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居渊：一篇被遗忘的经学史讲义

狂人

说起近代中国经学史的著作，一般都会提到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和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皮书是专著，刘著是讲义。其实，刘、皮的著作虽然各具特色，但都不是近代最早的经学史著作。在他们之前还有另外一位著名学者，同样对早期的中国经学史书写作出过很大贡献，他就是在1902年担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经史教习的浙江黄岩学者王舟瑶。

　　王舟瑶(1858—1925)，字星垣，一字玫伯，号默庵潜园、墙东居士，黄岩县城天长街人。他少时在黄岩的九峰书院读书，后入杭州诂经精舍学习，得到了著名汉学家俞樾的赏识。光绪二十八年（1902），受上海南洋公学聘，与蔡元培同教授特别班。这年，京师开办大学堂，受聘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经史教习。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光绪二十四年创立，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之一，设有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其中的经学一科就设立在师范馆，共分为十一门：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附理学。每一种经都有一个学门，例如“尚书门”、“毛诗门”等。在本科之外，还设有通儒院，大概相当于西方大学的研究院。事实上，当时所谓的经学科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仅仅是诸多功课中的一种，隶属于文学科，而经学基本上也从专经研究改变为经学史的讲授。王舟瑶编写的《京师大学堂经学科讲义》（以下简称《经学科讲义》），即是为当时京师大学堂经学科学生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教材。全篇两万字左右，分为“论读经法”、“经学家法述”、“群经大义述”三部分。综观整篇讲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第一，学习经学史是对现世社会的关怀。如作者在该篇讲义的自序中说：“奋爱国之热诚，明合群之公理，以德育为本、以智育体育为辅，共矢如伤之志，各成有用之材。”在“论读经法”中，作者强调通经致用，认为读经的目的首先是有益于心身，有关于国家。不必像清代乾嘉学者那样皓首穷经而斤斤于名物制度的考据，而是把它当作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脉动来理解，从而为现实服务。

　　第二，学习经学史是为了变革与自强不息。如作者在该篇讲义的“通变篇”与“自强篇”中一再强调变革之义。分别列举了俄国的彼得大帝以及英、美、法改革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来阐发《周易》所具有的改革涵义。同时，作者还认为经学史研究不仅需要借鉴西方的理论，而且还需要诠释经典的当代价值，提倡新的研究中国经学史的方向和方法。

　　第三，为学习经学史提供了新的入门途径。如作者在“论读经法”中指出：《周易》是明天人之道之书，在十三经中最为精微。程颐《易传》发挥人事，切于心身，深得孔子学《易》寡过之旨，所以学习《周易》应该先读程书，而希望了解汉魏易学的，则可阅读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尚书》是讲政事之书，但是经文简奥，须明训诂，清人孙星衍的《尚书古今文疏证》可作参考。《诗经》可以陶冶性情，但是清人的《诗经》研究偏重名物训诂的考证，很少有阐发诗中的兴观群怨之旨，其中值得一读的是陈奂的《毛诗传疏》，等等。

　　第四，以“专经为目，以时代为纲”的经学史研究。作者总结了历代经学研究的成果，对每部经典历史的编写虽然只是举大略而已，但是都从先秦一直叙述到清代，基本做到了举要籍、明源流、辨得失、重考证，言简意赅而无轩轾，颇便读者了解。同时，作者在叙述过程中非常注重学术规范，每每详加出处，对读者来说有案可稽。

　　王舟瑶的《经学科讲义》虽篇幅有限，但在当时不仅受到学生的欢迎，而且直接影响到皮锡瑞和刘师培的经学史写作。尤其是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不但与《经学科讲义》名称上相似，在内容安排上也颇为一致，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贯穿于他的经学史研究。所不同的是，《经学教科书》在《经学科讲义》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工作。《经学科讲义》作为中国晚清时期书写中国经学史的首出作品，对推动近代以来中国经学史研究，自有其特定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