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巍：缅怀恩师

狂人

左二为本文作者张巍

读书的日子

2002年暑假刚结束，第一次去老师家里，我带了陕西的特产——几个大石榴。那是前一天我特地搭乘公共汽车去临潼买的当地最早成熟的品种，又大又圆又红，品相喜人。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好千里迢迢带到了上海，想给老师和师母尝个新鲜。由于师母说情，老师同意收下了石榴，我非常高兴。虽已初秋，可暑气未消，师母切开了一个石榴给我解渴，我尝了几颗，心里暗暗叫苦：这石榴，怎么是酸的啊？可吴老师连声说“蛮好，蛮好！”临潼石榴被白居易赞誉为“日射血珠将滴地，风飜火焰欲烧人”（《山石榴寄元九》），是果中珍品。可万万没想到，特地去产地买，反而买到了中看不中吃的酸石榴，哪儿是什么冰糖石榴啊！看来，买石榴一定得先尝后买。

转眼到了中秋节，我们几个买了吴老师喜欢吃的西瓜和一堆水果等去老师家里过节。这一次，吴老师和我们约法三章，其中之一便是以后再来家里谁也不能带东西，除了文章以外。到如今，我也和我的学生这样说。

到复旦读博的第二年，记得那是9月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上完老师的课之后我陪老师去北区体育馆打乒乓球。我们边走边聊。老师突然问我：“有没有在外面上课啊？”我说：“学业压力挺大的，没出去。”老师温和地说：“可以上一点儿。”还问我需不需要跟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院长打个招呼？我忙说：“不用了，不用了！多谢老师！我能来复旦跟您读书挺不容易的，我想多读点书，认认真真做点研究。以后赚钱的机会多，可这样读书的机会再没有了！”老师哈哈一笑，说：“钱不要很多，可没钱也不行。没钱学问也做不好，有后顾之忧。”

老师的一番话让我很感动。后来听师兄师姐提到，老师不太赞成研究生去外面做兼职，可这次竟为我亮了绿灯。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做不出成绩，怎么对得起老师的栽培？

毕业之后

离开复旦已经8年多了，老师一直关心我的成长。可以说，老师对于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老师曾不止一次地训诫我们要远离不良习惯，并且现身说法：“任何一种不良习惯，都不是突然形成的，就象我现在有时还背着家人偷偷吸烟一样，那是1964年‘社教’至1966年‘文革’期间沾染上的恶习，尽管明知这种行为既损害自己的健康，又污染环境，于人于己皆不利，但就是改不了。但愿年轻人永远不要沾染上类似的恶习而屡教不改。”老师的教诲我铭记于心，且时时反躬自省，警惕自己有没有沾染上什么损人害己的劣习。

如今的我早已经习惯了通往兰花教师公寓的那条走了无数次的路，隔段时间就特别想看看老师和师母，当然，还有听得懂话的小扁。参加工作之后，时不时会有去国外交流的机会，回上海之后，总是尽量在第一时间带着一份点心和一瓶外面带回来的酒去老师家里。师母这时候往往格外开恩，让老师也喝上一两杯。那真是最快乐的时候！偶尔翻开三年前写给老师的一封短信，是这样写的：

“吴老师：

您好！今天跟您喝了点酒，感到非常开心！工作几年了，还是觉得和老师、师母聊天最愉快、最温馨。天气不好，您和师母注意保暖。祝老师和师母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清楚地记得，那日天气寒冷，师母建议我陪老师去大澡堂子泡澡，老师欣然应允，对我说，“我们一边洗澡一边聊点研究的问题。”我兴高采烈地跟着老师来到了小区东边一家大众浴池。澡堂子在二楼，里面蒸汽氤氲，水温合适，没几个客人，反倒显得十分安静。我和老师聊了很多，聊我自己工作上的科研上的近况，聊所里的一些事情。老师叮嘱我好好上课，安心做研究，不断提升自己，加快修改博士论文。期间，老师还和一位看上去忠厚老实，身形单薄，上了年纪的搓澡工聊了一阵子，我在一边静静地听着，那场景让人觉得很温馨。下楼的时候，老师从口袋里抽出五十元钱悄悄跟我说：“你去把这点小费塞给师傅，他挺不容易，别让老板看见，看见了要被收掉的。”

