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狂人

顾廷龙（1904—1998），字起潜，号匋誃，江苏苏州人，现代著名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先生的版本目录学思想，按其从事的图书馆事业和实践，大致可以分为燕京图书馆时期、合众图书馆和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时期、上海图书馆时期以及晚年时期。其中晚年时期的版本目录学思想经过前三个时期的实践，更趋成熟，也可据以研究顾先生一生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 一、        目录版本为入门之学 1、        书目为治学之津逮     早在合众图书馆时期，顾先生就有纂辑《目录学》之志向，尝谓“夙有纂辑《目录学》一书之志，拟分三编，曰《流略》，曰《图录》，曰《校雠》，断代为章，复各析以时地公私之作，俾有系统可寻，条理可睹”。[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顾廷龙文集》第159页）王绍曾先生谓：“1941年先生与潘景郑先生合辑《明代版本图录初编》问世，实为其《目录学》之一部，此书图文相辅，纲举目张，至今为研治明代版本学之准绳。先生晚年倡导编纂《古籍稿抄校本图录》，亦其旧志之延续。”[注]（《顾廷龙文集》王绍曾序第6页）在编印图录的过程中，顾先生对目录、版本和校勘三者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对三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夫古今著述无量，而一书之传本至夥，遂不能簿录以总汇之，由简入详，自成专门之学。别流略以明其义例，审版本以定其善否，慎校勘以识其正误，娴夫三者之指归，于是覃研所好，由博返约，洞究其根极支裔，蔚成一家之言。若不习目录而率尔操觚，则前贤卓论未及闻见，徒贻井蛙之讥。言目录而不明版本，则孰善孰否，无所抉择，易致盲从之失；言版本而不加校勘，则怡神悦性，等诸玩物，无足论矣。” [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顾廷龙文集》第158页）     在历史文献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时期，顾先生曾进一步阐述了目录学对于治学的津涉作用：“治学而不习目录版本之业，犹访胜境而徘徊于门墙之外也。” [注] （《朱伯修手批四库简明目录跋》，《顾廷龙文集》第156页）顾先生又认为：“前人的劳动果实遗留那么多，怎样可以全面了解，有所稽考？这必须依靠从事目录学者辛勤访求，详加著录。历代《艺文志》就有这个作用。” [注]（《四部总录艺术编序》，《顾廷龙文集》第218页）     到了晚年时期，顾先生更是从学术史的角度丰富了其学术思想。1989年，他在为来新夏先生《古典目录学》一书作序时对来先生关于目录学当从学术角度着眼的观点十分赞同：“新夏先生谓‘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工作，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技术性的图书登录工作，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着眼’。我很赞成先生的看法。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确实道出了古典目录学的主要功能。”[注]（《顾廷龙文集》第115页）一年之后，顾先生在为严佐之先生《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作序中进一步阐述了“书目为治学之津逮”的观点：“书目为治学之津逮，否则擿植索途，事半功倍。年来研究目录者日众。凡治学者，必先熟悉目录，是为入门之径。至于研究编纂目录之体例，著录之方法，分类的详略，简目与书志之异同，是可谓之目录之学。”[注]（《顾廷龙文集》第118-119页）四年之后，顾先生在为王绍曾先生《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作序中开首即对当年金榜之言予以表扬：“清儒金榜尝谓‘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洵为心得之言。”[注] （《顾廷龙文集》第121页）顾先生晚年担任《续修四库全书》的主编，在编纂过程中，王绍曾先生之《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正好杀青，顾先生在为其所作序文中谓：“近年学界有《续修四库全书》之举，绍曾此书，正可取资，是则绍曾始料不及者。目录学之有功于学术文化，盖难以一二语尽之也。”[注] （《顾廷龙文集》第122页）     不仅如此，通过目录版本而熟悉馆藏亦是研究图书馆馆员进行读者服务的基础功夫。图书馆一般可分为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三大类，其中公共图书馆中又可分为主要为公众服务的普通型图书馆和为专业人员服务的研究型图书馆。顾先生认为，研究图书馆与综合性图书馆不同，“余主张上海已有科学技术之明复图书馆，近代史之鸿英图书馆，合众应以古籍为主之历史文献图书馆，此三馆均为研究图书馆，便利专业读者，培养专业管理人员，编印专业资料，广为流通，面向世界。综合性图书馆可以综合各科之图书，实不能得综合性之人才，局限甚大。”“余从事图书馆工作五十余年，深感研究图书馆与普通图书馆性质不同，管理亦不同，研究图书馆之管理人员不能不熟悉馆藏，凭一卡片难能尽达，亦非电脑所尽能反映。若熟悉馆藏，则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注]（《天一阁丛谈序》，《顾廷龙文集》第94-95页） 2、标注之业，永无止境     对于四库标注之业，顾先生曾对其发展历史进行了勾勒：“仁和邵懿辰位西，首以《简明目录》创为标注之业，一书数本，详加罗列，以资考稽。踵起者，以独山莫友芝吕亭、朱学勤修伯为最著。三人者，各注见闻，相互交流，展转传抄，多所增益，壹皆以邵氏为蓝本耳。”顾先生认为：“标注之业见闻所牖，永无止境，必赖来学之踵事增华，不能成于一手者也。” [注] （《朱修伯手批四库简明目录跋》，《顾廷龙文集》第156-157页）顾先生晚年曾编《王同愈集》，1995年9月，顾先生在该集序文中对标注之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指出这是他从事目录版本之始：“当时朱学勤、邵懿辰、莫友芝皆好书，各以所见不同版本者详记于《简明目录》。三人又时相交流补充，是文人好书之乐事也。余亟购得藏书园所印《吕亭知见传本书本》，过录其上，以便校补。此是我从事目录版本之始，安知竟成我古籍整理终身之业。”[注]（顾廷龙：《王同愈集》序文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据此可见标注之业对顾先生步入古籍版本目录学生涯的巨大影响。     顾先生在一生中做到了随见、随记、随抄、随核。