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军：吴金华《三国志》代词校诂略论

狂人

一、引言

《三国志》问世以来，研治者历代不乏其人，领域涉及历史、文献、语言诸方面，其中语言方面的研究尚且薄弱。从语言研究的历史看，六朝以来的注释、校勘、训诂、笔记等著述对《三国志》代词时有论列。著名语言学家、文献学家吴金华先生长期从事汉魏六朝文献的整理与中古汉语的研究，尤其是对《三国志》校诂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就斐然，备受学界瞩目，《三国志校诂》（1990）、《古文献研究丛稿》（1995）、《三国志丛考》（2000）以及《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2001）、《新世纪之初《三国志》校勘问题的思考》（2001）等集中地体现了先生毕生精力潜心研究《三国志》的成就与治学思想。先生校《三国志》，傍引博据，宏洽淹通，考究精严，辨驳明审，将现代文献学、语言学的理念贯彻于《三国志》整理与语言研究中，对《三国志》代词多所发明，不仅集合了前人成果，更有自己的心得，对古籍校勘、文献语言研究以及辞书编纂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本文试图对先生上述成果所论代词勾稽爬梳，总结其校勘思想与方法以及代词的学术价值，以示对魏晋六朝语言文献的研究与整理之意义。

     二、校勘思想与方法   

    （一）校勘的运用   

   1、版本互校与有疑则阙的原则

《新世纪之初《三国志》校勘问题的思考》一文说：“新世纪的校勘，应当是一种以现存重要文本的认真互校为基础，由深化或拓宽的知识所驱动，最终以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求得实证的校勘。”先生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高度，诠释了校勘新的特质。

校勘不能脱离版本。版本互校选用善本至为重要，这是校勘学的灵魂。先生以《元典章校补》启示我们：“先求得底本的异同，然后考定其是非；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古来许多校勘学者的著作，其最高者如王念孙、王引之的，也只是教人推理的法门而不是校勘的正轨，其下焉者，只能引学者走上舍版本而空谈校勘的迷途。”

校勘要坚持信而有征，有疑则阙的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古籍的校勘要走出扫尘式的怪圈，……还须坚持有疑则阙的原则。”这是校《三国志》应持的态度。

2、博考他书异文与他校法的运用

从古籍中搜求有关异文，这是开展他校的基础工作。若不参考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的有关著述，不参考宋元明清版本系统所显示的版本演变方面的信息，不参考现当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校点者在异文的弃取及理校法的运用上肯定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并导致若干种失误的发生。《新世纪之初《三国志》校勘问题的思考》一文以清何焯、易培基与赵幼文为例，阐释了异文对校勘《三国志》的意义：

第一，某些异文来自古本，……多少能反映出梁代流传的古写本的局部面貌，这类异文对今本的校勘最有价值。第二，某些异文，系撰书人改易《三国志》原文而成，……这类异文对探讨古书演变及语言变迁的规律颇有价值。第三，某些异文，随着撰书人节缩原著或改编原著而出现，……这类异文对研究文献编纂学等等不无价值。第四，某些异文，也属于古书传写翻印过程中出现的讹误，研究这类讹误现象，对古籍校勘也有帮助。

先生善用此法校释代词。如，中华书局校点本《魏志·董卓传》：“拥兵自卫”，绍熙本、南本作“拥兵自为”。《三国志补注》广征袁宏《后汉纪》、《孟子·告子上》、《庄子·天下篇》、《吕氏春秋·分值》与《淮南子·兵略训》为他校材料，又以本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为本校材料，证“自卫”当是“自为”之讹，作拥兵自强，为己谋利解。《三国志待质录》考《史记》、《汉书》、《文选》、《晋书》诸书，认为“楚则失之矣……”（《魏志·陈思王传》）衍“之”。

3、通例的研究与理校法的运用

古书行文，常有特定的格式，如《三国志·蜀志》以“先主入蜀”指刘备入川等。搞清这类通例，可为理校法的运用开辟新的领域。理校法与通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古书通例的不断发现，理校法的用武之地必将不断扩大。如《魏志·崔琰传》注引《魏略》：“公忿然曰……”《<三国志校诂>外编》以为当从《通志》作“太祖”，上文皆称曹操为太祖，此处称“公”，与叙事之例不符。

4、校勘 、文化史、训诂相结合。

从事校勘，不仅要充分利用版本，而且应与文化史、训诂等相结合，这样方能以全方位推进的姿态登上新台阶。《新世纪之初《三国志》校勘问题的思考》一文说：“校勘与训诂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纠缠在一起。当校勘和训诂各得其所的时候，读者才能从中受益。” 《三国志》的校诂工作即是从古籍整理、文化史及辞书编纂等角度来开展的。《三国志校诂前言》说：

