通的就赶紧奔走相告（当然是偷偷地），不得了了，食堂要散了。第二天一大早，群众们欢欢喜喜，不吵不闹，把食堂的东西分了个干干净净，结束了严九思向往的“万万年”的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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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
提起文革，很多人就会想到十年文革，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十分阶段的，最厉害的是66-69年这几年，火爆的很，文斗武斗，热情高涨，主要是抓潜伏在各个共/*/ 党单位里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往后则由大四清、小四清、批林批孔等运动组成，属于零星运动，虽然也斗，没那么火热了，这就好比人和人打架，开始的时候因为有争议，后来打了起来，后来就趋于平淡，仅仅是互相看不惯罢了，不必要一直打下去。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很复杂，但是老百姓说的最简单、最实诚——毛主席怕有人夺他的权，就文革了。
是啊，刘少奇一世英名，炮打司令部一百四十多个字就把他炸的身败名裂，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不说也罢。

且说我们位庄的乡亲们，在这个大风暴下，他们也没有闲着，运动就像传染病，是随着各级政府一级一级传下来的。位庄人和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紧跟上面的步伐，毛主席说：党内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中央到地方，就都忙着揪出自己身边的走资派，恰好，66年年初，前任村支书黄德斌因为工作有些问题，被上面罢免了，徐正谭接任这个职位，成了新的村支书，很不幸的是，他刚上台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于是就有人用上面的传下来的文革精神来进行创造性思维：毛主席说了，现在党里面是资本主义“当权派”，位庄村谁当权？当然是新上任的徐正谭！而且，扶他上台的宁城县派下的工作组那一帮子人，也都是走资派，那不是正好被革命么？黄德斌“被迫”下台了，他肯定和毛主席一样，是社会主义这一头的。于是位庄成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红色联盟”，实际上就是和黄德斌关系比较近的人，想把他重新扶上位。

有赶东集的，就有赶西集的。徐正谭这边当然不会干休，于是也成立了“二七革命”这个组织，两派人针锋相对。天天晚上开会，商量，想着怎样治对方于死地。当然，大字报是少不了的，那时候广播、报纸、书籍上全是革命字眼，任你有学问没有，耳濡目染，都能学会。写这个东西不费力，效果好，所以被广泛采用。甚至于屁大一点小事也要写个大字报。
今天看来，大字报的好处也是有的，比如严铭恩父亲就是受那时候的影响，自己写写，看别人谢谢，看看人家字写的怎么样，最后练就了一笔漂亮的毛笔字。所以事物都有两面性，真真不错。

这种斗争没有理由，多年以后，我问那些当年闹得很欢的乡亲们，他们也只是迷茫的告诉我：社会是那样的，我当然也是那样。而在我看来，这就好比小孩子打架一样，没有多大的理由，东街的一帮，西街的一帮，就成了对头了。又好像金庸笔下的各个名门正派和明教一样，没有多少理由，大家也是糊涂，反正成了对头。
如果往深层次去探究，只怕还有这样的原因：当年的娱乐方式也少，都闲得慌，没事找事干。如果像现在这样，电视电脑，花样繁多，人们也不至于忙于搞运动了。

徐正谭果然时运不济，当个书记也罢了，偏偏没有赶上个好时候，被“红色联盟”冲击了他的家，而且专门开了他的批斗会，会上大家围坐一团，徐正谭站在当中，勾着头，可怜一群红色分子，能问出来问题的人实在不多，除了老实交代罪行等一般性问题，竟不知再问点什么。于是批斗会突然显得有些冷场，这时候，徐正谭很不合时宜的咳嗽了一声，这可恼死了红色群众，他们纷纷大声呵斥徐正谭：你为啥咳嗽！看不起革命群众！不许你咳嗽！谁叫你咳嗽！一时会议又热闹起来。
有了这个经验，下面就好办了，红色群众们开始审查徐正谭的各个细节，其中六队的妇女队长叶翠英审问徐正谭：昨晚你在哪儿睡觉？老实交代！徐正谭还没有回答，这边严九爻就插嘴：睡夜壶里了你？！徐正谭当然不回答了，这边叶翠英继续审问：问你哩，是睡夜壶里了不是？徐正谭低声回答道：妇女们还知道啥是个夜壶。。。一句话引得一屋子的人哈哈大笑。徐正谭接着说道：夜壶口太小，我钻不进。
这一下气氛尽失，会议只好停止。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严九爻长得帅，又在大队干过一段时间，到后来，徐正谭的闺女徐晓梅竟和他好上了，由于文革时候结有旧怨，徐正谭恨死了严九爻，坚决不同意让闺女嫁给他，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徐晓梅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最后无奈，徐正谭只能捏着鼻子同意让他们结婚，但是从此不与闺女来往。
话说徐兰花同严九爻结婚后二十七天，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乡亲们给这个事情命名为：二七小煤窑（梅爻）

(2011年12月30日，宁城《正道沧桑》更新至此。收拾东西，回家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