顾先生在去世前一年曾回忆其一生中对于《四库存目》书的标注：“‘七-七事变’以前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司采访之职，当时大小书店都送样书到燕大，我也常到城里大小书店看书，所见《存目》书即注于《四库存目》当条之下，当时燕京购书费拮据，有收有未收，收者均在今北大。我到上海后亦曾从事于此，多年来搜集编录的积稿甚多，惜在‘文革’中悉遭丧失。” [注] （《辑印四库存目书的意义在保存文献》，《顾廷龙文集》第682页）王绍曾先生对于先生这种随手题记的学习工作方法十分推崇，他说：“先生文集，以序跋居多，生平虽以馆为家，诸务丛脞，但晨抄夕纂，无间寒暑，每有所睹，辄随手题记，一如向歆旧事，往往条其篇目，撮其指要，记其版本行款，或校其异同，别其是非，究版刻之时地而定其精粗，于抄、校、稿本尤为注意，盖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注]（《顾廷龙文集》王绍曾序第19-20页） 3、目录版本是一门实学     顾先生认为，研究版本必须注重实验，他在合众图书馆时期与潘景郑先生合编之《明代版本图录》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顾先生在图录的序文中谈到：“自杨守敬创为《留真谱》，一书数刻，各橅其形，以便稽览，此言版本而注重于实验者也。若仅闻传本之众多，而不获目睹其真面，则诚有释氏所谓宝山空返之慨矣。故书景之业，尤为从事目录学者当务之急。” [注] 《顾廷龙文集》第158页）顾先生晚年倡导抄校稿本图录之影印，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正是这种注重实验之学思想的反映。     顾先生注重平直会通，反对空谈炫奇，他认为过去章钰校《鲒埼亭集》，陈垣校《册府元龟》，张元济校《百衲本二十四》等，都体现了真奇真情，所谓“言目录版本，是一门实学，非空谈者所得知”。[注] （《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小引》，《顾廷龙文集》第151页）     顾先生始终认为，目录版本之学需要十分重视工作实践，他对王重民先生注重实学的主张十分推崇，他在为王重民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所作的跋文中谈到：“君夙主‘从事目录学史研究，不可忽视书目工作实践’，其言最为深切。盖实践多，则体会深，研究目录学而不事深入实践者，是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古人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君之学皆从实践中来，诚足以信今而传后也。” [注] （《顾廷龙文集》第113页） 4、私家目录编纂务求因书制宜     对于目录的编纂，顾先生在实践中总结了许多经验，其中私人藏书目编纂需因书制宜即其经验之一。顾先生晚年在《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序》中谈到：“余谓编辑私人藏书目录，务求因书制宜，将其治学之特点反映于目之中，使人阅之即可觇主人专攻何学，涉略何书。”[注]（《顾廷龙文集》第118页）私家书目编纂这种因书制宜的方法也表现在“名从主人”之例，这在麟庆（完颜氏，字伯余，号见亭，筑嫏嬛妙境为藏书别业）藏书目录自定原本中可见一斑，顾先生在为此书目作跋中讲道：“本馆近得麟氏藏书目录自定原本，展读之余，不能不叹其收藏之富，编录之善。亟宜为之表彰，以补藏书家之故实。……编录体例，首列御制，次列先人，又次列师长，又次列凡载有关主人著述者，末附家集总目，以名从主人之例，寓尊亲近疏之序，意至善也。从此可寻师友之渊源，可作自著之索引，可窥一门撰述之隆盛，允为私家藏书著录之创制也。” [注]（《顾廷龙文集》第124-126页）而顾先生这种私家书目编纂的识见，可以追溯至当年在燕京图书馆工作时所编之《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昔编此目，从藏书特点分卷，主人之师友注其简历，使读者一目了然。” [注]（《章氏四当斋藏书目跋》，《顾廷龙文集》第138页） 5、详加校核，逐条排比     顾先生一生中均与书目打交道，不仅用书目、校书目、印书目，还编了许多书目。顾先生从事书目编纂十分注重书目的特点和新方法的尝试。如果说燕京图书馆时期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在因书制宜方面形成了特色，那么，上海图书馆时期的《中国丛书综录》则在古籍复杂情况著录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这种新的尝试表现在对古籍不同版本的详加校核，逐条排比。顾先生指出：“由于版本的不同，产生了同书异种、同种异本和同种异形等问题，在分类上必须适当地予以处理。同一图书，又有足本、节本、选本的不同，往往造成内容上质的差异。这样则各视其性质而分别纳入两类。……有些图书，有注释、有校勘等经过整理的，如不加区别，就会导致差异，现作为同书异种，分入一类而相次平列。……如仅限于书名、卷数、作者题署等形式上的不同而并无内容差异，则作为同种异本，列为一种而统属多条，……我们对于这种同书异卷、同书异各的书的著录，以最早出现者为主，其它均统属于后，如仅卷数不同则缩后一格为别，如书名不同则改用异体字；尤便于读者之识别。”通过对于古籍版本、书名、卷次、内容等方面的考证校核，“使古籍复杂情况能在目录上简明地反映出来，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注]（《中国丛书综录的编纂经过》，《顾廷龙文集》第650-651页）而这种尝试，体现了顾先生在编目工作中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读者为本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 6、一生中编纂的最费心力最有意义的书目     顾先生晚年回忆其学术生涯时谈到：“要说一生中编纂的书目哪一部最费心力、最有意义，则当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了。”顾先生认为：这部书目“将包含我国大陆现存浩如烟海的古籍的精华。这不仅是经过‘文革’后对全国古籍善本作一次摸清家底的整理，而且是进行大规模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前提。” [注]（《我和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596--597页）1995年，顾先生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总结》一文中对这一书目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论述，概括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的评价，一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开创了中国古籍全国性书目的先河”。