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下的梦呓（原刊《狂人》第九期）

狂人

写作的可能

——《狂人》的困惑与愿景

吴景传

作为禁忌下的梦呓的《狂人》，终于艰辛地进入又一个新的学年。
其实，我一直担心《狂人》受到误解的，特别是有心人热心人的误解。重新提笔为主要栏目《大学何为》写文章，对照第四期《恰同学少年——谈谈〈狂人〉与星驰论坛的发展路子》一文中的“批判精神与建设志向”“大学故事与人间情怀”等论述，《狂人》进步了吗？如何坚持、突围和改良？我要说什么呢？是一些辩解吗？还是反思？还是新的愿景？摩挲着钱理群、陈建功先生热烈而深切的信件，回忆着匿名的文学院教授、诗云书社陈瑶兄和许多许多好心人对报纸的资助，盘算着三万份六万张十二亿字的发行，以及省内外读者朋友、网友的关心、批评、责难、鼓舞，忐忑不安。

从宣扬在禁忌下梦呓，到探索禁忌下如何梦呓，回过头才发现，我们对于什么是“禁忌下的梦呓”一直存在困惑，这是一个关于写作与生活关联性的问题。

有一回读到《圣经》里的一句话，“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小溪”，在想，如果写作也能这么清新，多好！昨夜给一位报纸的读者发信息，有些煽情吧，大致是说，一直渴望写作能连接美好、健康、温暖、友谊，一直期待爱是读者作者们相知的共同语言，即便是苏世独立，也不是沉郁孤绝。

提出这么些愿望，是因陆陆续续接触些写作者，包括一些优秀的作家、诗人，发现许多过得很不好，生活中的性情与作品中的性情甚至完全分开，很让人怜悯的。如果写作成了一种单纯的艺术创造、表演或者发泄，多多少少，有些遗憾。这么说并非否认作家营建艺术、虚构艺术的天才，是觉得应该有另外一种两全的可能。在终极上，写作是在探索一种幸福，而爱，应该作为写作的共同认知而贯穿始终。文学，是一种艺术，更应该是一种生活，两者的终极意义是一致的，都是在探索幸福、爱和美的彼岸。

19号那天和解如光老师有过一次谈心。他问我对于丹的看法，我说，我很赞赏她的勇气和聪明，可是，如果谈吐、容颜、风度、生活能够与其所倡导的思想更一致些，那就更好，“学者使电视深刻”，但文化传播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艺术的贩卖，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即使是表演，好的演员也应该是活在剧中的，就像河大人最敬爱的常萍老师，活在诗中。曾经在网上看到陈平原先生谈广东文化的一篇文章，文章似乎有这么一个观点，南方人对文化的认同是心态上的，而北方人多些是在物态上。我和陈先生同乡，从南方到北方，同样经历了对家乡文化和他乡文化的一点思索。我觉得他应该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北方特别是中原文化，是许多具体的存在，如文物、典籍、文艺和一连串的历史，这一些是可以捉摸得着的具体的物态上的文化，而南方人，更多的是将先民当年从内陆迁移到南方的文化，内化为心性、伦理并生活其中。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偏颇，我依然期待写作者是用真心感知而写作的，并且沿着进步的感知而生活进去，而非在现实世界之外，以寻找理想世界为名，刻意去体验、构筑一个虚幻的自我。

那对于真体验呢？

许多优秀的作家自身的生活也是一种审美对象和精神资源的，而某些“不近人情”的体验可能因能凸显神性而使得一切变得深刻。鲁迅、史国良、弘一、海子、金岳霖、徐志摩等等，后人对其理解，恐怕更多地是从其生活姿态出发去感知其作品，而其独立人格也使得其作品更加光辉。

可是对于大多数没有非凡毅力、才情、境界、机缘的写作者，某些带着牺牲式的体验是否值得倡导呢？首先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是否该兼顾那么多的社会诉求呢？老师万山在师母仰华的新著《山水之间》后记中提了这样的寄望：“作为丈夫，我希望写作成为健康、友谊和快乐的连接点，当然这样的写作很难触摸到灵魂的痛点，但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意外的收获，那是另外的事情了。”可以吗？我奢侈地认为是可以的，尽管这一种两全、两难的境界很难达到。

