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嘉文：《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出版座谈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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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出版座谈会发言 2015.12.16 林嘉文

尊敬的李裕民先生、曹伟院长、张艳云老师、范希望老师、贾连港老师、胡耀飞兄，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崔人杰兄，以及西安中学的校领导和各位老师，还有媒体的朋友：

    请允许我首先为自己今天要念稿发言致歉，因为一般来说随性的脱稿漫谈可能效果更好，且通常更合乎我的习惯，但我尤其想在今天这个场合用念稿这种形式上的严肃和控制来表达我对各位的尊敬和感谢。其次要感谢各位老师腾出宝贵的时间在今天下午前来为我和我的这本不入门的小书赐以斤斧，感谢下午因有课而未能与会的王双怀老师赐书为我祝贺。一般老师们其实都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因为免不了要讲套话，即便是实话实说，未免也会因耗费时间而让人觉得兴趣寡然，但老师们今天还是拨冗前来，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薄面，这全蒙老师们对后学的拳拳关爱和郭老师的支持，所以我今天感激倍至。

    我这本小书主要完成于高一期间，后经胡耀飞兄引荐，由崔人杰兄操刀，现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我在私下里时常讲，作为出版稿，我并不满意书稿现在的样子，不仅因为我知晓自己的书稿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更因为它甚至并非书稿的原貌——崔人杰兄在编辑时删减了全书的一些注释和正文，同时调整了原稿绪论的位置。但现在平心而论，那些正文和注释之所以在出版时被删减，要么是被编辑觉得有碍阅读，要么是本身谈的太散漫了，总的来说还是我的问题。当初写作这本书时，受限于出版要求、紧促的时间以及糟糕的身体状况，很多东西弄得都很粗疏，而且当时曾反复思虑要不要出书，因为我出上一本书纯属偶然，那只是初中时读书之余的戏笔，我当时也可以说是有意，也可以说是无意，专门选了一个不关乎我专业方向的内容为选题，自打交稿以后，我一眼都没再敢重看那份稿子，因为感觉以那本书语言之轻薄和错漏之多，恐怕会压得我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吧。后来我觉得自己年轻，出书越早积攒的都是黑材料，其实我自己一不贪财二不贪名，写文章只被我当作是督促学习，但是我很怕成为众矢之的，因为现在社会上的舆论其实也不太偏袒年少有名的人，历史学本身也不是什么要拿来张扬的学科，所以当初很犹豫出这本书。不过最后还是出了。

    这次这本《救斯文之薄》本身要比上一本要严肃很多，我自己态度也比较认真。书稿叫《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其实原名叫《北宋庆历年间的新政、党议和新儒学运动》。一开始我是奔着叙事的目标去写这本书的，这个可以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几节内容里看出，第一、二章的一些写法可不单单是为了吸引阅读，里面涉及的景物典故，我都做过必要的考究。但我后来发现真正高标准的、精致的历史叙事本身比完成一般的史学论著难度还大，而一般依据大众材料做出的普通叙事，像过去程应镠先生的《范仲淹新传》以及其他几本范仲淹传记，其实做得已经比较到位了。所以越到后来，我的写作意识越发转向去解决问题。在这之中，我在宋代政治史研究方面有了三点体会，分别是批判借鉴“活的制度史”，解构传统的问题意识，以及超越旧的政治史历史书写。

    关于宋代士大夫政治、党争还有新儒学运动，从材料利用上来说，即便充分参考墓志和方志，能对传统文献起到的补充也极其有限。上世纪的宋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都是静态的，到后来就给人题无剩义之感，或者说选题还有不少，但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难以提升。新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为了突破这种困窘，强调从实际运作的角度重视制度和人事的联系，关注人事对制度的解释、运作甚至创造，以及制度背后的权力关系，也就是包公和邓老师他们提出的所谓的“活的制度史”。这套想法后来又有所扩展，开始关注文书传递、政令运作，另外还有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当然这之中还有不少尚待辨析的概念，比如政治文化，它的概念边界其实特别模糊，近来也有滥用的趋势。

    我自己在研究庆历新政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了这些经验。因为对庆历新政在材料的搜集上，不会有什么重大突破了，所以就需要在理解上上一个台阶。之所以要把庆历新政放诸北宋新儒学运动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就是为了点明范仲淹有超越救治时弊的现实目的而志在起兴斯文的追求，以及庆历新政本身有着救斯文之薄的更大目标，从而也就把庆历新政从通常的历史叙事中脱离出来了，因为一般的宋史叙事都会将庆历新政视作北宋变革现实弊病的前奏，而忽视它作为范仲淹等人实现儒家理想的个性化尝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这种基于北宋新儒学运动的大背景的考察同时也解释了庆历新政失败原因中的两点——一个是苏舜钦讲的新政的很多措施被世人认为“皆非当今至切之务”，显然并非所有人都能体会范仲淹那种志在斯文的精神；另外就是在新政还未实行和实行的初期，科举士人们在大目标上的趋同遮盖了他们在具体事务上的观点分歧，进而导致了新政的夭亡。除此以外，包括我在书稿中对五代至宋初文学革新与政治文化之关系的梳理，以及我对五代至宋初士大夫“文”“吏”属性演化的论述，这些想法，都是基于对文化发展和政治态势的互动关系的关注这样一种大关怀而得出的。