     就训诂而言，随着时代的变迁，读者与魏晋语言的隔膜与日俱深，书中需要注解的古义时语势必与日俱增。拿释义最详的卢弼《集解》来说，其中标明“未详”及存疑备考之处已为数不少，而迄无校注的疑难字句又屡见不鲜，这些问题显然是我们整理《三国志》时无法回避的障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训诂问题往往跟校勘问题纠缠在一起，我们如果不作深考，就有可能把古书弄得面目全非。

如中华书局校点本《蜀志·关羽传》：“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轻己。〔自〕羽之出军……”卢本作“素皆嫌羽自轻己，羽之出军……”卢弼《三国志集解》:“《通鉴》无‘自’字。”标点本《校记》:“‘自’，据《通志》改。”《三国志校诂》以为“自”似不误，“己”属衍文，“自轻”即“轻己”。结合吕叔湘《读三国志》释“自”为“相”、“见”之例，广检《魏志》之《武帝纪》，《蜀志》之《先主传》、《刘封传》、《杨戏传》，《吴志》之《周泰传》、《孙坚传》（注引《续汉书》）、《吴主传》（注引《吴书》）、《陆凯传》、《王蕃传》诸证，又上溯先秦《韩非子》用例，校勘结合训诂，旁征博引，信而有征。

5、电脑与语料库的使用。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利器。电子语料库以及相关文献检索技术的开发，不仅会提高古籍的利用率，而且也会给古籍整理带来极大的便利。就校勘而言，利用这一技术，无疑会提高他校和理校的准确率，质量与效率会超过先前。“电脑时代的到来，使我们的研究具有了比过去更便利的方法与手段。”先生远见卓识，上世纪90年代就已使用相关电子语料校勘《三国志》，是积极的践行者。

   （二）对《三国志》传本的利用

1、不主一本与选择工作底本

先生校《三国志》贯彻“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理念。从事互校工作，都必然以某一种本子为主而以其他本子为辅，问题在于用什么标准选择什么本子为主。先生总结易培基会校和集注的特点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在易氏心目中，传本的渊源要早，传本的误文要少，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西爽堂本才适宜作会校和集注的底本。就选择底本的标准而言，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可见，底本的选择须考虑质量特点。传本的渊源要早，误文要少，这是选择底本的两个标准。先生一语道出了校勘之真谛。至于“择善而从”，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善”的标准。“择善，就要注意《三国志》的本体研究，从三国时代的思想文化、历史事实的考察到章法、句法乃至一词一字的分析，都在研究的范围之内。”

古书往往传本众多，传本之间的关系往往盘根错节，一般人在利用时难以把握其分寸。《三国志》传本有数十种之多，以殿本、金陵活字本、局本以及百衲本最为通行。“殿本源出于监本，书后附有考证，多所发明；金陵书局本源出于冯本，在版式编排上眉目清楚，便于检阅；局本源出于毛本，有后出转精之称；百衲本则以其近古存真的特色尤其引人瞩目。” 先生广搜异本，对其渊源、异同、优劣做出公允的判断，发现并揭示了不同版本的意义和价值，为校点者和读者研究与利用指示了门径。不拘个人之好恶，取科学与客观之精神，成就超越前人。

（1）卢弼《三国志集解》的金陵翻刻汲古阁本

卢弼推崇金陵翻刻汲古阁本。他在《三国志集解·序例》中，对《三国志》的各个版本，作了如下评价:

宋元旧刊，可资参证，间有误失，贵能鉴别。衢本初印，已难餍意，三朝修补，益失庐山。冯氏精校，世称善本，俗书破体，讹夺亦多。西爽无足齿数，陈本妣缪百端。金陵翻雕汲古，后胜于前。

金陵翻刻汲古阁本虽有版式编排眉目清楚，便于检阅的优点，但也存在不足，“卢氏《集解》以金陵翻刻汲古阁本为底本，他在《集解序例》中认为自己所用的底本‘后胜于前 ’，诚然可备一说；但他又说‘西爽无足齿数’，凭空贬斥，颇有意气用事之嫌。”柴德赓《史籍举要》也指出，《三国志集解》“版本不以宋绍熙本作底本，而以金陵翻汲古阁本为据；杂引各本互校只记异同，不能定其是非，无所适从”。