而今时值寒冬，再回首，格外心酸！

老师平日里总是伏案工作，辛勤耕耘，没特别的事不敢耽误老师的时间，平时一直和老师保持书信往来。

老师曾在一封信中说过，“我一直强调做人、做学问都要‘老实、厚道’，自己从教40多年，虽然不敢说以身作则，但‘清白做人’、‘勤奋向学’一向是我的追求。”以此告诫众弟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迄今，“清白做人”、“勤奋向学”这八个字早已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经常用以勉励自己、告诫自己。

2010年3月，临近拙作付梓出版的日子，一天晚上，老师在电话中说，“你注意查收邮箱，我写好序晚上就发给你。”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网络，于是，吃过晚饭就跟门卫师傅打招呼说今晚不回家，在办公室加班。夜里零点左右，收到老师的邮件，在信中说：“看看行不行，你可以增加！”看着老师发来的邮件，我的眼泪稀里哗啦就掉了下来。

赶紧回复：“老师，我特别觉得对不住您！看看时间，已经深夜零点时分，让您熬夜熬到现在，深感内疚，深感不安！看了您写的序，心里又特别激动。字字珠玑，弟子不敢有所损益。谨将老师红笔之处填补。请恩师和师母多加保重！”

十几分钟之后，又收到老师的邮件：“是这一版本，加了‘的’，改了‘应当’，注意红字。”

又过了半个小时，再收到老师来信：“‘艰巨的劳动’一句，其中‘艰苦’改为‘艰巨’”。

凌晨一点，接到了老师新的修改稿。满以为这回可以定稿了，可过了一刻钟左右，老师发来一封信，信上说：“请看附件，最新的，以此为准。有个‘努力’改成了‘不断’，还补了‘的’。只有夜深人静，我才能写东西，白天心不定。”临了还加上一句“你可以增加。”

按照老师的意思修改调整好之后，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一看电脑，老师于清晨发来的邮件赫然在目：“供校对，附件。”天哪，老师那天晚上几乎就没怎么休息！我是又感动又自责，害得老师休息不好，担心老师这样熬夜身体会吃不消，敬佩老师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专精，一时间百感交集。

在日本

2010年4月，我被学校派往日本，在北陆地区的一所大学讲学一年。行前，老师嘱咐我在日本有机会多找找日本学者关于《三国志》的研究。6月，我在县立图书馆看到《三国志》一种，日本古典研究会昭和四十七年（1972年）发行、汲古书院出版的“和刻本正史《三国志》（影印本）”。翻阅之后发现每卷之首有“明长洲陈仁锡评阅”字样，想必是“陈本”了。当时知道老师处当有此版本，不知流传日本的陈本可有参阅价值？特写信请教老师：如有必要，即当复印，设法带回上海。并附上几张书内照片。老师的答复是：如果有条件影印带回，当然很好，此本在版本史上有研究价值。由于和刻本《三国志》不外借，此后的一个月，几乎一有时间我就去泡图书馆。好在有大学工作证和几十万研究费，可以在该图书馆复印，每次去从古籍阅览室借出来复印一部分，下班之前归还。就这样，管理员后来已经认识我了，我一到，她就帮我把书拿出来。

复印完成之后，我把和刻本《三国志》首页的解说翻译了一下，在寄给老师的信中说：“和刻本首页的解说先请老师过目。由于弟子愚钝，日语水平有限，边学边查边翻，破费力气，又加庶务，虽然短小，却用时许久，请老师见谅！问师母安好！祝恩师和师母健康、快乐！”兹录如下：

