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宝：吴金华先生与《三国志》研究

狂人

这是一篇早就定题的文章，多年前就不断有杂志约稿，而当时先生身体康健，重要的研究成果不断发表，总结性的成果还在进行之中，每与先生谈及，先生总是说不急不急，我也就拖了下来。不料先生于6月2日忽驾鹤而去，此文竟成了纪念文章，岂不痛哉！
先生离去时，我因公务保密性质而未能相送，心中就似从未与先生告别一般。工作生活、读书学习之中也确实不曾分别。与友人相见总有人问到先生，自己读书时自然而然想到先生的观点或先生会如何思考。先生曾为拙书《古文献问学丛稿》作序，写道：“早年我们曾经在一起读点《诗》、《书》，说些《论》、《孟》，玩玩《周易》，谈谈《老》、《庄》，翻翻三《礼》、三《传》，那时几乎是天天见面，可是曾几何时，人各一方，尽管我与华宝的研究兴趣都投向了汉魏六朝文献，但共同切磋的机会实在难找了；如今，既然华宝邀我作序，那么，就此谈谈自己的观感，以当连夕之谈，也算略释了久阔之憾。”[ 中华书局2009年版。]说的是30年前指导我们读书的情况。现在，身体不是太好的师母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我理当多劝慰师母的，但始终不敢相见。半年来我也未能走出，时时拜读先生的著作，怀想先生的音容。何凌霞博士所编《吴金华集外集选编》供于案头，先生学术纪年待续，如今哪里是一个伤心可了。思绪纷乱，30年来的一幕幕不断似电影镜头般闪现，令人恍惚。近来不断收到师友的纪念文章，何博士也提示着截稿日期，我再也不能不勉力提笔了，就当与先生做一次长谈，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先生是江苏南京人。名金华，诞生于1943年11月27日夜晚，因第二日报童高呼“金华大捷”，尊翁即以胜地名之。字企玄，恩师徐复（鸣谦）先生所赐，夫子云：“汉末魏晋之际，最可企慕者为二玄。一为郑玄，博通古今之大家也；二为玄学，富有时代精神之哲学也。”号慕朗居士，以《蜀志·向朗传》载向朗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先生慕其老而笃习，因自取此号。
先生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适逢时艰，1968年分配至徐州地区赣榆县的中学任教，以知识渊源作风正派而得学生敬仰。1978年考回母校，师从鸣谦先生，学业精进。1978年9月作词《踏莎行·回南京读研究生》记考回南京的心情：“江左书生，海隅游子，飘蓬十岁从流水。寒云才卷旧歌飞，狂尘又裹新愁起。 不是乔迁，非同鹏徙，更非衣绣还桑梓。恍如山口豁然开，秦人重返桃源里。”1981年留校任教，直至1995年调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先生毕生从事汉语史与文献学的研究，侧重于“中古汉语”的词汇研究与《三国志》整理研究，所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是训诂学与校勘学。学术专著有《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古文献研究丛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等。如今，《三国志今注》（凤凰出版社）已有初校样，点校本《三国志》（中华书局）修订工作已打下基础。而《三国志》研究的系列性项目，《三国志》新校本、《三国志简注》、《三国志》新注新译、《三国志》文本系统的研究、《三国志专题索引》、《三国志大词典》、《三国志》研究概论等等[ 先生2007年即有“《三国志》整理研究系列”计划。]，或有初步计划，或有部分样稿，或有部分成果，竟不能亲自完成，世人岂不为之一恸。真是天妒英才！
先生与我同随鸣谦夫子，以柳士镇先生发明的名词来说，算“隔代同门”，先生又是我的授业恩师，亲授《史记》、训诂学、语法学等多门课程，对我研读《史记》帮助极大。大学毕业之际，先生曾找了一辆吉普车亲自送我到单位报到，我当时连单位门朝哪里都不知道，所以常说这一辈子是吃的老师给的饭。蒙先生的信任，后来又担任先生多部书的责任编辑，比其他同学多了一种学习的机会。对先生的道德学问，更是崇敬万分。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教授在其著作《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的“《三国志》研究”一节中[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28-339页。]，历数现代《三国志》研究专家十余人，先生可以说是最后且最重要的一位。三十年来，面聆先生开示不计其数，谈《三国》更是家常便饭。因从下列几个方面，记叙先生对《三国志》整理与研究的贡献，以及先生准备做而未及做或未及完成的一些工作，期待学人更期待同门能继续先生的未竟之业。
一、以词语考释为主的《三国志》语言学研究