二是“在编纂体例等诸多方面既继承了中国图书目录学、版本学的优良传统，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如在善本收录范围方面，突破了前人只以宋、元本为善本书的框框；又如确定了以古籍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的“三性”为善本的考察标准，并具体细化为九条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可操作性”。三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体现了我国当代古籍目录学、版本学研究的水平。它在古籍整理和研究理论上的建树与影响也是非常重要和深远的。” [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总结》，《顾廷龙文集》第663-664页） 二、不言版本致盲从之失 1、版本不仅限于宋元古籍     在上海图书馆时期，顾先生认为版本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本子。顾先生在1961年12月所写的《版本学与图书馆》一文中指出：“我以为自有图书以来，从时期说，年代久远而获得长期的流传，是一书必有许多本子相嬗遞的；从空间说，传播广泛，无远弗届，国内一印再印，国外也有各种文字的翻译。因此，要了解那个本子好和那个本子差，这个本子从那个本子派生而来，其中问题很多，事实上需要加以成立一门科学。”以往一谈版本学多以宋元版本为研究范围，顾先生指出：“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宋、元古籍。”“不仅古籍有版本问题，新书、外文书同样也有版本问题。”在版本学界较早地提出了新书与外文书的版本问题，从而扩大了版本学研究的范围。 [注]（《顾廷龙文集》第454、458页）     顾先生很早就重视旧平装书和近代期刊的搜集与保护，并组织馆员先后编制了《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和《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前者根据上海图书馆馆藏收录了1902年至1949年出版的中文丛书5549种，包括各类子目30940种，后者根据全国51个收藏机构收录了1857年至1918年间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495种，1.1万多期。充分体现了顾先生在文献搜集保存方面的远见卓识。     对于文献采访，顾先生十分重视当时尚不被重视的流行文献，1988年他在为《天一阁丛谈》作序中对如何突破传统的眼光来进行文献采访颇有感触：“及来沪上，每与朋好叙谈，辄及天一阁往事，对东明先生之广收当时通行之图籍，历年既久，咸成珍本，甚钦其远见卓识为不可及。余自主合众图书馆即效其法，搜求近时刊物甚勤，迄今视之，均似星云，可遇而不可求矣。往从章式之丈获悉海盐朱旭初先生收藏清代贡卷甚富，曾由张菊生丈亲函朱处作缘相让，暨从吴县潘氏岁可堂乞得一宗，遂成大观。窃谓试卷于每人之履历、直系亲属、近支统系，无不备载。尤可贵者，于师承传授渊源，为它处所罕详。自科举废后，均罹论斤覆瓿之厄，劫后所存，益觉难得可贵矣。盖贡卷履历，当以家谱之缩影视之。此亦取天一阁保存登科录之义也。”[注]（《顾廷龙文集》第94页）四年之后的1992年，顾先生在为《清代硃卷集成》作序中进一步谈到了硃卷的文献价值：“共履历比官刻的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以及同年齿录等所载详细，不啻一部家谱的缩影。而作为应考者的档案，其所反映的世系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较之家谱更为真实确切。……硃卷的文章，是研究八股文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这类实物，人们还能形象地了解当时的考试形式、方法与考生的科场面貌；又由于清代的教育与科举有著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试文与考官的评语、荐语及批语中，不仅可辨别清代取士的评判标准，更能窥视清代教育状况之一斑。凡此种种，都说明硃卷是极待开掘的历史文献，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顾先生感叹道：“然而，具有这种对待历史文献眼光的人并不多，随着科举的废止，这方面资料被大量遗弃，保存者寥寥，……。”[注]（《顾廷龙文集》第107-108页）但在顾先生等的努力下，前后数十年间，在经历了合众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以及上海图书馆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后，馆藏中工收集了硃卷八千余种，不能不令人赞叹。     顾先生还把版本学与图书馆的采购工作与阅览工作紧密结合了起来，他认为：“版本学与图书馆的关系最为集中，最为密切，因此，图书馆工作者特别应该加强研究。采购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阅览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提供不同的书刊。” [注]（《版本学与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460--461页） 2、明本之可贵诚不在宋元之下，清本或较明本为善     版本之可贵与否是一个历史动态的概念。清代版本学界较为注重宋元本，发展到今天在理念上就要与时俱进，对于明本较之宋元，清本较之明本等，顾先生在合众图书馆时期曾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版本新理念：“明本之于今日，其可贵诚不在宋、元之下，盖清初去北宋末叶，与今日之距洪武纪元，其历年相若，一也。经史百家之中，若郑注《周礼》《仪礼》、《纪年》、《周书》、《家语》、《孔丛》等书，无不以明覆宋本为最善，赖其一脉之延，二也。又以前明掌故之作，特盛往代，后世鲜有重刻之本，足以订补史乘之未备，而晚明著述辄遭禁毁，其中正多关系重要者，三也。橅刻旧本，惟妙惟肖，虎贲中郎，藉存真面，四也。[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顾廷龙文集》第158-159页）顾先生的这种版本学思想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曾力排异议并付诸实践。当时对于善本书目的收录范围在编纂人员中曾有所讨论，顾先生认为：“讨论中有同志提出，书目只收宋、元本，……而我们过去讲善本，只注重宋、元本，受了很大局限。单是著录宋、元本的书目，过去已编了一些。我们现在除了宋、元本，还要着力发掘明本与清本。我主张明本一定要收，理由是我们现在之重视明本，正与明朝人重视前代宋、元本相同。” [注]（《十年苦干，抢救出善本书总目》，《顾廷龙文集》第666-667页） 3、注重稿抄校本     叶景葵先生生平即十分重视稿抄校本，故其藏书目也以稿抄校本为全目之最，顾先生曾论述了叶氏藏书的这一特点：“综君所集，稿本抄本为全书之最，古人心血赖以不湮，后人钻研有所取法。