和刻本三国志解说

至今为止人们所见到的《三国志》的和刻本的刊记都是木板雕刻。出版社和出版发行的日期都做成了木板雕刻。其中早印的有山本平左卫门（左）植村藤右卫门（右）的二肆名，据推测头注是被加刻的，初印本的郭上处没有文字。其次是把右方的植村改刻成“二条通村上勘兵卫”版本，后印本的出版发行日期没有改动，关于出版社，上方刻着“浪华书林”，下方以下空出两行的地方刻着“涩川清右卫门（右）、松村九兵卫（左）”，那之后的后印本是奥附、高松的书店从茂兵卫到大阪的敦贺屋（即松村）九兵卫一一列举的明治的印本。因此虽然延迟出版，跟社长、社员和朋友同心合力地去寻找初印本，但还是完全没有头绪。无奈之下，取相对来说早印的嵯峨宽氏所藏本为底本，文字不清楚的地方就参考其他版本，不清楚的地方不加以修改润色。由于以上原因不仅发行被推迟，本册常见有不清楚的地方。为什么尽管后世有这么多传本，初印本却没有流传下来？很让人费解。鄙人的看法是，也许在刊刻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出版社就停业了，亦或是因为经济（营业）不景气，雕刻用的木版卖给涩川、松村了，所以包含有最初的出版社名的传本才会不存在。

到了明治时期，东京的印刷公司开始发行活字印刷版本，另外，以校者猪野中行的名义，只有《魏志》是由东京大成馆排印的。这都是明治10年（1877）时候的事。关于印刷公司版本的标点符号、读音顺序符号，大成馆刊本是只有正文里有经过校订加进去的送假名，注文里没有送假名。由于找不到木版本的初印本，只有《魏志》的送假名是经过修改的，传本也准备换成大成馆刊本，但是考虑到社员的意见，将本丛书以木版本的影印的形式集中在一起，决定延缓出版时间。最后，向将底本爽快地借与影印的嵯峨宽氏表示感谢！

昭和四十七年十一月（1972）

说明：

1.送假名：是汉字后边的假名。如：返り

2.正文右边是训读------送假名；左边是读音顺序符号（训读符号）

3.这些均为版刻，并非笔加。

老师的答复是：很好，完成了第一步。请在网上收集陈仁锡及其《三国志》评点本的有关资料。1.《和刻本解说》中，居然未提和刻本的底本是陈仁锡本，足见《解说》者之浅陋。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对和刻本做更多的说明了。2.记得上次跟你谈过，陈仁锡评点本有一定价值，可惜至今无人做深度研究。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3.望你在网上收集：（1）关于陈仁锡的研究资料，越多越好；（2）陈仁锡《三国志》评点本的资料。

转眼到了春节，国内万家团圆之际，却正是日本期末考试之时。除夕当天下班之后去超市买来一些啤酒、梅酒、清酒和一堆熟食，晚上在办公室里度过了那个难忘的除夕夜。那天给老师写了一封拜年信，并录如下：

“吴老师：过年好！您和师母身体都好吧！春节已至，弟子给您和师母拜年了！弟子转眼旅日已近一年，过去这一年，经历了很多事情，有得也有失。日子过得虽然挺辛苦，比较高兴的是终于解决了职称问题。元旦期间，日本的大学放假一周，我去了一趟东京，并在东大图书馆查阅资料，有些珍贵的汉文典籍不易借到，需要介绍函证明等文件，手续繁杂。最大的感受是服务周到，人性化，氛围很好。

之前11月下旬因公务到京都出差，住了一夜。后来写了一首五言小诗权作学舌，发给老师批评。云：

京都秋月夜，

清水鼓聲聞。

紅葉情如火，

  愁煞客遊人。

弟子偏居北陆小城，虽然气候恶劣，清冷僻远；然空气好，干净、民风淳朴。1月中旬是日本高考的日子，全民重视。监考的时候，看到各大媒体齐聚大学的考场进行现场报道。两天共安排10门科目供学生选考，每科考试时间1到1个半小时。北陆地区雨水很多，12月中旬至今大雪纷飞，连月不开。现在积雪已经一米以上。有好几次艰难地步行近一个小时到学校才发现停课的临时通知。昨天和前天就是如此。明天开始进入期末考试阶段，由于所开课程较多，需要出六七份试卷，好在平时已有准备。

