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秀岩：汪少华《中国古车舆名物考辨》(书评)

狂人

乔秀岩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本书绪论引许嘉璐语：“传统‘小学’原本对文化现象是十分关心的，但是当它向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比较彻底地离开了经学附庸的地位之后，也就远离了文化……传统‘小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原本就是文化，或者说‘小学’就是为文化的阐释而产生的，而那个时期文化的最集中的记录则是经书。”此话提出较深刻的问题，只有权威学者才敢讲，而且话也只讲到这里。“文化”一词可以包含人类认知的一切内容，而且小学阐释的对象毕竟是语言。因此，“小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是文化”，实际上几乎等于说“小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是经书”。小学“离开了经学附庸的地位之后”，也就离开了小学产生发展的土壤，这就是现代训诂学的尴尬处境。传统训诂学主要的阐释对象是经书，失去主要阐释对象的小学，如同无米之炊，不知能做出什么饭来。笔者作为行外人，感觉近二十年来训诂学家研究的重点似乎在中古以后词汇、敦煌俗字等，包括经书在内的先秦两汉经典文献的训诂研究并不活跃。出现这种情况，除了避熟就生等现实考虑外，“经学附庸”成为一种咒语，束缚了学者的思想，未尝不是一种原因。且不论外行人妄言是否得当，现在作者汪少华毅然研究先秦两汉车制，以《考工记》、《左传》等传统经典中词语为一方面的研究对象，犹如空谷足音，反而显得新鲜。本书另一方面研究对象是出土遗物。在训诂学和考古学的交叉点上，作者对照文献和古器物进行研究，是本书的突出特点。作者考虑到读者或不熟悉有关研究情况，引录前人有关论述务求详备，致使外行人如笔者也能容易理解问题所在，这对作者的考订也增添了格外的说服力。本书对所有关心经学、古代车制以及传统训诂的人，无疑都是一部好书。

既然是“考辨”，本书主旨不在于提供系统知识，更重要的是，本书的考辨具有尖端性，论述又较稳妥，因此能够引发我们对学术方法的思考。

作者自述其研究具有“训诂学向考古学、科技史靠拢和介入”，在其间“建立桥梁”的意义（见〈绪论〉）。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当中，《尔雅》归《孝经》类，与《仓颉》、《急就》等属“小学”类不同，说明今日所谓小学的内容不完全包摄在经学范畴内，而训诂经典《尔雅》则属于解经性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是《诗》学的一端，魏人糜信解剖蛤蟆以论《月令》“反舌”（见《月令》疏、《太平御览》等），清人程瑶田参考实物作《九穀考》，似乎都有一种科学实证精神。但经学毕竟以探讨经义为准的，不能与科学研究等同视之。比如《考工记》贾公彦疏对器度数字不厌其烦地说明计算方法，而对名物考实全不措意；假如郑玄注说“如今之某物”，贾疏只说“郑举汉法以为况”，不管此物形状如何，因为具体形状无关经义。乾隆年间林乔荫自序《三礼陈数求义》说：“舍义而陈数，固无由见先王体性达情之故；而舍数而专言义，又何所据而得其明备之实。则是二者不可偏废，而因数寻义，庶几近之。”光绪间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也说：“有经学家之小学，有金石家之小学。”所以经学家的训诂在现代人看来往往不合理。《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杜注：“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本书第119页，作者赞同许嘉璐“靽是套在马臀部的皮带”的观点，但文献上见到的“靽”（或“绊”）都是拘绊马足的绳子，见不到“靽”作为“套在马臀部的皮带”的例子，所以只能“推测《左传》的‘靽’有可能是类似‘緧’‘鞧’的鞁具”。孔颖达的解释与此不同：“驂馬挽車，有皮在背者，有約胸者，有在腹爲帶者，有縶絆其足者。從馬上而下次之，‘在後’正謂在足是也。”靽是拘绊马足的绳子，和杜注说“在後”似乎矛盾。孔颖达解释说，杜注“在背”“在胸”“在腹”“在後”，应该是由上而下的次序，所以“在後”实际上就是“在足”。诚如作者批评，孔颖达这种解释十分牵强，不能说明杜注为什么说“在後”而不说“在足”。但孔颖达至少勉强作了解释，并且对经文“韅靷鞅靽”四物列举的次序也给出了条理。以“在後”为臀部，认为“靽”是臀部的皮具，但不知为何物，固然是科学的态度。但科学有时无法满足经学的需要，所以经学有自己的解释方法，尽管这种牵强的解释也被后来的经学家纠正。