（2）易培基《三国志补注》的明刻吴氏西爽堂本

易培基《三国志补注》以“明景北宋本”的西爽堂本作为底本，“此实胜南、北监及近刻诸本。”（《三国志补注》卷前“丁未春分易培基记》）先生以《三国志补注》与诸本对照，揭示出《三国志补注》的独特贡献，展示了西爽堂本的不可取代的价值与功用，“一本在手，众本可见，这是易氏《补注》给我们提供的最大方便。陈乃乾校点本的不足是：一旦校点本的文字发生了阙误,读者不去查阅金陵活字本、局本、殿本和百衲本，就弄不清那是底本错了还是新版本的排印之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用西爽堂本跟校点本对校一通，并参考易氏的注文。校点本的阙误便能很快被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西爽堂本作为《三国志》的一个善本，应予以重视。

（3）中华书局校点本的金陵活字本与岳麓本的百衲本     

     中华书局校点本是海内外影响最大的汇集众长的新版本，它用百衲本、金陵活字本、殿本、局本‘“互相勘对，择善而从”。《出版说明》未交待其工作底本。先生以校点本为工作本，与百衲本、殿本、局本、金陵活字本分别勘对，认为金陵活字本就是校点本的工作本。由于没有说明工作本，当校点本中出现了一般性的印刷错误时，校点者、读者就无法断定是印刷错误还是底本之误;校点本第二版的印刷错误多于第一版，这跟不明工作本而不便核对有直接关系。厘清版本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校点本的修订与研读奠定了坚实基础。岳麓本是以百衲本为工作底本，而百衲本是民国二十年商务印书馆据宋绍兴本、绍熙本配合影印而成的。先生《岳麓本<三国志>出版说明》与《岳麓本<三国志>修订后记》二文对百衲本论列颇为详尽，此不赘述。

2、《三国志》对校版本的利用

（1）古写本残卷的开发与利用

二十世纪出土了《三国志》的五种古写本，如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等，它们与唐五代以后的出现的刻写本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字数总和不及陈寿原著的百分之一，但对于《三国志》的整理和研究往往有着一字千金的价值。以残卷跟宋刻本或陈校本比照，文句上可以发现不少极有研究价值的差异，展示了古写本多方面的文献价值，这些古写本为现当代学者深入探索提供了突破口。如校点本与金陵翻刻汲古阁本“非君子所为休戚者哉”（《魏志·臧洪传》）句中“君子”一词，宋元以降的旧版都作“吾子”，由于看不到陈琳书信原文，难断是非，先生以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对校，证“吾子”当是。

（2）日本静嘉堂藏本《吴志》的参校价值

    日本静嘉堂本《吴志》是《三国志》极其罕见的珍本。此本过去号称“北宋咸平单刻本”(简称“咸平本”)，它大约是南宋初年根据北宋本重刻，是唯一保存了咸平本原貌的版本，其许多优点都被绍熙本《吴志》沿承下来，所以，对于《三国志》其他重要版本的刊误工作很有参校价值。如《吴志•华覈传》载其上疏曰：“斯运未至，早弃万国。”《新世纪之初《三国志》校勘问题的思考》认为陈校本的“斯运”似通非通。绍熙本、殿本等早期版本作“期运”，跟静嘉堂本相合，显然是正确的。“斯”字来自晚出版本，晚出版本往往因校刻粗疏而发生讹误，有些讹误很难发现。不落实互校工作，这样的讹文很难发现。

（3）宋元明清旧刻本的利用

   先生用于对校的版本和资料，可谓集宋元明清旧本之大观，特别是百衲本(绍兴本、绍熙本配刊)、晋写本残卷、西爽堂本等清代学者难以见到或未曾见过的资料，使读者对《三国志》传本的认识有了立体化的轮廓，诸本异文的汇录, 为发现疑点和研究问题提供了线索和资料。以新时代的学术眼光，吸纳一切可资利用的新旧资料，这是超出前修时贤的一大特点。如《魏志·管宁传》：“此岂版谒所可光饰哉！”中句“此岂”，百衲本、《宋本册府元龟》作“岂此”，《<三国志>待质录》以为作“岂此”是宋人所见如此，“此岂”也可通，但不见得是原本面貌。

    三、代词的学术价值      

   （一）辞典编纂

《汉语大词典》(下简称《大词典》)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对汉语史的研究成果作了历史性的总结，代表了当今辞书的最高水平。随着研究的深入，必然有许多地方需要补充、完善。对《三国志》代词加以研究，可以补正《大词典》的若干不足。

1、补立词目。

汉魏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代词，如“他余”、“此曹”等，《大词典》未立词目，先生的校诂成果可资补正。如《三国志校诂》释“他余”:

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劳烦之役，捐除他余之务，以为军戎之储。(《魏志二十三·和洽传》/657页)

华按:“他余”，犹今语“其他”、“其余”，同义之字平列。《吴志·华覈传》载其疏曰:“至如他余辎介之妖，近是门庭小神所为。”《大藏经》卷十二吴支谦译《佛说阿弥陀经》卷上:“所语辄说经道，不说他余之恶。万此亦当时习语。

又《<三国志校诂>外编》采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之说，释“尔曹”又以《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与《后汉书·阳球传》相比类：

《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此曹子将欲图我邪？”《后汉书·阳球传》：若阳球作司隶，此曹事安得容乎？”刘氏谓“此曹子”犹今言“这帮人”，“此曹事”犹今言“这等事”。

《大词典》失立“此曹”，此例可补。可见《<三国志校诂>外编》“无心插柳”之功。

2、匡补释义。

《三国志校诂》释“他家”：

    又人家治国，舟船城郭，何得不护?(《吴志二·吴二主传》/1145页)

    华按:称他人为“人家”，当时口语也.又有称他人为“他家”者，《汉诗》卷九乐府古辞《东门行》:“他家但愿富贵，贱旁与君共哺糜。”

《大词典》收“他家”一词，未列“他人”之意，《三国志》中“他家”虽无此用法，但《三国志校诂》所列《汉诗》卷九乐府古辞《东门行》，正可补正。

“老子”一词，《三国志校诂》以为可用以称第二、三身，为不敬之语。此用法《大词典》失列。如：

若以“老子”称代第二身，则为不敬之语，如《后汉书·赵孝王良传》注引《续汉书》载甄阜、梁丘赐移书讥刺刘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单绔骑牛，哭且行，何足赖哉!”黄侃《读后汉书札记》指出:“此老子二字见书之始。老子犹今言老儿，其自称老子，犹古人自称老夫也。然今人通以父为老子，故自称老子则为侮慢之词，更无人称人为老子，此亦古今语言之情不同也。”以“老子”称代第三身者亦然，如《吴志·甘宁传》注引《江表传》载甘宁劫曹营后，孙权喜谓宁曰:“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此“老子”指代曹操，犹今言“老家伙”之类。翟颧《通俗编·称谓》论“老子”云:“必当时无以称父者，故得通行不为嫌。若《五代史·冯道传》耶律德光诮之曰:‘汝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更显见其称之不尊矣。”似此，“老子”为不尊之称，至唐五代时犹然。

《大词典》误释《吴志•甘宁传》注引《江表传》“足以惊骇老子否”句中“老子”为“对老年人的泛称”，当以《三国志校诂》释不尊之称“老家伙”为妥。

    另“老子”又作“大老子”，《大词典》未论。《三国志校诂》论列至详：

“老子”，亦作“大老子”。《全晋文》卷二十四王羲之《增运帖》:“吾于时地甚疏卑，致言诚不易，然大老子以在大臣之末，要为居时任，岂可坐视危难?今便极言于相。”《搜神记》卷五叙王祐事:“祐曰:‘卿许活吾，当卒恩否?’答曰:‘大老子业已许卿，当复相欺耶！’”《宋书·沈昙庆传》:“常谓弟子曰:‘吾处世无才能，政图作大老子耳!’世以长者称之。” 贾思勰《齐民要术·养羊》:“牧羊必须大老子心性宛顺者，起居以时，调其宜适。”在士庶等级相当森严之南北朝时代，放牧老人被称为“大老子”，无怪乎士人以为鄙称矣。

3、补缺书证。

源流并重是《大词典》的特色，但在引用书证方面，《大词典》一些条目书证的源头或流尾缺失，就辞书编纂工作而言，这也是应当弥补的欠缺。如：

        何苦  ③犹何妨，何害。《南史·陈伯之传》：“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担何苦。’”

    以《南史》为第一书证，时代偏晚，忽略了三国时期的文献，如《三国志·魏志·后妃·武宣卞皇后传》：“正使祸至，共死何苦！”遗漏了这一书证，词义发展演变的线索就隐而不显了。卢弼《三国志集解》认为“正使祸至，共死何苦”句“苦疑作害”。《三国志校诂》以为“苦”字不误，另举《魏志·曹仁传》、《太平御览》引曹操《军策令》、《宋书·刘粹传》诸证，正可资补。