这个春节远在异国他乡，在此遥祝老师和师母佳节愉快，身体安康！顺颂春安！                                               

                           弟子张巍    除夕敬叩

当夜，老师复诗一首，曰“人月圆”：

红颜白发精神好，除夕又称觞。烟花夺目，鞭炮盈耳，喜气洋洋。

银球狂舞，荧屏欢唱，此夜难忘。多情鱼雁传佳愿，祝亲友安康。

2011年3月，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的时候，也到了我该回国的日子了。幸好提前一个多月就订好了机票，否则，真不知如何是好。东京的朋友告知，那里飞回北京和上海的机票都已涨到两万多人民币一张。滞留在当地的国人被恐慌的气氛所笼罩，所到之处，都在讨论怎么回国？什么时候回国？彼时大学已经放假，我也成了自由人，在冰冷的公寓里窝腻了就出去。不过出门之前一定先看风向，只要不是东北风，就放心地骑着自行车去学校里宽敞温暖的办公室做事情，或者泡温泉。终于等到了回家的那一天，听说当地的小机场挤满了等待回国的乘客。于是精简行李，生活用品全都送给了中国留学生，资料、书籍、证件和随身衣物等打包，虽然之前已经把几箱书寄回上海，但还是有不少东西放不进行李箱。担心超重，把辛辛苦苦复印好的资料包了好几层放进了箱底，忍痛割爱放弃了平时上班穿的几件套装和一些在东京、京都旅行时买来的图书。

近几年，老师时常把给研究生授课的讲义发一份给我，让我学习。当时在日本的大学图书馆偶然翻阅一本书，是岩波文库（昭和二六年——1951）出版，和田清、石原道博两位日本学者编译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是《魏志·倭人传》、《后汉书·倭传》与《宋书·倭国传》等的合辑。由于是全日文，读起来有些困难，于是便手抄了一些条目，去年九月，抽空整理出来几条，求教老师。老师在随后的一次讲义中提到：校友张巍，去年到日本，最近发来日本学者关于《魏志·倭传》“点校”问题10条。我看了以后很高兴，因为其中大部分意见，跟我过去所做的《三国志研究长编》中的结论相同。少数意见虽然未必可信，但也有研究价值。这份名为“《魏志·倭传》助读”的讲义也发布在了当时的博客里。

附录：

老师的诗作欣赏

老师是性情中人，所作诗词往往朗朗上口，酣畅淋漓，令人拍案叫绝。如2003年10月为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专业二十华诞志喜所作的《呈徐先生》：

     转眼栽植二十年，欣看桃李欲满园。吾师今年九十二，畅论今昔数千言。胜似《梅花》奏《三弄》，高山流水风雅颂。台上台下齐鼓掌，经久不息春雷动。花甲之年笑我忙，此心如旧鬓已苍。追随吾师不知倦，忘却儿孙来身旁。身旁诸生亦卓卓，置酒祝嘏难推却。君不见长江后浪追前浪，万里奔腾前程阔。

又如2005年12月所作寄鲁国尧先生的《相见欢（登岳阳楼）》：

12月3日应邀参加《古汉语研究》杂志编委会会议，会上读鲁国尧先生所撰《振大汉之天声》，又闻窗外之大风大雨，何其壮也。翌日从长沙到岳阳，忽然雨霁云开，又何妙也。

天声一振金瓯，雨方收，携手乘风登上岳阳楼。

名胜地，眉峰隐，眼波柔，不似洋奴归国挺其头。

再如，2007年9月的 “为儿作”六首，举其一曰：

吾儿持厚道，豁达一身轻。不见鹰勾鼻，必将祥瑞迎。

想必不少人都读过老师赞誉邓玉娇的《沁园春》吧。当我把这首老师发来的词读给身边的同事们听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本文原刊《凤鸣高冈——吴金华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