我探访过一位开封的诗人，作序者在他诗集里强调了他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处男，八十年代以来开始在开封城卖报纸为生，四十多岁了，一直未娶。我是报以敬意的，当我阅读完他的诗歌并走进他的卧室，从他杂乱、恍惚的眼睛下，从他不满、彷徨的话语中，从他布满灰尘的书籍上，从他故作镇定的诗歌里，我读出了一种深深的悲凉。受不住就罢了，却偏偏在自己的一个园地里极不情愿地高度自信却又高度自卑。非凡的才情和毅力是需要各种机缘和天才的，刻意的体验可能将因为违反本心而走向无奈的体验，某些体验对毅力和才情太苛求了，太苦，受不住，就别逞强。

体验在某些作家看来，多半是为了实现一种前瞻和敏感，而许多前瞻和敏感却换来了误解、孤单、忧郁。前瞻和敏感难道就注定着与孤立、绝望相伴？思想家一定痛苦吗？诗人一定早死吗？蓝棣之先生以为，“一切文学经典都是有病呻吟”，许多文艺批评家也认为，“真正的文艺家都是病态的，是具备悲剧精神的。”我深明担负人们精神诉求、审美诉求的作家们在体验、自我牺牲方面具有天然的力量，可也担心，这种可爱可敬的追求方式如果长此被一再强化，是否会酿成刻意生活、为文学而文学的失真写作？是否会助长人文学者对自身公用的夸大？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否仅仅是一种思想、艺术的贩卖？是否能建立起深切的关悯？包括身体和心情的关悯。去年年末我在星驰学生讲坛讲述《我等着你还俗——漫谈出家人的眼泪》，当时说“文人有刻意制造凄美的情结”便遭到台下同学的批评，在自后收到的信息中，同学还是基本认同的，但这是一个关于写作者自身阶层的关键问题，包括我们这些做文字媒介的朋友，都不愿意去公开质疑写作的动机。故而，在我们对真作家们的体验付出、艺术天才报以敬佩的同时，我们同样鼓励更多承受能力不强的大多数作者多思索发自本心的其他表达，而这种表达，这种梦呓，是最终为了达到一个美、幸福的彼岸。

这便是《狂人》在坚持民主、批判立场而赢得广泛赞誉后的另外一个期许：文学作者应认真生活，理解自身的极限，应尊重、理解其他社会门类的复杂性和价值。

人类历史很大部分是通过文字和器物而为后世所知的，而操控这种文字、器物信息表达权的自然是文人阶层，文人阶层自然会为自己阶层立言，自然会强调人文的意义与价值。许多搞人文工作的，正是基于这一话语权的优势夸大人文的价值。而工业社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实证性、高效性无疑大大鼓舞了科学家们的探索，也助长了科学家们对人文的无知蔑视。于是出现了一个人文主义者不满、自诩、孤单、嫉妒、偏颇的尴尬境况。这些年许多人文与科学的论争，包括大学校长、行政领导的学科出身的论争，都甚少建立在尊重彼此功用与价值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作为一家大学的民间报刊，在确立其基本的独立姿态后，对各种社会门类的功用的广泛关切、深切尊重十分必要。应在一种平等交流中工同构筑鲜活、积极、真诚、善良、美好的大学人文风景，避开牢骚而作仇恨而作嫉妒而作，在狂的背后，需要足够的沉着与冷静，而沉着与冷静，则需要更大的愿力和决心。

那么，禁忌下的梦呓应该有一个前提：认真生活、尊重、宽容，爱，贯穿其中。

我是在困惑中完成此番思索的，深夜的安静依然无法厘清我的思路，我的愿景严重而真诚。

依然以《圣经》的句子作结，期待《狂人》有新的作为，期待尊重、宽容、爱，期待一切人认真生活，期待爱成为我们的共同认知，“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

                                                                                    11月3号夜于明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