先秦两汉车制，当时的工匠自然非常清楚，当时乘坐的贵族们对车上各部位的名称也应该熟悉。考古学家渠川福认为：“目前，已有数以百计的先秦古车标本出土，比之汉代学者，我们虽然年代更为久远，但条件反而可谓是近水楼台，得以不断增加的新的实物资料与《考工记》以及其他先秦文献进行直接的对比研究。至于对汉人及历代学者的释说，我们的基本态度应当是参考而不盲从，摆脱而不抛弃，毕竟他们的成果还未可一笔抹杀。”（第21页引）笔者相信渠川福是一位优秀的考古学家，对先秦古车遗物有深入研究，所以能自信如此。他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惜他不研究历史文献，所以一提到文献，只能甘拜下风。何以见得？我们且先看蓝永蔚的观点：“出土文物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片面性，而文献记载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性。文献记载自然也有传讹不实者，但经过订正辨伪之后，仍是最主要的科学资料。特别是包括《诗经》《周礼》在内的儒家经典，自汉以来研习不衰，师承家法门户森严，其学术渊源的清晰可辨，保证了其诠说的科学性。……东汉去古不远，郑玄、服虔等人为一代宗师，其对诸经的诠释均据有不容置疑的第一手资料，如果没有充足的论证，是不好轻易推翻的。”（第17、181—182页引）我们从先秦的实际语言开始考虑，诚如本书（第96页）引王力说，“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词的意义是被社会所制约着的”。但语言完全同质的社会范围相当小，阶层、地方、时间都造成不同程度的语言差异。后来有人载之文籍，用的是文体语言，或许有类似普通话性质，已与口头实际语言不同，在扩大通用范围的同时，这种语言具有较多的人为因素。之后这些文籍被口诵、传抄，中间不断地经过程度不同的改编。近年来出土战国及汉代帛书、竹简，证明传世古籍都渊源有自，并非后人杜撰，同时也显示在具体字句上，和传世古籍之间仍有较大距离。借用蓝永蔚的说法，可以说“出土文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片面性，而传世文献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性”。马王堆《周易》、郭店《缁衣》等都是当时可能存在的千百种各不相同的文本中之一种，与传世文献无论什么版本都大同小异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不难推想，从经书的萌芽形成开始，一直到汉魏注家编订以前，一种古籍的不同传本之间以及各种不同古籍之间，也经常发生互相影响，因而加大了经书的普遍性。乾隆间学者褚寅亮写《宫室广修考》，根据经书等文献记载考订周代士阶层宫室各部位的长度，如东西序内六丈、序外两夹室各广一丈五尺、两房一室各广二丈等等，不可谓不详审，但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周代士阶层居住的房屋，每家都按一张图纸做得一模一样？这种设想显然不合情理。但经学家必须这样考订，才能达到他们追求经义的目的，这就有一种抽象、概念性。经学必须将经书字句的意义一一讲通，而且还要在各种不同的经书以及其他古籍记载之间互相参证，解决其中的矛盾。然而经学的这种抽象化、概念化倾向，不仅体现在汉以后学者的研究注释中，也体现在经书文本逐渐固定化的过程中。总而言之，先秦古籍尤其经书的记载，包含较大的普遍性以及抽象、概念性，与先秦任何时间、地点的实际语言以及具体事物都不完全符合。渠川福虽有“新的实物资料与《考工记》以及其他先秦文献进行直接的对比研究”的设想，两者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这是通过经书等文献进行名物研究的第一点问题。第二点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今天传习的经书文本莫不经过汉魏学者校订注释，如《三礼》经过郑玄整理，而郑玄以前的情况,即便“师承家法门户森严”，能够窥知的具体情况亦不过九牛一毛。蓝永蔚说“文献记载自然也有传讹不实者，但经过订正辨伪之后，仍是最主要的科学资料”，但我们的订正辨伪工作，其实以恢复郑玄等校订的原貌为最终目标，一般而言，无法再追溯到郑玄等人校订以前的状态。试想我们看到的《考工记》是郑玄校订注释的《考工记》，文本、字句都是郑玄手订的，岂能有人做出比郑玄自己更精确的诠释？显然无此可能，除非郑玄的解释自我矛盾，或者和其他先秦古籍之间有矛盾。可见蓝永蔚说汉人的诠释不好轻易推翻，的确如此，但这不是因为郑玄等古人的诠释精确无误，而是因为今人没有比古人更早的文献资料可以拿来对照，进而判断郑玄他们的正误，只好以郑玄他们的理解为唯一标准。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我们只能满足于了解郑玄理解的先秦车制，知道郑玄指称的部位概念，做到这一点已相当不易。然而这样了解到的概念，自然无法和具体的出土遗物之间打上等号。这种问题并不困扰经学家，因为他们研读的是圣贤编写的经书，探讨的是经学大义，本来不怕抽象、概念性。但训诂学如果“离开了经学附庸的地位之后”，就要面对这一理论难题。哪一天训诂学找到对此问题的答案，或许要改名为历史语言学也未可知。至于考古学家直接研究古车遗物，可以突破郑玄的局限，知道郑玄所不了解的先秦古车细节。但对车上各部位最好自己起名字，不要“与《考工记》以及其他先秦文献进行直接的对比研究”，因为所谓的“《考工记》以及其他先秦文献”并不是考古挖掘出来的先秦遗物，而是屡经历代学者改造的传世品，这一差别相信考古学家应该最为清楚。