昔章君式之序君所印武进张氏《谐声谱》有云：当今藏书家竞收宋元旧椠，揆初则重老辈稿本及未刊行者。……盖章君知君特深，故能道其苦心所在。至于名家校本，或订补原著，或题识掌故，亦皆学海之珍闻，史料之上乘，所谓善本者此也，君之所以为重者亦在此。” [注]（《杭州叶氏卷盦藏书录跋》，《顾廷龙文集》第141页）叶先生的这种文献识见，对顾先生也有所影响，从合众图书馆始，顾先生即重稿抄校本和未刊孤本，与叶先生“重老辈稿本及未刊行者”是一脉相承的。叶先生对所获稿本注重整理保护，精勤疏治，无论是一签之脱还是一笺这碎，均手自检理，心细如发，付之装治，从而使之恢复旧观，触手如新。顾先生为之感叹道：“盖所谓整理者，初非排比册次卷序而已矣。”顾先生数十年的图书馆生涯，对于无数的稿抄校本，也都是如叶先生如此这般精心呵护的。     对于八旗藏书之家麟庆的嫏嬛妙境藏书目中注重稿抄本，顾先生在为此目所作跋文中认为这正是麟氏藏书的两大特色之一：“麟氏藏书之可贵者，其一自为宋、元椠本，其二则为稿本、抄本也。稿本、抄本，以治河之作为尤多，盖麟氏于河务独有精研，集思广益，故网罗甚富。如刘永锡之《河工蠡测》、熊煐之《淮扬下河水利集要》等皆未见有刊本者。” [注]（《顾廷龙文集》第126页）有些稿本在流传过程中已不知流落何所，而据手稿录出之本则“当以孤本视之”，这种思想突出地表现出顾先生对文献遗产保护的拳拳之心。[注]（《新詠楼诗跋》，《顾廷龙文集》第302页）     稿本中多有浮签，顾先生多所经验，他在《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序》中对于稿本的浮签与影印的关系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一般稿本，往往乞朋好斧削。斧削者夹浮签于内，再经作者删定，去其浮签，录于眉端。因此稿本中常见既有眉批，又有浮签。浮签与眉批未经审定，则并存。后来者更不敢妄加删定。《纪要》稿本亦有相同情况。影印时，不得已，对原天头上之批不动，照印；原有浮签，则移作眉批或移于卷末。” [注]（《顾廷龙文集》第83-84页）这样的古籍影印的方法，实为不可多得之经验之谈。     在上海图书馆时期，对于李一氓先生提出要整理出版《稿本丛刊》的提议，顾先生十分赞同，顾先生认为“首先是要摸清稿本的情况”，并提出了编选手稿书影的建议：“古人亲笔手稿，大都旁行斜上，添注涂改，古字草体，不一而足，可供赏鉴，不便阅读。为给后人一睹学者之手迹，似可先选编《清代名人手稿书影》，以资参考。” [注]（《关于整理出版稿本丛刊的管见》，《顾廷龙文集》第679页）在顾先生这种思想的指导下，2002年8月，《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全八册）出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而上海图书馆的稿本丛刊也出版在即，当年顾先生的理想正在逐步付诸实践。     顾先生晚年对于抄校稿本依然十分重视，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讨论收录范围时他认为“乾隆以后的刻本就要选一些；至于抄、校、稿本则全收。” [注]（《十年苦干，抢编出善本书总目》，《顾廷龙文集》第667页）顾先生还专门写了《中国古代的抄校稿本》一文，对抄校稿本的发展历史、类别、特征和文献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阐述。顾先生认为影宋写本“可使我们看到宋本的原样，是无价之宝。”对于抄校稿本的鉴别，顾先生认为“难度是很大的”。如“鉴别名家手校本，首先得看笔迹，继而是印记、纸张与其他因素。没有字迹对比，即使是精于版本鉴定的前辈也容易失误，不用说初学了。”“鉴别版本已从行款时代进入书影时代，抄、校、稿本重在手迹，有人甚至认为判别各家习用的格子纸就能定为何家本子，未免太简单了，因为专用的抄稿纸也往往有借用、赠送之例，不要说仿造了。”有感于此，顾先生建议应该编著抄校稿本图录，影印出版，认为这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注]（《顾廷龙文集》第465-467页） 4、刻工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     对于版本学研究中的刻工问题，顾先生也曾予以重视，在上海图书馆时期，他在研究唐宋蜀刻本的时候，曾提到刻工问题，顾先生认为：“蜀本版心下端一般都有刻工姓名。刻工中且多一族同姓之人，如单氏、任氏、文氏等。刻工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倘能将目前所能掌握的蜀本刻工姓名汇辑一下，今后推断是否蜀本及其刊行时期就方便可靠，科学得多了。” [注]（《唐宋蜀刻本简述》，《顾廷龙文集》第471页）     顾先生晚年据数十年版本学之经验，对一些版本鉴定中的实践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重刻工也重书人即其一例。顾先生认为：“自雕版之业之兴起，刻工皆记其姓名，往往在书口上，亦有在序跋后。明有记书手、镌工于缝心者，如明正德六年刻十行本《孝经正义》云‘书手陈景渊誊，刊字工江操’是也。……前哲不仅重刻工又重书人也。近有仅凭刻工之籍贯，以定其书之刻地，未敢遽信也。”此皆经验之谈。[注]（《古籍刻工名录序》，《顾廷龙文集》第160页） 5、版本需考镜源流     顾先生十分注重版本源流，他在整理古籍中，着力于将该书的版本源流弄清楚。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影印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集韵》时，顾先生便委托我进行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校勘工作，顾先生在该书的影印本序中谓：“段氏据校之毛氏汲古阁影抄宋本入藏于今宁波之天一阁，钱氏述古堂影抄宋本今已归之上海图书馆。此两本皆出于北宋庆历原刻。田世卿于南宋淳熙重刻之本，亦尚有两帙，一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一为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即此南宋覆本，已属人间环宝矣。……它日如能以淳熙本并邓印传，以供校勘，则更善矣。”[注]（《顾廷龙文集》第38页）则《集韵》一书之众版源流与收藏，于此一目了然矣。又如顾先生在《历代帝王宅京记跋》文中对该书的版本也作了考证：“按今所流传之本：一为嘉庆间裔孙锡祉及方氏碧琳琅馆所刻，一为朱氏槐庐所刻，皆题‘历代宅京记’；一为此本，与江宁邓氏群碧楼藏抄本，皆题‘历代帝王宅京记’。邓氏曾以校顾刻，颇有胜处。余以此本复校邓本均同，是善本也。”[注]（《顾廷龙文集》第90页）     对于清代段玉裁提出的“定底本之是非”之难的观点，顾先生补充道：“所谓‘底本’，又称‘必先定底本之是非’，是谓究极根源，求得其祖本，以明其是非。”可见，校勘的功夫是要通过考镜源流，在流传的各种本子中来确定众本源头的祖本，然后进行是非的判断。