    另外，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历史书写，我在书中粗略地对作为政治概念的庆历新政和范仲淹进行了文化阐释，这也是对本世纪初以来宋代政治史新研究方法的借鉴。我提出，在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笔下，在朱熹等南宋理学家的著述中以及在明季士大夫的议论里，对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的描述不断走向抽象化和符号化，成为体现他们政治立场或者精神诉求的载体之一，这种现象遮蔽了和塑造了后来人对范仲淹以及庆历新政的通常认知和考虑思路，进而限制了研究。

    但是，“活的制度史”以及对权力关系、人事网络的研究固然开辟了宋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的新路径，可方法、理论的提升或许并没能从根本上为政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升境界。近年来我们宣讲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问题，也无非是将对典型政治事件中参与者的关注由主要士大夫转移到一般士大夫——也就是所谓的“小人物”——身上，另外就是留心像强至那样的下层士人的境遇，还有就是关注基层运作、基层的社群组织，以及深化对多样化士人关系网的复杂性的研究。其实这些问题意识本身并不难考虑到，只能说以往相关的研究积累不足，显得这些问题有新意，但随着新世纪以来宋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很多领域的研究空白被迅速填充，平面化的研究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似乎陷入了一种新的停滞。我觉得未来的政治史研究还是要对传统的大问题保留一定兴趣，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要求，也是学人自身素养的要求。但问题意识本身又不能不发展，这就要求对北宋政治史的研究不仅要提升研究方法，更要去解构传统的问题意识。

    比如本书中提到的党争问题，在以往，没有人怀疑过党争本身这个问题成立的条件和动态性，即便是寺地遵、平田茂树的“政治过程论”——这是黄宽重先生认为的宋代政治史研究新趋向的范本——也强调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最下层之间势力集团的联系。我记得陶晋生先生在他的名著《北宋士族》的书末还曾制了一张十几页的表格叠在一起，梳理从赵匡胤到北宋中期士族的婚姻关系。但正如我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士人间的姻亲、同年等关系和他们的政治取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逻辑，譬如欧阳修与胥偃是翁婿，却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反目。以士人关系来分析政治事件，往往会不自觉地带有某种先设立场，如我在书中提到的，在滕子京用公使钱的事上，有些著作为了证明王拱辰是其他参与弹劾的台官的幕后主使，就举例王拱辰在滕子京被轻责后依然不依不饶，说王是为了借范滕的同年关系压倒范。这种想法本身就未加考量地先设了朋党之争的事实存在，可在同一著作中，作为所谓的范仲淹同党的杜衍却因公然批评滕子京的贪污行为而被誉为公正，这是典型的先判断了好人坏人，有二重标准。况且王拱辰在进奏院狱中作为苏舜钦的荐举人之一同样弹劾了苏，所以即便最终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顺应了王拱辰的一些情感，但断然不能将这些政治事件上升为有谋划的政治阴谋。在以往对士人人际关系的梳理中，那种具体化的趋向往往是有选择性的，本身对士人关系的研究追求的是细化，可实际上学者容易在追索中一叶障目。我觉得真正细致的考察会得出的是在所谓的有联系的士人关系网之下，更密致的是面临具体事务时无取向规律的选择行为。因为看似同道的士人，在一些时候却会有分歧；所谓对立的双方，却常常在执行某件有着立场倾向的事情中有着妥协和配合。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一些在北宋中期看起来摇摆于改革和保守之间的人物了，比如张方平。

    对于所谓的党争，我的态度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摒弃党争这一先设的印象，而从具体情境里士人行为的利害角度入手。樊树志先生研究明代东林党，他直接说党争向来就是不存在的，只是一套舆论攻击的说法，这种想法也不合适，且不论樊先生那些文章，完全是顾宪成他们说什么樊先生就信什么，他这种论断，本身也是以偏概全，忽视了作为历史表述的党争，其真实性时有时无的动态。历史上在一些时候，党争是确实存在的，但另一些时候它只是纯粹的舆论工具，所以还是要具体地看待，不能犯范式癖。另外，那种情谊关系对政治取向的影响作用是极不稳定的，所以就像我在附录那篇文章的开头提到的，像类似于何冠环先生的《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曾枣庄先生《文星璀璨》那些研究，基本都是由因寻果，从一个同年科甲榜单入手，看这个榜单上的人在一些他们共同参与的事情上的表现，而类似祁琛云老师的《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那样的研究则是由果寻因，通过考察士人社会背景的共性，寻找其中有没有科甲同年这个因素，若有，则进而推论科甲同年关系对事件当事人的行为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窃以为，由因寻果的遗憾在于可以去考量、解释的事件的范围受到了局限，而由果寻因则会使得在探寻事件发生机制的时候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最典型的就是祁琛云认为景祐党政的产生是由于欧阳修等人不满高若讷作为同年却不和他们立场一致声援范仲淹，可这只是祁琛云的逻辑推测，文献上一点影迹也没有，相反，至少在台面上所有人都是从政见分歧的角度攻击高的，可见政见矛盾至少是主要矛盾，况且同年意见相左很常见，祁琛云是预先觉得同年就该一致，才会推论欧阳修他们曾以同年之谊拉拢高并因高“为谏官而不能辨”的不合作生气。