二、文献校勘

就版本而言，《三国志》和《三国志注》先后以写本形式流传了六七百年，后经辗转翻刻，各种版本讹误较多。对《三国志》代词加以研究，有助于《三国志》的进一步整理。

（1）正异文之误。如：

          若苗秽害田随风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别乎（《魏书·公孙渊传》注引《魏略》）

《三国志集解》：“宋本白作自。”卢氏引宋本异文，但未下断语。《<三国志集解>笺记》

以为当从之。“自别”当是成语，谓自别于有罪之人，相当于今语“划清界限”，证之于以《汉

书·赵充国传》：“……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又《王莽传》：“……欲以自

别不受诛。”二句，可见语言是校勘的重要证据，能为《三国志》的校勘提供有力的佐证。

        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侪，良筹妙画！（《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卢弼《三国志集解》：“侪疑作侯。”《三国志待质录》以为“侪”字似可通，史文中常见“我后”、“君侯”、“公侯”之类尊称，又《管锥篇》“太平广记”一七五则“吾人”条说，“吾侪”跟下文“子”互文，用作尊称。揆之文义，得语柢矣。

（2）正倒文之误。如：

是以获罪主人，见攻逾时，……（《魏书·臧洪传》）

    此句“是以”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作“以是”，《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初探》一文以为：“颇疑‘以是获罪主人’即‘以此获罪下文’，下文‘而足下更引此义以为吾规’，其中‘此义’二字似可为‘是’(此)的注脚。今本《三国志》作‘是以’，相当于连词‘所以’。意义与‘以是’不同。” 当据改。

（3）正脱文之误。如:

    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魏志·明帝纪》载太和四年二月壬午诏）

《三国志集解》引用《太平御览》而未下断语，中华书局校点本无“朕”字，也未作校补，易氏据《太平御览》在“岂”下补“朕”，《易氏<三国志补注>今证》对校三本，认为当从易氏，进而从诏书文理与传本源流两方面伸论之，以为可补唐宋以来诸本之阙。

范自谓羲曰事昭然卿用读书何为邪于今日卿等门户倒矣（《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

《<三国志集解>笺记》以《资治通鉴》卷七五、《通志》卷七九都有“此”字，疑本文偶脱。

（4）正衍文之误。如:

    三公奏曰……并奏可之。(《魏志·后妃传》注引《魏书》)

卢弼《三国志集解》：“之字疑衍。”《册府元龟》卷二九没有“之”字，《<三国志集解>笺记》以为可据以删去：“‘奏可’是凝固性的公事术语，如本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曰:‘……奏可。’又《三少帝·齐王芳纪》注引《魏书》：‘……奏可。’”校勘与诂训比证，使卢氏推断得以确立。

   厷又问：“若此公免退，谁当代之？”壹未答厷。厷曰：“得无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语近之也。”（《吴志·潘濬传》）

《三国志待质录》以为“得”下“之”为衍文，“‘得之’当涉上下文‘代之’、‘近之’而衍，郝经《续后汉书》 卷六十一无此二字，似可据删。”

   （三）文献训诂  

《三国志》中疑难字句较多，有的与代词有关。如果不熟悉魏晋代词的用法，训诂时难免发生误解。先生诂解代词，辨析疑义，祛疑明微，字清句明，有助于中古汉语的研究。《三国志校诂》释“人”、“尔”、“比尔”、“我公”、“自”、“尔许”、“乃耳”之类皆如此。如：

卓至，肃等格卓。卓惊呼布所在。布日:“有诏”，遂杀卓。(《魏志·董卓传》)      

“所”用作疑问代词，是汉魏新兴用法，用于询问方所。《三国志校诂》以为“所在”即“何在”，魏晋口语。《校诂》广征多种文献资料，史书如《后汉书·董卓传》，《三国志》之《后妃传·武宣卞皇后》、《曹爽传》（注引《魏略》）、《吴书·妃缤传·孙和何姬》（注引《江表传》），干宝《搜神记·三王墓》，子书王羲之《十七帖》，字书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笔记周一良《<三国志》札记》，类书《太平御览·鬼神部》，佛经如西晋白法祖译《佛般泥恒经卷下》、吴康僧会译《须大拿经》，发掘至深，至为精当。

    （四）标点匡谬。如：

不若仆逮，如何快心，复君之仇，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国之所念也。（《魏志·毋丘俭传》注引文钦《与郭淮书》）

“若”为指示代词，义为这样。《三国志校诂》以为“不若”犹不尔、不然，“仆隶”当属下。可见，不明代词用法，标点就会出现错误。

综上，《三国志》代词的校诂成果可直接服务于辞书编纂和古籍整理。在中古汉语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如何深入发掘其价值，应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本文原刊《凤鸣高冈——吴金华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11月。原文有46个脚注，因格式问题，无法发到公众号上，敬请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