[注]（《版本学与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455页） 6、孤本不孤     顾先生无论是在其合众图书馆时期还是历史文献图书馆时期，无论是在上海图书馆时期还是晚年时期，都积极主张“孤本不孤”的思想，并身体力行，积极付诸实践。如合众图书馆时期顾先生所主持编辑的《合众图书馆丛书》就是体现出早期顾先生“孤本不孤”的思想，他在丛书第一集跋中谈到了丛书影印的志趣：“本馆丛书之辑，志在使前贤未刊之稿或刊而难得之作广其流传，顾非一馆之藏力所克胜任。”在具体的编辑方针上，顾先生也主张“谋集腋成裘之举”，“勿偏持门户，勿执一绳百”。[注]（《合众图书馆丛书第一集跋》，《顾廷龙文集》第126页）     顾先生注重在文献采集过程中将一些孤本珍籍抄存庋之，如1940年顾先生在《孙心青行状跋》中云：“来薰阁贾持刻本一册，索价五元，可谓奇昂，即付倪介眉传抄一本存之。”（《顾廷龙文集》第62页）又如1941年顾先生《袁塽秋京卿日记跋》中也云：“闻近有人分载报章，又有人欲为排印，均未获见，先传抄一本庋之。”[注]（《顾廷龙文集》第72页）所谓“多留一本种子，且俟来日”。[注]（《药园文集跋》，《顾廷龙文集》第72页）     在上海图书馆时期，顾先生孤本不孤的思想渐趋成熟，并将这种思想融入了整理文献的系统计划之中。顾先生在谈到他与上海图书馆的历史时回忆说：“当我跨入上海图书馆大门第一天起，就提出使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并特地筹建了上图自己的影印工场，从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前，先后有三十余种馆藏珍贵文献公诸于世。”顾先生比较赞成用影印的方法，他认为“影印出书快，既可应学人研究之急需，又保持了版本原貌，不致传讹；而排印出书较慢，且整理质量较难保证。故自1978年以来，上海图书馆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出版单位合作影印馆藏古籍的工作几乎未有间断。其中不乏孤本秘帙。” [注]（《我和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599-600页）如1962年影印了明抄本《分门琐碎录》，“现影印若干册，以便于农学遗产研究工作者的参考，并资文献的保存”。[注]（《影印分门琐碎录后记》，《顾廷龙文集》第211页）1963年影印了清道光刊本地方农书《浦泖农咨》，“这书刊行以来距今虽说不远，而传本极少，颇为难得。我馆现将原刊本重付景印，以供从事家事研究者参考”。[注]（《影印浦泖农咨后记》，《顾廷龙文集》第215页）当年张元济先生影印《四部丛刊》的整理方法，顾先生对此也感触颇深：“当先生初辟图书馆，以为只便阅览，未足以广流传，遂发愿辑印善本，博访周咨，采摭牉合，成《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等，皇皇巨编，嘉惠来学。先生尝言：景印之事早十年，诸事未备，不可也；迟廿年，物力维艰，不能也。[注]（《顾廷龙文集》第146页）元刊本《农桑辑要》为当世仅存的孤本，1979年曾予以影印，“将这部稀见的元刻本古农书影印出版，以供农业科学工作者之参考，希望能对农业现代化有所贡献”。[注]（《影印农桑辑要说明》，《顾廷龙文集》第214页）     在影印文献中还值得一提的是顾先生晚年主张“存史实之真实”，1993年11月他在为《民国名人手迹》作序中讲道：“此册所收，人物众多，或有可争议商榷者，然以文献观之，存史实之真实耳，非存其人焉。况有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之古训乎？” [注]（《顾廷龙文集》第224页）     顾先生认为文献化身千百可采用先进的方法，他在《张元济书札跋》中讲道：“龙从事图书资料之搜集保存工作有年，初亦有此同感，且谓保存固难，搜集实尤不易。既而思之，今日缩微照相之业日益发展，若随手采获，即付摄影，亦可化身千百，以垂久远。” [注]（《顾廷龙文集》第329页）     到了晚年，顾先生“孤本不孤”的思想更加丰富。1989年，顾先生在北京北苑明确提出了出版界对古籍必须择其稀见者为续命之谋，从而使“孤本不孤，秘本不秘”。[注]（《宋人佚简序》，《顾廷龙文集》第338页）1996年，顾先生在北京北苑多次谈及盛宣怀书牍的整理，认为应当将这些书牒全部拍照复印，孤本不行。[注]（王世伟.《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序》，《历史文献论丛》第34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顾先生还提出了文献人为自毁之论，他认为：“今日之管理善本，重在重印，使其化身千百，代代相传，不至淹没。昔人所用之纸为手工制造，可以经久。尝见敦煌写经六朝用纸，至今千年后披展如新。凡古书之损毁，皆出于人为。今日机器制纸印本，质脆不能耐久，出于自毁，典藏者皆应知之。”[注]（《天一阁丛谈序》，《顾廷龙文集》第95页）这对于数千年文献流传过程中的存毁聚散，实为入木三分之言。 7、片字只字，亦均珍同球璧     在整理历史文献过程中，顾先生对片字只字都十分珍视并有切身体会。在“文革”中，顾先生曾被派往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参加抄家图书整理工作，其中有许多名人手稿，如刘半农、姚石子的日记，鲁迅的手札，老舍的手稿，张元济的批注本等，但都未署名，但顾先生因熟识这些人的笔迹，“遂知为某人之物”。顾先生当时便提出将这些手迹别存，“意欲使其不致与普通书混杂一处，免遭遗失。再三考虑，即夹小条标明某人手笔，俾此后一再转手迁移，或可不致遗弃”。“文革”结束后，张元济的批校本由张树年先生领回，书中当年顾先生的小条尚在，并经后人加批云“此条可能是顾廷龙亲笔”。顾先生对此感叹道：“余欲使后人重检得此，知所珍护。时越多年，人手数更，留一小条，确能令人注意之，喜慰莫名。” [注]（《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小引》，《顾廷龙文集》第150页）这样的例子并非个别，如《元诗选癸集》原稿本中曾有夹签小纸，注有“原空”二字，又一注有“原有某句”，顾先生据此认为“这可说明此本系从另一原本传抄而出者”，可见片纸只字的重要性。[注]（《顾嗣立与元诗选》，《顾廷龙文集》第500页）王绍曾先生也曾回忆起当年顾先生整理家谱时逐页翻检的情景：“犹忆1955年先生于化浆池畔清理出大批珍贵文献，虽尘垢满面，汗流浃背，仍一往无前，将废纸包逐一解捆，逐纸逐页翻检，即使片纸只字，绝不轻易放过。[注]（《顾廷龙文集》王绍曾序第10-11页）     晚年时期，顾先生更是明确提出了“片纸只字”说，他在《宋人佚简序》中明确指出：“古代文献，为研究历史、保护文物者所重视，即片纸只字，亦均珍同球璧。”顾先生还例举了宋版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刻其背印以行的例子，其纸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可两用。“观于《王文公文集》之用纸，均钤有‘向氏珍藏’之记，何能以废纸视之！。” [注]（《顾廷龙文集》第337页）历史文献的访求保存，还来自于对文献重要价值的识见。顾先生晚年回忆道，他曾见“明季温体仁内阁时所拟批文曰《票拟簿》，杂弃于将作卷爆竹之废纸中，适为识者所见，亟保留之。