先生于1978年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文献学家徐复先生攻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读书期间即担任语言学家、三礼学家钱玄（小云）先生的助教，为中文系本科生辅导《古代汉语》课程。并协助徐复先生查证《汉语大词典》编纂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料卡片，在“斋舰”、“顾返”等语词研究方面受到称赞，徐先生在《读<义府续貂>识语》中就有提及。[ 见《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7页。]早期对《三国志》的研究，即以语词考释、语法研究为主，发表了《<三国志>解诂》、《<三国志>考释》、《试论“R为A所见V”式》、《<三国志>拾诂》、《<三国志>词语札记》《<三国志>词语简释》等十多篇文章。这些厚重的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赏，也为先生赢得了荣誉，1985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这些文章以及一些未刊的研究成果，达700馀条，汇为先生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三国志校诂》。笔者是此书的责任编辑，见证了先生不断修改、精益求精的过程。后来写过两篇小文介绍此书[ 分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49期（又收入《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文教资料》1995年第2期。]，认为该书的主要特色是 “重视发明、讲求实用”。具体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一）新校新释。（1）传讹至今，尚无人校理者，先生为之校定。如第24页《魏志二·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慕匹夫之微分”，先生认为“分”当作“介”，形近而讹。第52页《魏志七·臧洪传》“畏威怀亲”，“威”当作“君”，先生据1965年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残卷(存370馀字)等文献校正。（2）古义时语，迄今未见注释，或云“未详”者，为之训释。如第13页《魏志一·武帝纪》注“谭虽出后其伯”，先生认为“出后”乃晋人常语，犹今语之“过继”，列举本书、《晋书》及《周书》等5例阐释，又举出与之同义的“出绍”、“出继”、“出继后”等词，申论其说。又第283页《吴志十五·周鲂传》“启事蒸仍”，卢弼《集解》：“蒸仍，未详。”先生认为二字双声迭韵，为六朝习语，频仍、殷勤之义。先生的独到创见，随处可见。
（二）辨证误校、误释。（1）古今校者有误处，为之辨证。如第22页《魏志二·文帝纪》注引《献帝传》“心栗手悼”。孙志祖认为不应作“悼”，卢弼引何焯曰：“悼，疑作掉。”先生认为“悼”为“掉”之借字，“手悼”即俗所谓手抖，不烦改字。第225页《蜀志十四·姜维传》注“余既过苦”，卢弼《集解》：何焯校改“苦”作“苛”。先生认为“过苦”，犹言过激，不烦改字。（2）又有古今注家误释，或辞书误解者，为之辨误。如第30页《魏志三·明帝纪》注引《魏略》“卿乡里乃有尔曹快人”，辞书或释“快人”为豪放直爽之人，先生认为不确，例举三条，说明“快人”为魏晋口语，指有抱负、有能力之人。并举出同义之“快”、“佳快”各作佐证。第92页《魏志十三·王朗传》“二毛不戎，则老者无顿伏之患”，辞书释“顿伏”为“顿首伏身”，先生举出十余例说明为“跌仆”之义。这种辨证讹误的工作，如里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是很难胜任的。
（三）释疑袪惑。古书疑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者，以及古今校注者致疑之处，先生列举翔实的史料，为之辨证，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颇具卓识。如第145页《魏志二十六·满宠传》“樊城得水”，或疑“得”一作“待”，或疑皆非是，先生以为“得”字不误。第234页《吴志二·吴主传》“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前人对“部将军”三字不明，而疑衍“军”字，先生认为“部”乃部署、派遣之义。第284页《吴志十五·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登皆首服”，卢弼《集解》：“登字疑误。”先生广征博引，证明“登”为当时之义，六朝常语。释疑袪惑方面，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博考典籍，所校释多成定论。
（四）申证前说。对前人语焉不详，或虽详而不为今人承认者，先生又补增例句予以说明，助成其说。如第78页《魏志十一·王修传》“异王基于幼童”，各本多作“童幼”，先生举例说明“童幼”似为原本。第283页《吴志十五·全琮传》“权将围珠崖及夷州”，前人郁松年等已指出“围”当作“图”，而标点本仍作“围”，先生举例助前人之说。
（五）中华书局标点本标点不当，影响文义者，为之辨正。如第22页《魏志二·文帝纪》注引《魏略》“遣刺奸就考，竟杀之”，割裂了“考竟”一词。第37页《魏志四·三少帝·高贵乡公髦纪》注引《魏氏春秋》“皆列《大雅》”，《大雅》非《诗经》之《大雅》，乃妄加书名号。第119页《魏志十八·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今日出，待死，友在外”，割裂了“死友”一词，等等。
