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近50年出土简帛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狂人

一
     
    过去，我们做哲学史研究，受疑古思潮的影响，把先秦和许多思想史料都压到汉代之后使用，现在看来这确实有不少弊病。哪怕是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都把老子其人其书定位得很晚，否认孔子对《易》的研究，否认孔门六经传统，否认孙武其人，以为孙武、孙膑为一人。至于关于《书经》的争辩，更是众说纷坛，多数学者不承认《古文尚书》，更不敢相信有什么《逸书》。自冯友兰先生始，哲学史教科书都把《礼记》的思想放在汉代来讲。至于思孟学派和思孟五行学说，则更没有人相信其真实存在过。
     
    新中国成立50年来，考古工作获得重大突破。其中，大量的先秦、秦汉之久已失传的佚籍的出土，令人叹为观止！50年代，河南信阳出土了有关墨家、儒家内容的楚简，甘肃武威出土了记载《仪礼》的汉简。70年代，古代文献的出土震惊世界，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中的丰富的兵家丛书，河北定县汉简中的《论语》、《儒家者言》、《文子》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周易》、《黄帝四经》、《五行》、《德圣》、《刑德》等，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中的《诗经》、《易经》等。90年代，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中的《归藏》等，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中的《老子》、《太一生水》、《五行》、《性自命出》、《六德》、《缁衣》等一批早期道家、儒家文献以及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流失到香港文物市场上的楚简（其中有《尚书》、《周易》、孔子诗论等一大批儒家文献）。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的许多内容涉及诗书礼乐与心性修养。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记录卜筮祭祷的文辞的简牍和历代官私文书、秦汉法律文书等。这些文献之大部分已分别整理出版，还有一部分正在整理之中。已公布的释文亦非定本，学者们正在讨论。
     
    以上我主要介绍的是与哲学史直接相关的内容。实际上，出土文献就时代而论，不仅有两汉以前的，也有三国、唐代的等等，就内容而言，则涉及到各学科、各方面。可以预计，21世纪上半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之各方面的研讨，因出土文献的整理与运用，而得到长足的进步，取得重大的突破，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可以依凭此而重新改写古代文化史与思想史。中国的科技史（如医学史、天文学史等）、法律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俗史、艺术史（如音乐史等）、宗教史、哲学史等等，会因此而更为丰瞻。出土简帛的研究现已成为国内学术界、海外汉学界的热点、焦点和前沿课题，成为真正的“显学”。去年10月在武汉大学，今年8月在北京大学，明年在长沙，都已经或将要举行规模空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日本、欧洲和我国台湾已有专门的机构和专家在集中研究，开了多次会议，出版了不少论著。
     
    二
     
    仅就哲学思想史而论，这些文献的出土，使我们得以了解秦之前的经部与子部的一些真实内容，修正疑古学派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若干看法。我们为能读到太史公司马迁都未必能读到的材料而欣喜若狂！这些研究将丰富先秦与秦汉哲学的讨论，解决经学史与子学史上的诸多学术疑难问题，修正、改变我们某些视域与成见，促使我们以新的眼光来鉴别传世文献。宋代以来，特别是清代和近代以来，疑古辨伪的工作对于古代学术史的研究甚有补益，但“疑古过勇”与“信古过笃”一样有碍于历史的研究。今天，我们可以超越于“疑古”和“信古”，平心静气地科学地“释古”了！20世纪人文科学研究的进步，深获考古发现之赐。陈寅恪先生论王静安先生的治学方法和贡献，认为即是“取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特别是以殷墟甲骨卜辞资料来证古史。王静安先生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把考古发现的材料又分为两部分，一种是有文字的，一种是没有文字的，以之与世传文献相互参证，有文字的简帛携带了更大的信息量。从王静安的“二重证据法”到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从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到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近百年来的学术研究发生了极有意义的翻转，或者说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资料是做学问的基础。考古、文字、文献、思想史研究者们努力对出土简帛作出初步整理，其中包括：年代考订、文字连缀、考释、文本复原、注笺、与传世文献对勘比较及文化价值与思想意义的诠释等。综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认为：六经之学、之教形成与传授的时间远比人们估计的要早得多。六经是先秦最基本的教材和普遍知识，“经”并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共有资源。儒学分布范围甚广，不限于中原，儒学经典是列国教育、政治的核心内容。先秦时代，最原始的儒、墨、道家的分歧与对立，并不像后世学者所说的那么严重。春秋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互动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而深入得多，楚文化中含有大量的中原文化，如齐邹鲁文化的内容。郭店《老子》并非最早的本子，此前还应有祖本，郭店《老子》确受到邹齐学者的影响，与稷下学宫有关，因而没有“绝圣”“绝仁弃义”的主张。《子思子》早已失传，沈约认为《礼记》中的《中庸》《缁衣》《表记》《坊记》四篇皆取自《子思子》，前人屡有辑录。现在在楚地发现两种《缁衣》与两种《五行》，均与子思子有关，恐非偶然。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两篇文章，上篇论乐与心性，下篇论礼与心性，与子思子、公孙尼子的思想颇为相近。公孙尼子历来被认为是《礼记·乐记》的作者。《性自命出》是迄今为止最早最系统的心性论著作。它与《五行》构成孟子的先导。而讨论“仁义礼智圣”关系的《五行》之经（郭店楚简）和经说（马王堆帛书）的道德形上学思想已初具规模。今本《礼记》虽编定于汉代，但其中的一些篇章则出于战国早期，与孔门七十子后学有关。出土文献中直接反映孔子的言行、思想的内容亦有不少。如从帛书《易传》中，我们可以理解孔子对《周易》的创造性诠释。
     