此乃私家所散出之重要史料，几成灰烬！” [注]（《民国名人手迹序》，《顾廷龙文集》第223页）可见文献识见对于“片纸只字”保存的重要性。 三、校史之难，首在求本 1、校书需讲版本。     顾先生认为：“校书需讲版本，才能比勘文字。”其中有校雠家言版本的，有藏书家言版本的。 [注]（《版本学与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456-457页）整理校勘历史文献，最要者是广搜善本以作校勘之资。对于这一点，张元济先生在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为学界树立了榜样，顾先生晚年曾对张先生当年的校勘工作进行了如下的评价：“每校一史，先生必广罗众本，随手记其异文，汇为校记，然后比勘异同，拔取殊尤，如获更胜之本，则舍去前者，有抽换至一而再者。……夫校史之难，首在求本，善本难求，自古而然。先生独不辞劳瘁，持以坚毅，‘招延同志，驰书四出；又复舟车远迈，周历江海大都，北上燕京，东抵日本，所至官私库藏，列肆冷摊，靡不恣意览阅。耳目闻见，藉记于册。海内故家，闻风景附，咸出箧藏，助成盛举。’此中甘苦，傅沅叔前辈知之最深，不有记述，后人将无由知成书之难与先生校史之劳。” [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顾廷龙文集》第46页）     顾先生十分重视文献的校勘，对于校勘学的一些经典文献也胸有成竹。1979年，王绍曾先生编有《古籍版本校勘文选》（油印本），曾寄给顾先生指正，顾先生在1980年2月22日和10月30日先后复函，提到了建议增补的校勘学文选，其中包括傅增湘《校史随笔序》、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序》、《藏园群书题记续编序》、张元济《宝礼堂宋本书录序》、《颜氏家训-书证》、《九经三传沿革例》、郭沫若《影印永乐大典序》等[注]（《顾廷龙文集》王绍曾序第12页）     顾先生求众本之欲，贯穿始终，直到晚年，先生还时常为求不同版本而奔忙。在先生去世前数月，他在所写《宋刻宋元明遞修本北齐书跋》中谈到：“尝闻老辈言三朝本诸史，其修补之版各不相同，余颇欲采购三朝本之一史详加检阅，但值抗战时期，已不易得，未能实现。今则可向各图书馆借观，当可得之。日前在厂肆获睹百衲本《史记》，不同时期不同版式，洋洋大观，希望好古之士谋以景印流传，供版本学之研究，不其盛与！”[注]（《顾廷龙先生文集》第48页）对于年谱之作，顾先生认为难于资料之搜集，“必点滴积累而成，非一蹴即就之业。勤采博访，偶遇一事，如获至宝，亟以入谱，深恐一纵即逝。在同好者见之，自能称赏；在不事考证者见之，往往以为繁琐，此乃见仁见智之异也”。[注]（《文衡山先生年谱序》，《顾廷龙文集》第58-59页）而校勘工作正是建立在求众本、广博采、相比勘听基础上的。 2、        每得异本，必手自整理     顾先生十分重视文献的校勘工作，每得异本，必手自整理比勘，随见、随记、随抄、随校。这种文献整理的方法在顾先生燕京求学和燕京图书馆时期就已形成了。如1934年春假中顾先生在绥远通志馆书架上发现了《归绥远道志》稿本，顾先生随手把书中引用书目中少见的书名抄录了下来。[注]（《绥远方志鳞爪》，《顾廷龙文集》第418页）又如顾先生1939年离京南下之前在北京的“隶古定居”曾对《朝鲜纪事》的上虞罗氏刻本和从书肆获见的旧抄本进行了互校，“与罗本相校，颇多佳胜”，在《朝鲜纪事校记》中详细地条记了顾先生的校记。[注]（《顾廷龙先生文集》第413-417页）上海图书馆时期，顾先生曾为叶景葵先生书跋序，对叶先生的校勘工作进行了描述，实际上用来形容先生自己也十分恰当：“每得异本，必手为整比，详加考订，或记所闻，或述往事，或作评騭，或抒心得，而以鉴别各家之笔迹，眼明心细，不爽毫黍。” [注]（《卷盦书跋后记》，《顾廷龙先生文集》第153页） 3、        校勘不能择优而从     古籍整理校勘中时常有“择善而从”的说法，顾先生对此颇不以之为然。他在1988年3月20日写给王绍曾先生的信中说：“近读古籍整理校勘（全称已心不起）第二期中有一文极校勘不能择优而从，甚是甚是！择优而从，伸缩性太大。况现代学者与古之学者所见差距尤大，岂能一言为定，没有作过校勘工作者，他不理解，真所谓夏虫不可与语冰。思误一适，岂可与外行道哉！。”[注]（《顾廷龙文集》王绍曾序第16页）但对于这一点，顾先生也不是绝对这样的认为，在他给张元济先生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中曾讲道：“先生校史，不独定异文是非，助援据众本，择善而从，融死校活校于一炉，自卢（文绍）、孙（星衍）、黄（丕烈）、顾（广圻）以来未尝有也。当有清乾嘉之际，治史校史之风浸盛，然厉樊榭、全谢山、杭大宗等咸专治一史，自嘉定王西庄、钱竹汀并肩崛起，校勘全史，形势为之一变。王氏《商榷》，钱氏《考异》，其博大精深，后人论之者众矣。然王、钱均以过人的精力，以推理校勘为主，而宋元旧本，未获多见，故虽能举其疑误夺失而无所取证。……先生所加斠语，少则一二字，多至数百言，无不执中至当，动中奥窍。其诣力所到，时与王、钱诸人相发明，而精审且或过之。盖先生以本校本，均以善本互校，故其改正谬误，咸有依据，与王、钱推理校勘有所不同。”[注]（《顾廷龙文集》第45-46页）故顾先生表扬张先生的“择善而从”，是基于他“援据众本”、“以本校本”、“善本互校”这一前提的。 4、不宜轻改前人之说     在燕京研究院毕业后，顾先生便开始了数十年的整理历史文献工作。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期，他在《雪夜校读图跋》中对前辈所论“考据之学，务求证富，验其通假，始能成说”之论十分赞同，“若单义孤证，徒炫新奇，何足徵信。年来考据之风甚炽，类多游辞不根之谈。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并认为以上这段话为当时“针对时病之论也。” [注]（《顾廷龙文集》第242页）然今日读来，又何尝不是针对今日时病之论呢？！     在上海图书馆时期，顾先生因担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之职，与天津周叔弢先生在版本鉴定问题上有所交流，顾先生曾谓“鉴定版本，非见真凭实据者，不宜轻改前人之说，举以相质，承许鄙言为不谬”。[注]（《自庄严堪勘书跋》，《顾廷龙文集》第242页） 5、版本优劣校勘后可知     对于众本之优劣，顾先生认为必校勘而后可知。当年顾先生曾遇《春秋繁露》明弘治本，检读数章，误字触目，因未议价即还之。或以为弘治本世不多见，认为顾先生失之交臂，于是顾先生取《四部丛刊》所收清影印聚珍版详校一过（因聚珍本曾经《永乐大典》本校补订正，实沿宋本而出，称为善本），“于是确知其一无佳胜也”。“然清刊诸本若聚珍版书本、乾隆十六年董氏刊本、抱经堂本、嘉庆乙亥刊本，均较明本为善。……噫，旧本之优劣，必校勘而后可知，非旧本尽善也，或有佳椠，历年既久，沧桑屡经，流传遂少，自甚可贵。至若当时坊本，雕板既劣，校字未精，而善本渐多，乃为淘汰之未尽者，传至今日，虽同罕觏，事实霄壤，倘执迷于旧本为必善，不加审择，不亦傎乎！。”[注]（顾廷龙.