对汉魏注家以后的经学情况，我们拥有较多资料，有可能做到“其学术渊源的清晰可辨”，而且经学学说的沿袭性又十分突出。欧阳修说得好：“后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馀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诗谱补亡后序〉）南宋卫湜赞同此说，编撰《礼记集说》，其〈后序〉说：“窃谓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盖后人掇拾前言，而观者据新忘旧，莫究所始，先儒之书日就湮晦，此予之所慨叹而《集说》所由作也。”只有通过搜集对比先儒著作，辨析何说为因袭旧说，何说为作者创见，才能看到经学学说的发展，也只有通过这一方法，才能了解某一观点的创立是由何人在何等思想背景下发生。可惜卫湜慨叹的“据新忘旧，莫究所始”状态，在他以后也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至今谈论经学的言论很少免此失。解决这一问题，有待于经学史以及文献学人员的努力。

作者同时研究文献资料和出土器物两方面，在训诂学和考古学之间搭建了桥梁。细想起来，研究出土器物的固然是考古学，但根据古籍对这些器物的各部位定名，并不是考古学固有的研究范围。考古学的核心内容应该是系统地整理古代遗迹、遗物，然而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进行考订，属于不同层次的研究，更接近历史学以及训诂学。在此意义上，正如作者所说，研究器物名称是训诂学“自家的传统职责”（〈绪论〉语）。作者充分利用考古学的成果，虽然对考古学家的名物考论进行分析评论，但对考古学的基础工作，诸如挖掘、考订年代、拼合整理等，则全面接受考古学家的说法，并不置疑。这说明考古学家的基础工作做得好，所以能够给名物考订工作提供可靠的基础。反过来看，文献学的基础工作显得十分滞后，这一点在本书中也有所反映。如第60页引“宋卫湜说”，注“《礼记集说》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正如上文所引，卫湜说明自己编《礼记集说》“惟恐不出于人”，书中可有他自己的说法？核查《礼记集说》，知此处引文乃卫氏引“长乐陈氏”说，出陈祥道《礼书》第144卷（刘氏《论语正义》也引用陈说）。卫氏慨叹“据新忘旧，莫究所始”而编《集说》，結果所载先儒观点竟被当作卫湜说，颇有讽刺意义。又如第145页说明“‘重较’之‘重’，历来读为平声”，注1“陆德明《经典释文》注‘直恭反’，朱熹《诗集传》注‘平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检《诗集传》二十卷本作“直恭反”，可见朱熹因袭《经典释文》的反切，后来的八卷本改为“平声”，简单化而已。又如第44页说“唐代的萧嵩与杜佑不约而同地记载《大驾卤簿》”，注2“分别见《大唐开元礼》卷二、《通典》卷一百零七。”其实《通典》卷一〇六至卷一四〇名曰“开元礼纂类”，重编抄录《大唐开元礼》，内容自然重复，谈不到“不约而同”。又如第225页引宋林岊说：“，弓檠也。弛則缚之于弓里，备损伤，以竹为之。闭，一名。绁，系也。一曰置弓里，以绳绁之。〈弓人〉注‘绁，弓’，此义也。”注5“《毛诗讲义》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今案《小戎》孔疏：“《既夕记》说明器之弓云‘有’，注云‘，弓檠也；弛則缚之于弓里，备损伤也，以竹为之’，引《诗》云‘竹闭绲縢’。然则竹闭一名也。言‘闭，绁’者，《说文》云‘绁，系也’。谓置弓里，以绳绁之，因名为绁。〈考工记·弓人〉注云：‘绁，弓’……”两相对照，因袭之迹斑斑可见，林岊并无己见，这也符合《四库提要》对此书“大都取毛郑而折衷其异同”的评语。引林岊说作为孔疏说的旁证，无异以复印件来证明原件，“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凡此等问题，都是忽视各种文献的不同意义，不考虑文献中文句的来源，以致引用失当。笔者在此，无意贬损本书，也不想以这些问题为大醇小疵、美中不足。因为这些问题固然存在，但并不影响本书考订的稳妥性，而且训诂学家对文献、版本等问题从来不太在乎，拿此类问题求备于作者，犹缘木求鱼。以当代学者为例，黄焯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写〈弁言〉，说“其底本乃清孙星衍仿宋刻大徐本”，其实据影印本看，刻字拙劣，行数不同，绝非孙氏原本。徐复为江苏古籍影印本《经传释词》写〈弁言〉，说“始刊于嘉庆三年”，“采用王氏家刻本影印”，皆误（辛德勇《未亥斋读书记》有说）。直到最近中华书局新出的《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前言〉说“曾用下述宋本，即福山王氏天壤阁复刻本、日本东文研藏珂罗版宋刊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影宋抄本、藏园据宋庆元本复刻本、华阳王氏重刻宋刊本、四部丛刊影傅氏藏宋本。其中藏园复刻本卷十三末有‘湖北黄冈陶子麟刊’八字，盖上海图书馆所藏藏园复刻本即陶子麟复刻本”。两句话充分显示编者对版本文献学的不熟悉。这些版本都是宋本的复制本，不能叫宋本。珂罗版是傅增湘做的，国内各图书馆都有收藏，不知何必冠以“日本东文研藏”。几种复制本的底本是同一宋庆元本，而或称“复刻本”，或称“据宋庆元本复刻本”，或称“重刻宋刊本”，说明编者对这些版本的意义、价值无所体会，盲目因袭别人使用的称谓。陶子麟是刻书者，出版者是傅增湘，本来就是一回事，不烦“盖”“即”猜想，而且所谓“华阳王氏重刻宋刊本”疑亦即傅增湘复刻本，因为傅增湘复刻本后附华阳王秉恩校记才被误认为华阳王氏所刊。总而言之，训诂学家往往表现对版本文献的不理解，但这仍不妨他们作为出色的训诂学家。段玉裁是公认的小学大师，而比较侧重经学，因此他的学说多一份抽象、概念因素。他在主观上也重视版本，但他对版本的认识仍然十分粗浅，这一点笔者有十足的把握，尽管对段氏的经学、小学仍然佩服得五体投地。王念孙、王引之研究小学，经学色彩相對淡化，《读书杂志》的研究对象是史书、子书，王引之更声称“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二王比段玉裁更重视版本，而且善于利用。但即便二王，对版本文字的认识还有较大问题，如他们往往据类书引文改字，而文献整理专家顾千里等对此表示应当慎重，因为类书产生讹字的可能性一般不会比原书更小。可见训诂学家和文献学家的立场不同，训诂学家的目的在于讲通古书上的词句，所以用古书语言的各种规律来解释文本，务求合理。文献学家的目标在于保存古籍文本尽可能原始的面貌，不怕讲不通，因为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各种文本理当包含各类错讹，压根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理想文本，不能要求合理。当然这两者本应相辅相成，不宜互相排斥，甚至无需在文献学和训诂学之间划清分界线，但实际上学者或侧重于训诂，或侧重于文献，不能兼备。

