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秀岩：《北京读经说记》编后记

狂人

二十多年前，筆者的入門印象仍然深受梁啟超影響，認為清代≒近三百年，近三百年學術的精華≒漢學≒樸學≒考據學≒科學。在帝國主義的侵蝕壓力面前，想要保護民族文化，必須振興科學，同時也不能全盤西化。於是有必要說明，科學并非西方特有的學術方法，其實我們的前輩們也在用科學方法發展學術，我們理應繼續發展科學。筆者當時有一個很單純的疑問：既然用的是科學方法，經書的解釋經過乾嘉大學者們的精闢研究之後，為什麽仍然言人人殊，新說新解源源不斷？同時也得到了一點很單純的認識：經學史不應該理解為先人追求經書原義，逐漸接近準確理解的歷史，因為我們的先人不可能愚蠢到研究同一課題研究兩千年，不僅達不到正確答案，還不斷地推出新的答案，越說越亂。
　　
　　博士畢業之後，筆者走運得到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職位，但由於各種原因，除了幫助丘山新教授建設古籍目錄數據庫外，無所成就，學業荒廢，怕自己今生只有一部博士論文，學術上不能再有進一步發展。此時遇到貴人陳蘇鎮老師，與牛大勇老師合作，千辛萬苦，幫我安排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工作的機會。二〇〇四年來到北京，第一次與陌生的聽眾講話的機會，卻是北京圖書館的史睿先生（史老師如今為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提供的。本書第一篇是當時的演講稿，內容比較幼稚，但代表筆者新的出發點。這篇提出對文獻的動態理解，七八年之後才有具體成果，見本書第十二篇《毛詩正義》前言。又，這篇也簡單提到筆者對清代經學史的看法，認為清代經學以段玉裁為一個高峰，段玉裁的弟子輩王引之、顧千里、陳壽祺、陳奐等，開始偏向歷史分析，實際上與經學分道揚鑣。
　　
　　經學到底做什麽？經學的本質是什麽？這是多年來一直困擾筆者的疑問。第三篇談《周禮正義》，第六篇評汪老師書，都是思考這一問題的嘗試。問題逐漸清楚，但當時尚不能釋然。這一問題，到撰寫第十三篇論“鄭學原理”、第十五篇論“概念與具體”，才算有一定的結論。第六篇是二〇〇六年應文韜學姐要求，為《中國學術》寫的命題作文。後來刊物有一段時間的停刊，至二〇一一年才刊登。文韜學姐是汪老師高足，為拙文始終負責盡力，令人感念。
　　
　　第五篇述《禮記》版本，是二〇〇六年開課與研究生同學們讀《禮記》的成果。課程目標是瞭解《禮記》大致內容而已，但筆者通過一個學期的備課，發現余本與十行本一脈相承，岳本其實是余本與撫本（監本）的混成品，是意外的驚喜。
　　
　　第七篇談古籍整理，是二〇〇七年與陳蘇鎮老師一同訪問中國文哲研究所時，奉林慶彰老師命所做報告。主要依據自己幫王文錦老師參與整理《儀禮正義》、《禮書通故》等工作的經驗，提出鄙見。文中舉例，有些與第一篇重複。校讀經說需要很長時間，筆者目前只有中華書局版《禮書通故》後附《覆校記》，可以算拿得出手的成果，請與本文並觀。二〇〇九年文哲所準備刊登此稿於《中國文哲所研究通訊》上，而同時沈乃文老師創辦《版本目錄學研究》已經收錄，只好向文哲所申請撤稿。記此表示筆者對林老師及《通訊》編輯陳彥穎先生的歉意。
　　
　　二〇〇七年，筆者開設一個學期的“經學史散論”課。第八、第九、第十共三篇，都是那次開課的成果。每週發給同學們的講義，標題作“閒聊經學史第幾回”，今第九篇保留“閒聊”一詞，以資紀念。第十篇論鄭、王異同，筆者首次較明確的意識到組成“經學”的不同因素。
　　
　　二〇〇七年至二〇一〇年，筆者兼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準教授。就任之初，丘山教授表示希望筆者為他主編岩波書店《書物誕生》叢書，撰寫一部日文《論語》入門讀物。於是開始與東京大學研究生同學們讀《論語》，不久為鄭玄注的特色所吸引，又驚異地發現何晏《集解》否定“經學”的本質特點。第十一篇論鄭、何異同，一方面首次發明鄭注的邏輯，另一方面揭示何注的歷史意義，是筆者得意之作。第十篇比較鄭、王，第十一篇比較鄭、何，從不同的層面觀察了鄭玄的特點。但等到第十三篇，比較鄭玄與清人，問題才更清楚。
　　