《春秋繁露跋》，《顾廷龙文集》第20-21页）顾先生早年即对《集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海图书馆时期曾将上海图书馆藏之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予以影印，并将钱抄与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进行了对校，从而得出了如下校勘的结论：“今就毛抄与钱抄言之，两本版式行款完全相同，应为从同一底本所出”，“可知祖本则一，印本有先后耳。” [注]（《影宋抄本集韵跋》，《顾廷龙文集》第38页） 6、文字是版本目录学研究实践的基础     顾先生自小对文字学十分感兴趣，早年曾师承外叔祖王同愈：“龙早年往来外叔祖王公栩缘家，时见其伏案检校，盖补正《说文通检》之末一卷，名曰《说文检疑》。后龙学作小篆，往往为疑难字所困，读公书始有所获。公为吴愙斋先生大澂之高弟，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深有研究，以数十年之力累积而成。1927年春，公聘龙为馆师，乃得侍坐左右，时蒙教诲。”[注]（《小篆疑难字字典后记》，《顾廷龙文集》第36页）故顾先生文字书法，也可谓曾师承吴大徵，从喜而摹之吴氏书法入手，更得研求吴氏之学术。以后又编有吴氏年谱。进入燕京研究院学习时期，曾问学于胡朴安、闻宥等著名文字学家，燕京研究院毕为时的研究生论文《说文废字废义考》正是研究古文字学的，他在论文的序中讲道：“余弱冠始习许书，从事段、桂、王、朱之书，得识文字之义例。四年而后读器铭卜辞，其文字则真商、周遗型矣。……据《说文》以溯金文、甲骨，是为阶梯。”[注]（《顾廷龙文集》第24-25页）燕京研究院毕业后，顾先生还专门编纂完成了《古匋文孴录》一书，“余夙好古文字，以匋文未有专录，刻意搜访。……于是手抚孴录，分别部居，汰其复重，选其完整，慎校阙蚀，严区真赝，凡传摹之字概不敢卒然收入，诚恐豪釐之失遂成千里之谬。”[注]（《顾廷龙文集》第35页）闻宥先生在《古匋文孴录序》中讲到：“起潜平居治学宗其乡吴愙斋先生，故书中多采其说。”     在上海图书馆时期的1961年，顾先生还参加了沈尹默先生倡建的上海书法研究会，当时选举研究会理事七人，包括沈尹默、郭绍虞、沙彦楷、潘伯鹰、朱东润、王个簃、顾廷龙等。     顾先生自燕京大学毕业后，由于其颇好书法，顾颉刚先生便以《尚书文字合编》属顾先生相助，顾先生欣然应命，后法国伯希和来访，顾颉刚先生就以敦煌本《尚书》摄景事面讬，而顾先生好唐人书法，精心映摹，颇以为乐，自觉不工，则重写之。[注]（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后记》，《顾廷龙文集》第14页）后因战争和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此事暂告停顿。胡道静先生在为《顾廷龙文集》所写序中谓：“学长晚年，由公子诵芬迎奉在北京憩养，仍不废学术研究，著力于《古文尚书》之探索，著《尚书文字合编》，为唯一之《古文尚书》研究力作。”（《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7月）通过对《古文尚书》的研究，顾先生认为，敦煌写本和旧抄本与后来的唐写本在字体上有所不同：“最初的隶古定本都是用正楷写的古文，但后来的本子就有别体和俗字混淆其中。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条例》说：‘《尚书》之字本为隶古，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古字。今宋、齐旧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鑿之徒，务求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疑惑后生，不可承用。今皆依旧为音，其字有别体，则见之《音》内，然亦兼采《说文》、《字诂》，以示同异者也。’我先后所见敦煌写本及日本旧抄本，与《经典释文》所说，完全相符。敦煌本《释文》所作古体字，乃真‘隶古定’字，无别体和俗字。唐写本中别体、俗字和隶古字夹杂在一起，不仅《尚书》如此，《史记》和《汉书》也是这样，……因此，唐写本多异体字是一普遍现象。这些异体字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寻，……。”[注]（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前言》，《顾廷龙文集》第9-10页）顾先生这里提出的文字的异体演变是一个研究者尚不多见的课题。顾先生早年所研究的古陶文字，其重要之点正是据以取甲骨、钟鼎及各种文字比而观之，以察文字变迁之迹。顾先生晚年对于这一课题发表了他数十年来整理文献的心得。他认为：以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例，其中曾收集当时所存篆籀古文九千多字，其所据则为汉代字书与战国的古文，“而经过长期转展传抄，字形几经变化。继由篆文隶定，往往又以字形相近者互相混淆，以异体演变之迹不可据以揭示，惟有从甲骨、钟鼎和竹木简帛书等实物材料中寻其踪迹，引补其谬缺。”而各种文字各有其众多的异体别字，“异体字者，或曰别体，或曰俗字，或曰佛教难字，若从各体分别搜集而总汇之，庶可明辨其孰为隶古，孰为沿误，孰出意造，孰为变体，详察其演变之迹。此当为研究文字学者之重要课题。”顾先生的这一识见，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从二十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文献整理中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注]（顾廷龙.《沈子它簋拓本题记》，《顾廷龙文集》第176页）顾先生晚年致力于整理旧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尚书文字合编》。他在1985年7月19日写给王绍曾先生的信中讲道：“龙已退居二线，拟整理旧稿，否则身后尽成废纸，昔日沉浮杂务这中，文字久荒，假我数年，重温旧业，则幸甚矣。”[注]（《顾廷龙文集》王绍曾序第18页）     顾先生本来能够对异体字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工作太忙，一直未能集中精力于此。顾先生去世前三年，他在给我的信函中感叹道：“我颇感异体字问题很有研究。但须吃饱饭，没有任务，才能为之。我有条件，而老不中用耳。——唉！”[注]（《顾廷龙致王世伟函》1995年5月26日）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顾先生在这方面多有心得，原本是可以在异体字专题上作出很大的学术贡献的。 正是这种文字书法上的造诣，使顾先生在鉴定版本时往往能据文献中的字体笔意提出鉴定的识见。如早年顾先生在孙伯渊处见到吴大徵至王懿荣的信札墨迹数巨册，十分逼真。但在借归传抄中“因谛视其笔迹语气之不类也。及至论甲骨一通，系节录王静安语，于是破绽毕露。既得明证，遂即辍笔。” [注]（《簠斋尺牍跋》，《顾廷龙文集》第81-82页）又如1950年初，古今逸史本《华阳国志》徐森玉和赵斐云两先生审定为何义门手校本，而非惠栋所临校。“余核惠跋笔迹，与何来类，复参阅潘博山兄《藏书家尺牍》所采义门手札，笔意相同，徐、赵两先生之言可信。”[注]（《华阳国志跋》，《顾廷龙文集》第75页）     这种根据字体笔意鉴定版本的例子在顾先生晚年也时有所闻。