    三
     
    从哲学史研究来看，如下课题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1.简书《归藏》，简书《周易》、帛书《易传》的特点及其与今本之比较；2.简帛中所见古文《尚书》佚文考释；3.竹书《诗经》与孔子诗论之意义与诗歌之研究；4.简帛中所见三《礼》、乐论及礼教、乐教之研究；5.简帛《老子》、简本《文子》及早期道家的流变和儒道关系问题；6.所谓《黄帝四经》问题考；7.简帛所涉及孔子与七十子问题与汉简《论语》；8.简帛中透显的思孟学派及思孟五行学说研究；9.兵家简研究；10. 墨家简及儒墨关系；11.《日书》研究，简帛所见先秦、秦汉民间宗教思想；12.简帛所见先秦天道观、天人关系论、心性论与身心形神观；13.简帛所见阴阳数术思想与道家宇宙观；14.简帛中所见刑法、政治等制度与思想问题等等。
     
    四
     
    关于出土文献与哲学史研究，仍存在不少难点：
     
    第一、经学史如何改写的问题。六经佚籍及相关文献的出土，使我们有更多材料研究六经及经学的问题，与此相关，可以进一步梳理孔子与七十子后学对经学的具体发展。当然，《诗经》、《书经》、《周易》经传、《仪礼》逸文的逐条处理、定位，仍然是颇有难度的，《礼记》中的一些相同或大体相同的文字及其思想，《管子》、《荀子》等与出土文献《儒家者言》、郭简佚籍、上博购藏楚简等的关系，《论语》版本的考订，六经及每一单经的传授世系，汉代经学及其前史。经学所涉及我国古代诠释学体系问题，十分复杂，需要下功夫探究。
     
    第二、思孟学派及《中庸》前史的讨论和先秦心性论、性命天道关系问题，是又一个重点和难点。郭店简和上博购藏简均有《缁衣》、《性自命出》（部分），马王堆帛书和郭店简均有《五行》，使思孟学派有了坚实的证据。当然，这里还涉及到曾子、子张、子游、子夏、公孙尼子、告子、世硕等人的思想问题，他们关于心性情才的讨论丰富多样。天道、天命与人性，人性与人情，身、心、形、体、情、气与心气、心思、心志的关系，“心之思”的功能及治身、治心与礼乐的关系的讨论，孟荀人性论的前史等，仍是需要下苦功夫才能弄清的问题。简帛中反映的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及“心术”问题，值得认真厘清。
     
    第三、关于《黄帝四经》的讨论，关于《太一生水》及出土文献中阴阳数术资料与先秦、秦汉宇宙生成模式，特别是道家宇宙论的问题，亦很复杂。
     
    第四、简帛本《老子》的对校及与传世本的对校，虽已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但老子思想的传衍世系，特别是加入定州《文子》竹简的讨论，比照《庄子》、《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可以找到早期道家发展的脉络。
     
    第五、出土简帛中大量《日书》、卜筮祭祷文献、文物与古代社会民间宗教观的讨论，亦很复杂。
     
    第六、出土之儒、道、墨、兵、阴阳、纵横诸家文献使我们可以修改哪些关于诸子学的成见，诸子家派分化与整合的关系，其学说所蕴含的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道德哲学、辩证智慧与特殊的知识论传统，均需加以现代诠释和转化。
     
    第七、在轴心文明时代，西方发生了“宗教的突破”，而中国则发生了“哲学的突破”，并由此奠定了华夏文明发展之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即张光直教授所说的“中国—马雅连续体”的道路，于此可以理解中西之异。出土文献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此说。
     
    第八、简帛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是一综合性的研究，决非一人一日之功可以解决，它需要各学科研究者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交流互动才能解决问题。
     
    简帛文献的出土，给予我们以新的契机和动力，促使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超越升华，进入新的境界。产生于轴心文明时代的礼乐文明和六经诸子的传统，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至今仍有其现代意义和价值。
     
    我们民族的祖先创造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可以转化为滋养现代人心灵的源头活水！简帛及其研究不仅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代，它可以促进传统精神资源的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为现代化的精神文化提供营养。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0年5月28日第12版