    其实，反思这种不自觉的立场先设——或者说惯常的学术路径依赖——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显而易见的悖论，之所以以往对庆历新政的研究总是自然地顺着党争这条思路走，其实是被欧阳修、苏舜钦他们的表述以及一些历史书写误导。欧阳修他们自己没有史家的后见之明，是不会从新儒学运动的背景去观察他们自己的，但是作为实际政争的亲历者，他们在后来的历史解释中会自然地向读者传达他们的立场。比如解释王拱辰等人行为的阴谋论，就是最早出自苏舜钦自己写给友人的书信；把公使钱事件说成是借机搞党争，这也是欧阳修《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里的说辞，今天人很多见识也基本还就是沉浸在古人的一面之词里，当然，北宋士大夫写文章本身都很强势，感染力很强。

    在以前，对庆历新政的研究，被人简化成了几个事件点串联起的过程，天章阁对策、争城水洛、公使钱事件、奏邸之狱，这都是欧阳修、苏舜钦他们强调的几件事，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些事情跟庆历新政关系不大，特别是跳出那种附会的党争史观后再去看它们，一些说法的价值就不复在了。相反是一些中间过程的事，比如苏舜钦致信批评范仲淹，以前人注意的不多，诸葛忆兵老师注意到了，但是我觉得他理解得不合适。不是苏舜钦在信里说他对范仲淹失望就失望了，责怪本身就象征着不放弃，况且其实苏舜钦写的很明白，他提那七个建议的目的就是“欲阁下之誉复如当年”，提的建议里除了立皇储，别的大体在方向上和《答手诏条陈十事》出入不大。不过我们确实有必要超脱旧的历史书写从而认识到欧阳修、苏舜钦、范仲淹、富弼等这些人之间细致的分歧，包括认识到对他们的评价的抽象性，因为南宋以后史学经世致用的作用越发凸显，而且伴随着一种忧患意识，所以像朱熹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这背后有现实振作的需要，也新儒学塑造道德完人的需要，把范仲淹等人以及庆历新政的形象都扭曲了。

    关于历史书写这块，仝相卿老师10月份发了一篇分析欧阳修写神道碑的文章，他最后在文末讲的把神道碑当作文本（text）而非客观文献（written documents）来看，其实也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不过他批评王瑞来老师没弄清欧阳修写文章的背景，可他自己引用的范仲淹晚年说自己“大忤权贵，几成废放”的话其实也不是很支持他的观点，相反王瑞来老师原来在几篇文章里其实是有意识到欧阳修他们在庆历新政后的思想转向的，而且王老师跟我一样，把这种思想转向方诸一种对儒道理想追求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仝老师在小注里说王瑞来老师推断范纯仁对吕夷简有私愤这一点在文献上不可靠，这或许算得上反而是他自己把text当成了written documents。所以，虽然反思和超越历史书写很重要，但也该对目的论抱以适度运用的态度，在进行史料批判时不能忘却自我审视。不过仝老师那篇文章还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通过墓志和神道碑的对比看出富弼和欧阳修二人在写作时的立场差异，但实际上像富弼这些人，后来在具体的实现儒家治道的手段方面依然有想法上的变化，这点我在书的第四章里也有说明，只不过欧阳修转向算是比较早而且比较明显的，你像东英寿先生他们从日本天理阁本欧阳修的集子新辑出的那九十六篇欧阳修书简里有几支是范仲淹刚去世时欧阳修写给在徐州照顾范仲淹的孙沔的，其中就有表达对“打破名目，号为党人”的悔恨。当然，富弼这一块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更细致的地方，除了《两宋名贤小集》里有《富郑公诗》一卷，他没有传世文集，这恰恰是李裕民老师指出的值得再努力的方向。

    以上交代的三点，批判借鉴“活的制度史”、解构传统的问题意识、超越旧的政治史历史书写，其实只是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里产生的诸多想法中的部分，而且有些也只是停在想法层面，书稿里也不见得充分地拿实证把它们表现了出来，主要是学识，还有我的精力、出版要求都不足够支持。所以我丝毫不觉得有这样一本小书出版，我对庆历新政，对北宋中期的新儒学运动和政治史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就可以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了，相反，这本书仅仅只是我研究的开始，故而以后还望各位老师能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