如1987年秋，上海古籍出版社为出版《古本小说丛刊》，假济南开会研讨，顾先生应邀前往，顺访山东省图书馆，时任宝桢馆长取一写本请顾先生鉴定，展卷后，先生从首页中指一“也”字，谓此为唐写本，阖座为之惊叹，此即据字体鉴定版本之一例。[注]（《顾廷龙文集》王绍曾序）顾先生晚年在给《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所作序文中谈到了当年叶景葵所藏《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曾请杭州的张其昀教授鉴定，“张则专研地理，搜采顾氏遗事甚勤，其所藏顾氏尺牍极有价值。先生正欲觅致顾氏墨迹，以便与稿本对证。获此尺牍照片后，即细检全书，发现稿本中字迹与尺牍相似者，不下数百处。进而考察稿本中其他字迹，按所书不同字体，其中最易区别的有五种，有褚书、蔡书、欧书、赵书，以及字体在欧、褚之间者。而所表达内容，多属彼此相互商订、删改、校改、加签、加注等用语。……从而断定‘此书体大思精，采摭宏富，重修之役，分任众手，能以一人鉴定之，而又纲举目张，秩然不紊，此可就一贯之精神而决其为生前手定者也。’换言之，他根据对字体的鉴别和对体例的分析，确认此稿本乃集众人之手，由顾氏生前手定的重修本。”[注]（《顾廷龙文集》第81-82页）     在数十年的历史文献整理工作中，顾先生对于文字学在古籍整理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窍谓校雠之学，自汉刘氏向、歆父子导夫先路，千载而下，文字形体之变迁，传写摹刻之讹譌，遞演益形纷繁，自非殚见洽闻，无能为之疏通证明。” [注]（顾廷龙.《涉园序跋集录后记》，《顾廷龙文集》第148页）同样，顾先生认为，整理古籍必先识字：“要整理古籍、整理稿本，不识字怎么行？稿本和亲笔尺牍，都是很重要的资料，假使字不认识，以意改之，全失真意：必致误己误人。” [注]（顾廷龙.《古籍整理二三事》，《顾廷龙文集》第680页）     对于古籍整理中普遍进行的标点工作，顾先生认为须加以完全的标点符号：“编校古书，必须加以完全的标点符号，人名、地名必须加专名号，如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及《二十四史》那样。以前出的标点古书，人名、地名都无标号，实际上是点而不标。[注]（《整理出版古籍小议》，《顾廷龙文集》第676页） 7、注重版本目录学人才的培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古籍整理工作开始重新受到重视，顾先生专门撰写了《整理出版古籍小议》一文，其中专门谈到了培训专研人员问题，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顾先生指出：“大学文科应设古典文献学系。创设研究所，将素有研究者组织起来。大学生或研究生都必须有一定的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的基本功，将来各专一经，分别研究。凡古籍专业人员，能通外语固好；如对外语没有学过或学得不深的，大学生似可许其免修，加深其古汉语的研读。青年中有自学古书而一定门径或基础，能否破格招为大学生或研究生，广开才路。” [注]（《顾廷龙文集》第676页）     顾先生晚年曾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的兼职教授，培养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生，其中包括在复旦大学求学的日本学生高桥智。1988年8月，顾先生在高桥智回日本之前，向他赠送了《滂喜斋藏书记》并在书上跋云：“此家刻朱印本，已甚难得，高桥智同学喜研中国版本目录之学，明日即将返国，因检赠此本，藉以留别。” [注]（《滂喜斋藏书记跋》，《顾廷龙文集》第144页）     顾先生认为叶景葵先生的道德文章“为时所重”，并指出叶先生“毕生不急功近名，无疾言厉色，奖掖后进，与人为善”。[注]（《叶景葵杂著后记》，《顾廷龙文集》第257页）实际上这也正是顾先生自身道德文章的生动写照。     严佐之先生原来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即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并先后完成了《古籍版本学概论》和《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顾先生为其作序中曾提到对严佐之的鼓励：“君好学深思，泛览群籍，于是有志于目录学之业。后即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受业于徐震堮、程俊英、周子美诸教授，学业孟晋。余尝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潜心探索，收效必宏’之语勉之。”[注]（《顾廷龙文集》第118页）顾先生这种对后学的关怀与鼓励，着实令人感动。     以上我们大略从目录、版本和校勘三个方面重点分析介绍分析了顾先生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综观顾先生一生四个时期的版本目录学思想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燕京图书馆以及合众图书馆和上海历史文献图书时期是顾先生版本目录学思想的萌芽和形成时期，上海图书馆时期是顾先生版本目录学思想的发展成熟时期，而晚年时期则是顾先生版本目录学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完善时期。顾先生之对历史文献的保护与整理研究，源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也源于内心对历史文献保护的使命感和胸中的爱国情怀。他在《涵芬楼烬余书录后序》中论述了历史文献的功用：‘我国五千年文化，巍然居世界第一者至夥，而文籍为尤盛。自甲骨造端，而简牍而卷轴而雕版而活字相继代兴。典籍恢闳，先民创造之迹乃得赖以久垂，故家乔木，文献系焉，令人油然兴爱国之思。” [注]（《顾廷龙文集》第146页）顾先生作为一代古籍版本目录学大师，他的版本目录学思想是宝贵的学术遗产，研究包括顾先生在内的现代古籍版目录学家们的学术思想，是当代古籍版本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命题，笔者愿意在这方面做些添砖加瓦的工作。 作者简介：王世伟，上海图书馆教授，上海图书馆学会理事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图联大都市图书馆委员会常委。著有《图书馆学文献学论丛》（2000年）、《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2000年）、《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2002年）、《历史文献论丛》（2004年）、《图书馆服务与创新发展论丛》（2005年）、《世界著名城市图书馆述略》（200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