　　第十二篇《毛詩正義》的歷程，是筆者寫得最愉快的一篇。筆者與宋紅老師合作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舊京書影、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三部書。其中《毛詩正義》自二〇〇八年開始策劃，因李霖先生研究《詩》學，遂請協助編輯。李霖先生撰《影印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敘說》一文，今見《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三輯（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初版），筆者在其基礎上，發揮想像力，將《毛詩正義》比擬為一個人，綜述其版本演變的過程。具體版本編纂體例的分析，全是李霖先生的貢獻，而筆者發揮第一篇提倡的“動態理解”以及第五篇有關十行本的發現，輕鬆愉快，還是很滿意。讀者想瞭解相關版本方面的請款，請參考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張麗娟先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及李霖先生《南宋越刊八行本注疏編纂考》（《文史》二〇一二年第四輯）。
　　
　　北京大學編輯《儒藏精華編》，擬收王文錦先生曾經校點整理的《周禮正義》、《禮書通故》二書，於是由筆者負責通校整理。因《儒藏》項目有時間要求，二〇一一年與研究生同學們校讀《周禮正義》，權充一門課程。在校讀的過程中，逐漸發現清人與鄭玄解經方法之本質不同。雖然一學期僅讀《天官》，但鄭學之突出特點已經留下深刻印象，清人乖戾經學的問題也十分明顯。二十多年前曾以為“漢學≒樸學≒考據學”以鄭玄為祖宗，十多年前知道“實事求是”與“鄭學”必定衝突，如今始悟清人考據與鄭學竟背道而馳。第十三篇討論鄭學原理，其實也在討論清人考據的局限性、偏頗性。近代以來，清人考據經學換招牌為先秦文化史，但基本研究方法一脈相承，不過多加些出土材料而已。我們必須擺脫清人經學及今人先秦史的研究習慣，才能理解鄭玄。筆者至此始知鄭玄才是最純粹的經學家，也明白清人乖戾經學的實情，前疑盡釋，心中豁然開朗。第十五篇即述此意。
　　
　　第十三篇鄭學原理，代表筆者目前的認識水平，同時也是一個起點。例如，最近閱讀廖明飛先生討論《儀禮注疏》版本與《儀禮經傳通解》之關聯的文章，不少例證很有意思。如《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鄭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為摯者，取其陰陽往來。《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通解》以為此注上下都在解釋經文“下達”，只有“用鴈”一句解釋經文“納采用鴈”，所以依據經文順序，將“用鴈”一句移置“皆所以養廉恥”之後。《通解》的改動，提醒我們注意鄭注的邏輯。其實此注要分前後兩段來看，“達，通也”到“用鴈為摯者，取其陰陽往來”是前段，依次解釋經文“下達，納采用鴈”。“《詩》云”以下是後段，闡釋這段儀節的意義。《通解》以及明代《儀禮》版本改動鄭注的地方，值得關注。另外，就筆者所知，清人只有顧千里理解鄭玄最深。今後也想多學習顧千里的讀書成果。總之，正如第十三篇最後所言，“鄭注可讀”，今後讀鄭注，會有很多發現，令人興奮。
　　
　　北京大學規劃部、人事部、國際合作部及歷史學系諸多老師之關心照顧，圖書館、餐飲中心老師、師傅們的辛勤工作，使筆者能有讀書、編書之條件，筆者對此感激不盡。陳蘇鎮老師十年來對我的關懷、提攜，恩同父母，無以為報。陳老師研究漢代政治文化，因而關注經學。陳老師對我的照顧，其實出於對發展經學史研究的學術熱忱。希望能夠讀好自己的書，不要誤導年輕人，以免辜負陳老師的期望。幾位同學不嫌無聊，願意在課堂上共度時光，筆者才能堅持備課，發現問題。依我之愚鈍懶惰，尚能有所發明，全靠你們的支持，大恩不言謝了。不少拙稿曾請宋紅老師修改潤色，中山大學黃仕忠老師也曾細心修訂數篇拙稿，記此致謝。其餘諸多師友之厚誼，學界先輩之學恩，不得縷述，銘記在心。感謝多年指導我的林慶彰老師，這本論文集能夠與博士論文同時出版，全靠林老師的大力支持。最後感謝耐心閱讀筆者拙文的讀者各位，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