电子版《四库全书》对我们读书提供了莫大的方便，用此利器，转眼间可以搜集大量词例。有很多古籍从来没有见过，通过词语检索才第一次认识，如林岊《毛诗讲义》笔者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开阔很多，但我们的文献目录学远远没能跟上去。大量投入资金、人力，发挥尖端电脑技术，这在短时间内成就了电子版《四库全书》。可是对其中每一部书进行目录学研究，需要靠文献学者的长期努力，而我们在这方面投入得太少而且太分散。上文指出本书中出现一些引用不当的现象，反映的就是这一问题。用电子版《四库全书》检索得来的例句在文献传承上具有什么意义，往往被训诂学家忽视。文献学对每一部古籍以及其中每一句话的来源及传承过程都应该分析清楚，就像考古学对每一件出土遗物都要说明出土在什么地层、什么状态一样。的确，一部古籍所包含的问题远比一件出土遗物复杂，可这种基础工作还是必要的。若有文献学家对《方言》版本进行过目录学研究，分析各版本的意义、价值，像《校释汇证》这种书应能做得更好。标点整理工作，也需要追求更完美。本书第139、147页两处引《周礼正义》“则周时已有金薄缪龙明金耳，不徒为汉制也”，应作“则周时已有金薄缪龙，明金耳不徒为汉制也”。第176页引《周礼正义》“少锲其轴而夹钩之，使轴不转钩。轴后又有革以固之”，应该作“少锲其轴而夹钩之，使轴不转，钩轴后又有革以固之”。这些地方作者直接抄录中华书局点校本，错误在中华本。我们应该努力减少这些错误。假如这些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本书引用历代文献更有条理的话，各种学说的来龙脉络显然可见，论述会具有历史层次的立体感，给人印象更加厚重。

没有训诂学家不读经书的。经学史、训诂学、文献学、名物学，互相之间密不可分，不应该条块分野，更不可以存门户成见。现在本书作者勇敢地跳出训诂学的藩篱，深入考古学领域，探讨名物学，获得了可喜成果。在此期望文献学方面进一步加强努力，使得整个国学有更完整健康的发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朱熹理学研究——以祭礼为中心”（项目号：2009JJD770002）成果之一。

本文原载《中国学术》总第二十八辑389—397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