而广征博引，考校翔实，训释精允；校勘多揭出其致误之由，训释多连类而及，举一反三，则成为《三国志校诂》的基本特色。此外，该书择录卢弼《集解》问世以来的研究、整理《三国志》的有关成果101条，有的条目后附有先生自已的观点，成《三国志考释集锦》。书末附有《三国志标点本两版校记》，举出67处形成阅读障碍的文字，予以说明、辨证。这种工作显示出先生兼收并蓄、充分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方便读者的严谨学风，该书也起到了集大成的作用，对于读者总体把握《三国志》研究、整理的状况，很有益处。该书后来获得了“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
从1978年到1990年前后，先生充分运用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全方位地开展《三国志》语言研究，并对标点本存在的标点问题做了初步的梳理，解决了大量的问题，取得了初期的成果。1995年调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又有编入《古文献研究丛稿》的十余万字的《校诂外编》、《校诂订补》、《校诂外编补正》等文。2000年完成上海市社科基金资助科研项目《三国志语言研究》，将考释与校勘工作推向深入。此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从事《三国志》异文研究、成语研究、与中古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等，也都融入了先生大量的心血。
需要强调的是，先生的《三国志》语言研究是与中古汉语研究相结合的。先生认为，在“中古汉语”研究中，《三国志》不愧是大型的优质语料库，无论你选择语义学、语法学、语音学的什么课题，它都能提供丰富的语料。这一点在《<三国志>语词笺释》一文中有所体现，先生认为“我们的目光常常投向蕴藏于《三国志》的中古语词，于是便产生了如下三点印象：印象一：新词、新义层出不穷；揭示这些内容，可以大幅度增添汉语史研究的鲜活语料，有助于填补大型辞书的诸多空白。印象二：误读、误注、误译的现象不胜枚举。讨论这些内容，可以丰富古文献学的研究资料，有助于提高古籍整理研究的学术水平。印象三：要揭示上述内容，必须在宏观考察的背景下，开展以《三国志》本体研究为基础的个案分析。”[ 见《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第147页。]先生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古汉语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注重创新，注重方法，注重深度”的学术理念，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二、以文本校勘为主的《三国志》文献学研究
训诂与校勘本是难以严格区分的问题，在先生的研究中也常常是同步进行的。如1982年发表《<三国志>标点献疑》、1984年发表《三国志校点拾疑八则》[ 分别见《中国语文通讯》1982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后收入《古文献研究丛稿》。]。但从对材料的运用与成果的呈现来看，在不同时期先生的研究还是有所侧重的。先生在《三国志丛考》的《弁言》中谈到：“《校诂》是1987年撰成的，那时我还没有全面的调查过《三国志》的七种重要版本，还没有悟出陈乃乾《三国志》校点本（中华书局1959年）的误文往往来自金陵活字本。”此后，则进行了系统的《三国志》文献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为做集大成式的校注打下坚实的基础。代表性成果《<三国志>斠议》[ 见《三国志丛考》，第161-197页。]，洋洋洒洒27000字，文分六部，例举九十，是一篇校勘学的经典文章。文本研究的主要成果也汇为先生的另一专著《三国志丛考》。在《三国志》文献学研究方面，先生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通过对以前集大成著作的研究，肯定已有的成绩，指出其中的不足，有了系统、全面校注的计划。先生在《三国志丛考·弁言》谈到：“二十世纪是《三国志》整理研究成果层见叠出、异彩纷呈的时代。仅就《三国志》文本的校理而言，完成于三十年代的重要成果就有易培基《三国志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卢弼《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张元济《三国志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9）三种。毫无疑问，从文化学术史的角度深入认识这些成果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是我们不断推进研究起点的重要途径。”
先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关于易著，先生发表《略论易氏<三国志补注>》、《易氏<三国志补注>今证》，揭示其历史贡献和实用价值；发表《易氏<三国志补注>评述》，揭示其不足。关于卢著，先生则有65000字的长文《<三国志集解>笺记》[ 见《三国志丛考》，第53-150页。]，客观评价《集解》“汲取了历代集解式著述的丰富经验，展示了广采众善的博大气象，体现了筚路蓝缕的创新精神，显示出有疑则阙的治学态度”，肯定其为里程碑式的巨著，是“目前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